儒学视野下的曾国藩修身思想及实践之探析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

儒学视野下的曾国藩修身思想及实践之探析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命并提的天人观和格物穷理的理气观。 （一）性命并提的天人观 性与命是中国传统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 ，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 [10]89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天命之谓性”说：“天所赋为命 ,物所受为性 ”。 [11]78在朱熹看来，命即为宇宙万物中客观存在的天理，而性则为天理赋予万物的本性。 曾国藩继承了前代儒者的性命观，也将性与命并列相提。 曾国藩在《顺性命之理论》一文中指出：“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 ” [9]678 曾国藩认为性是存在于自身的与生俱来的天性，而命则是直接与宇宙本原太极联系在一起的。 性虽然来源于命，但是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天理之性源自天理所以纯善无恶，而气质之性是后天之性，所以有善恶之分，曾国藩这样解释道：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 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 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 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 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乂。 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 [9]536 圣人和常人都有天理之性，圣人因为保全了善的天性而成为圣人，常人因为天性为后天的物欲所蒙蔽而逐渐失去善的天性，物欲的不断膨胀使常人开始做恶，最终形成恶的气质之性。 朱熹出于 构建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提出“性，即理也。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 4 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略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11]549 曾国藩吸收了朱熹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 ” [9]467 命源自于理，理是宇宙中永远不灭的客观真理，理纯善无恶，所以命并无好坏之分。 曾国藩将命与太极（理）相联系，一方面为命的存在，命的地位分量找到了学理依据，另一方面，将命与太极相关联，给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加强了对命的敬畏和崇拜。 曾国藩虽然敬畏天命，但他并不是消极的 宿命论者。 关于性与命，曾国藩在他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中说得非常透彻。 他在日记中记载： 盖尽其所可知者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与天命也。 ……若于性份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矣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近道乎矣。 [7]560 曾国藩认为，尽于己者谓之性，听于天者谓之命，这一观点并未突破孔子所说的：“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 ” [12]但是却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主张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百倍其功以赴之”又要以“淡如泊如”的心境去“矣命”，换句话说，即 是在遵循客观规律 （天命） 的同时要 充分发挥 自身（性）的 主观能动性，达到 尊重 客观 规律 与发挥 主观 能动性 的有机统一。 同时，曾国藩也将他的性命观与修身相联系，他 在日记中 说 道 ： 思古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皆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7]459 在这里，曾国藩明确提出修身要以 天 命为 根本 ， 将对天命的敬畏存于内心，方能达到君子的境界。 曾国藩以天命作为修身之本，因此常常将天命与人事并提，以人事来领受和执行天命。 他在日 记中写道： 夜与弟论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 三恶之目曰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 贰者多猜忌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 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 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 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 [7]361 “天道恶巧”，所以就必须“知命”，玩弄小聪明，存侥幸心理，都是不能得逞的。 “天道恶盈”，所以就必须“知礼”，用礼来规范，用礼来遏制 人永无休止的欲望。 “天道恶贰”，所以就必须用仁道，用忠恕来对抗猜忌、不忠。 曾国藩将天道 与人道 互相 对应，以天道 来 规范人道，以求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 曾国藩性命并提的天人观对其一生的社会实践起着十分重要的警惧作用，惟其警惧，曾国藩一生才能戒骄戒满，也惟其警惧，曾国藩一生才能惟谨惟勤 ，最终功成身退。 曾国藩在劝戒其弟曾国荃务必畏慎的信中说： 弟性偏激，于此难免怫郁，然君父之命，只宜加倍畏慎。 余自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来平常之至。 ……弟经此番裁抑磨炼，亦宜以畏慎二字 5 痛下功夫。 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且常觉我兄弟菲材薄德，不配成 此大功。 [13]173 这封信很明显地展现了曾国藩对天命发自内心虔诚的敬畏。 可以说曾国藩对天命发自内心的敬畏，是他能够惟勤惟谦、修身养德、克己成仁的根本动力。 （二）格物穷理的理气观 理与气 的关系问题向来是程朱理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 朱熹 认为人有 “天 理 之性 ”和 “气质之性 ”，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 所以 人们应该通过 “居敬 ”、 “穷理 ”来变化气质。 曾国藩继承了朱熹的理气观，提出了以理养气。 曾国藩坚持人性理气二元论，认为人性是理与气的相互结合，因此 人性有“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 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 [9]549 因为天理是至真至善的客观存在，所以天理之性也是纯善无恶的，这一论点 显然 是正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直接继承。 虽然人天性本善，但是气质之性却有好坏之分，因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 ” [9]368 由于每个人所禀承的气质的清浊、厚薄是不一样的，加上后天又常常为物欲所蒙蔽，结果先天善良的本性就会不断丧失。 因此， 曾国藩继承了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正气”的养气说，并提出了以理养气。 气质有善有恶，不善的 气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而改变，只要肯下勤勉功夫以理养气就可以摈弃不善之气，达到圣人的境界。 ，以礼节欲 曾国藩 虽然 主张“力去人欲，以存天理” [9]348 但是，曾国藩没有像朱熹那样将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 他 认为“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 ” [9]447 肯定人天生就有欲望，正常合理的欲望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不可少的，只是在外物的不断引诱下，人会欲求不满。 一旦放纵欲望， 人就会 沦落为与小人无异的鄙夫之流。 所以天理不能违背，人欲不可放纵。 曾国藩认为礼与理是相 互贯 通的。 他说“礼者，文也 ”。 [9]259礼最早出现于 《礼记》：“先王之立礼也，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 无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