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连锁经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的福利依赖问题本科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

餐饮连锁经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的福利依赖问题本科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他们收集的资料表明：第一，享受低保福利一年以上的人占被调查者的四成。 即 %的人享受时间在 1年以上； 18—59岁的成年劳动人口中也有 %的人享 受低保时间在 1年以上，存在福利依赖。 第二，找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低保对象主动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从 18—59岁的低保对象中只有 %的人表示自己最近一个月主动找过工作，而 %的人表示没有找过。 第三，存在着对低保福利的依赖心理。 在回答 “在什么情况下会自愿放弃低保 ”时，只有 %的人表示看到比自己更困难的人没有吃 “低保 ”时自愿放弃， %的人则表示当有一份较满意的工作时自愿放弃低保， %的人表示不可能放弃低保。 另外，此二位教授在走访中还了解到，部分低保对象尽管依靠低保福利过 日子，但是可以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打麻将，或聊天，悠闲自在、心安理得。 而当一些上下班的职工对他们流露出 “羡慕 ”的眼光时，他们中甚至有人得意地说 “共产党好，不做事都吃得饱 ”。 更有甚者，认为获得低保费是自己的基本权利，享受理所当然 [9]。 笔者通过在 20xx年 10月到天津市南开区双峰里社区的走访调查，与负责低保的相关工作人员的交流中发现，现实中确实存在着 “低保养懒汉 ”现象。 如该社区就曾介绍有工作能力的低保对象到社区从事环卫工作，但后来低保对象以自己身体不好等原因推辞上班；另外，社区也支持低保人员在社区内设摊， 鼓励通过劳动获取收入，但响应的人相对较少。 据该工作人员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低保资格附带着许多的优惠条件，如小孩学费抵免、过节慰问、生活杂费补贴等等。 而相反地，如果低保对象参加了工作，不说工作中需要担负责任有工作压力，工作收入还可能不如低保收益，因此造就了一些低保对象宁愿选择吃低保，也不愿参加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 福利依赖产生的原因分析 对于我国福利依赖问题的产生原因，本文分别从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进行了分析，外在原因主要有：制度惰性，隐含税率因素，附带福利过高，工作的不稳定性；内在原因主要有：工作技能 较差，就业观念守旧，对再就业的期望值偏高 ,心理失衡等。 外在原因 制度惰性 我国城市居民低保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保障城市贫困者的基本生存条件 ,这与当时的爆发式产生的城市贫困形势是对应的。 但是这种即时性的制度设置也可能会造成某些长期性的制度弊端 :即专注于 “生存保障 ”而忽视 “生活发展 ”。 就目前来说，低保制度的制度惰性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过低的标准不利于资产积累。 由于绝大多数城市低保线的制定都是在财政压力下 “左顾右盼 ”的结果 ,因此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状态，即 “生存 ”。 对此 ，程胜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 “一项针对济南市的调查显示 ,低保家庭拥有的资产很少 ,如果不包括房产 ,被调查家庭的家庭资产平均值只有 5815元 ,中位值仅为 20xx元。 这说明如果不包括房产 ,有一半的低保家庭资产不超过 20xx元 ”[10]。 因此它们不能为以后的发展进行必需的资产积累。 第二 ,形成 “制度孤岛 ”,缺乏制度衔接。 低保制度以 “保障 ”为基本取向 ,扶助贫困者发展自身能力及创造市场机会的取向较弱 ,倘若有相应的制度支持来完成后一项任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压力将会减少 ,其制度惰性也将 减弱。 遗憾的是 ,目前的制度衔接仍然存在问题 :一方面 ,促进就业及再就业的制度设置乏力。 另一方面城市中另两条保障线：即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各自为政 ,对低保制度支援有限。 制度惰性使得低保有能力者只能在低保中挣扎而没有足够的能力自力更生 [11]。 隐含税率因素 在我国是先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然后调查申请人的家庭人均收入，当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时，就按其差额进行补助，即补差式救助。 这种方案表面上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反过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享受这种低保福利的家庭收入每增长一元钱，就要减少一元钱的补 助，相当于征收了 100%的个人所得税，为了不减少低保福利，就可能选择不劳动。 附带福利过高 当前的低保工作已经转向 “综合低保 ”，政策是按不断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的思路来设计的 ,从原来的单纯生活低保到现在的生活、医疗、教育、住房等一系列保障措施。 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低保的保障水平还比较低 ,但是以上的政策组合使 “低保证 ”的含金量大增 ,低保已经成为许多人争取的 “香饽饽 ”。 低保制度中的附带福利主要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廉租房以及其他优惠和帮困措施。 各项附带福利相加后的金额相当可观。 因此 ,许多基层的低保 管理人员把低保卡称为具有高附加值的 “金卡 ”。 而退出低保也意味着附带福利的丧失。 即使低保补差金额少至数元 ,但一些低保对象仍紧抓低保不放 ,因为他们看到 ,继续领取低保可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附带福利。 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走向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动机。 工作的不稳定性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低保对象是因社会经济转型，个人就业能力偏弱而不得不下岗失业的，因此，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他们往往只能从事一些非正规工作，工资低、稳定性差，而且再次失业后能否再次成功申请低保也是个未知 数，这些就构成了阻碍低保对象走向工作岗位的摩擦力。 内在原因 工作技能较差 低保人员中较大比例的是 40～ 50 人员，他们认为，在过去自己该读书的时候， “四人帮 ”不准读，该考大学的时候，又弄去下农村；后来回来工作，技术不好，又碰到减员增效，企业破产等；几年下岗失业，所有的东西 (企业的技能 )都丢光了，赶不上时代的发展；想学技能，但考虑学好以后，人的年纪更大了，现在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何况 40～ 50 岁人员呢，丧失了学习的信心 [12]。 就业观念守旧 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的文化素质大多不高、技能单一、年龄也没有优势，但他们择业时的要求却不低， “想找工作轻松，薪水高，离家近的工作 ”，从而导致 “就业难 ”[13]。 有些低保人员要面子，觉得从事工资低、地位低的工作就是丢了脸面，使得某些低保人员宁愿赋闲在家，靠微薄的低保金生活，也不愿意接受就业再就业。 心理失衡 低保群体中不愿工作的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见工，一次又一次失败，最后挫伤他们的自尊心，身心疲惫，而对工作机会表示失望。 而且由于低保对象中存在着年龄偏大的特点，一些人从心理上感 觉到这一生已经没什么奔头，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有什么成就，于是悲观主义思想使自己放弃努力，从而选择依赖国家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下的休闲生活模式。 3 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 自 20世纪末，美国、英国、瑞典等发达国家， 为了抑制越来越高的福利支出， 纷纷在社会福利领域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改革，采取积极的救助手段来增强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的工作信心和能力，尽可能地让他们重返劳动力市场。 我国的各项福利制度的制定、推广晚于发达国家，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策略，少走弯路，尽快完善社会安全网。 英国的福利改革从撒切尔夫人 “抑制 福利依赖 ”到布莱尔的 “第三条道路 ”，将 “消极福利 ”改变为 “积极福利 ”，致力于消除结构上的不平等，提供人们有尊严与自我实现的发展机会。 “第三 条道路 ”理论认为，尽量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也无法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重点应是把这些支出引向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训练与就业这三项基本措施，从而将英国从 “福利国家 ”改变为 “社会投资国家 ”，推动 “市场机制激活福利机制和劳动力市场 ”，通过促进就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引入私人要素等措施，以解决福利依赖、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 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美国因越来越严重的福利依赖问题 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影响比较深远的是克林顿时期通过的 “个人责任与就业机会折衷法案 ”。 在 “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折衷法案 ”计划中，耗尽了受益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进劳动力市场。 在法案改革中，最彻底、影响最深远的是 “未成年孩子家庭援助 ”项目的改革。 改革彻底废除了 “未成年孩子家庭援助 ”的称呼，代之以 “贫困家庭临时援助 ”(简称 TANF)。 这不只是名称的改变，也是美国福利制度理念的转变。 具体表现为：。 克林顿力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把单纯救济和普遍福利改为工作福利和有限救助。 联邦政府要求各州必须有一半的受益者每周工作 30小时。 各州可以制定更严格的计划，而如果各州不能使福利接受者参加工作的比例达到某一设定值，它们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 劳动力进入市场的障碍。 美国各州为福利受益者做技能评估，许多州还协助个人制定发展计划。 各国的改革呈现出非常强的相似性，集中表现为以积极的救助手段代替传统的消极手段，用选择性原则而非普遍性原则去确定救助对象，更加突出了被救助者的义务而非权利。 工作福利制是各国救助制度改革的核心模式。 工作福 利制是一种更为积极，也更为严格的福利制度。 其核心价值观是工作伦理 (work ethic)，即 “能够工作的人决不能永远依靠福利生活，而有工作的人不能生活在贫困中 ”。 工作福利制通常采取工作体验的形式。 工作体验，又称 “社区工作体验 ”或者 “社区服务 ”，被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