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比起他们的前辈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整体素质上有了大幅的提高,有的还受过一些专业技术培训。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 意识和价值标准发生了质的变化,自我期望值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开始关注个人价值,对公正待遇的诉求强烈。 他们已不再把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外出务工的目的和动机已不再纯粹是挣钱以贴补家用,不甘于出卖廉价劳动力,做一名 “体力型” 劳动者,而对现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强烈的追求,对人生和事业也谋求能有更好的发展。 然而,第一代农民工从事的一般是苦、脏、累的行业和工种,以一种近乎不计成本的方式出卖劳力,谋求比务农更高的收入,还没有对成本作精打细算 [4]。 现实的务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与 “有工就打” 的第一代农民 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性更强,追求也更高,不仅表现出对外出务工成本与收益的精打细算,而且还将这种外出务工的流动视为改变生活状态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但问题在于,许多外出者在决定外出时,考虑更多的是收益,而对外出务工的环境以及劳动的强度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他们真正外出务工时,才发现预期与现实的务工环境之间有巨大的反差。 而当他们的愿望和动机在城市遭到残酷的打击时,他们便会滋生离开的想法,以寻找能够实现自己抱负的归宿。 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不再基于生存的理性,而是在经济理性驱使下,注重 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谋取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的不仅是更多的经济收入,而且是 “划得来” 的经济收入。 近些年来 , 伴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的不断上涨 ,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也大幅上升。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 , 劳动力的价格应 7 该与劳动力的价值相适应 , 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 但现实是 , 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到的工资待遇却并未随之提高。 另外 ,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还有着通过外出务工学到致富本领 , 提高自身能力的愿望 , 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没有吸引力的收入与没有前途的职业逐渐 使他们失去了继续工作下去的动力。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 获取信息能力的增强 , 使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了更强的流动性和选择性。 第一代农民工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 , 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从差的企业流动到好的企业 , 从差的城市流动到好的城市。 当他们遇到糟糕的务工环境时 , 会作出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反应 , 选择 “用脚投票”, 遇到合适的机会就“跳槽” ,哪个划算干哪个 , 哪里有钱到哪里去。 从制度认同情况看 , 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 , 对农民身份也赋予了新的社会涵义。 第一代农民工对制度赋予的 “农民” 身份一般认同程度比较高 , 但新生代农民 工则不然 , 他们不再把户籍作为划分农民与非农民的限 ,而是把从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作为界定身份的主要标准。 社会之所以仍然把他们视为农民 , 他们中多数人认为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规定和城里人的歧视 , 因而难以认同这种制度性的身份界定 [4]。 8 3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问题的特殊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2]。 (一 )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 20xx 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 %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 3000 元 /平方米以内,有 19%愿意承受 30014000 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 4000 元以上的只有 %。 然而,据调研, 3000 元 /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 3000 元 /平方米。 例如,东莞市当前的 房价已经接近 6000 元 /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 3500 元 /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 5000 元 /平方米以上。 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 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 20xx 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 %,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 %。 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 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 %,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 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 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 他 9 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 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 , 20xx 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 %随同父母流动,只有 %留守农村。 然而,农民工 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 20xx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 63%,上海为 49%,广州仅为 %。 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 %,上海为 %,广州高达 %。 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 3 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 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 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 最低生活保障。 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 %和 %,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 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 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 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 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 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 %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 %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 %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 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 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 10 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 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 “半成人” 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 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 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 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 “感情孤独” 作为困难的首选。 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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