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开发报告-主报告(编辑修改稿)

西北开发报告-主报告(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更多财富的象征。 结果，不仅造成了草场的过量载畜、植被破坏和草场退化，而且也造成了牧民收入水平的长期停滞。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企业和个人害怕别人赚钱，这种意识的普遍化，也严重妨碍了本地优势产业的应有发展。 西北地区观念落后，还表现在民营经济难于更快发展上。 到目前为止，西北地区仍然是国有经济占绝大比重，民营 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都非常低。 官本位是人们行为处事的基本准则，传统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 个人和企业对政府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对中央过度依赖，“等、靠、要”现象相当普遍。 到目前为止，仍有大量国有企业冠以行政级别。 许多企业的厂长、经理常常不是按“市场”规律办事，而是看“市长”脸色行事。 如此等等，分别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反映了西北地区观念落后的程度与状态。 西北地区人口增长快，平均文化水平和素质低。 人口增长快。 建国以来，西北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49年至 1982 年， 西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同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为 ‰； 1982年至 1999 年虽然降为 ‰，但仍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 ‰的水平。 经济落后、观念落后、早婚早育、多胎生育是导致人口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 青海的早婚率高达 %，仅次于西藏（ %），宁夏虽然较低也达 %。 少数民族家庭生二胎、农牧民家庭生三胎的现象相当普遍。 人口平均素质较低，文盲半文盲率较高。 除新疆外， 1999 年西北其他省区文盲半文盲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青海文盲半文盲率为 %，甘 肃为 %，宁夏为%。 甘肃省 41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 %。 青海农村牧区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达 %。 青海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 90%，而纯牧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 70%，个别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 30%。 目前，青海省还有 10%的地区只能普及三年或四年义务教育；宁夏南部山区还未普及六年义务教育。 西北地区人才增量不足，人才存量大量外流。 人才增量不足。 西北地区虽然高等学校不少，但分布极不均匀。 例如，西安市有高等院校近 40 所，几乎占 去了西北地区高校总数的一半，影响了人才增量的均衡分布与供给。 此外，职业教育普遍滞后，各种实用型人力资源供给更是严重不足。 1998 年，全国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在校生数占中等学校的比重为 %，而西北地区只有 %，其中宁夏为 %，甘肃只有 %，青海只有 %。 年轻科研骨干大量外流，人才存量流失和浪费严重。 例如，近五年来甘肃外流的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专业人员、科研与教学骨干占 70%左右，年龄基本都在 45 岁以下。 陕西流失的各类人才中，电子、生物、新材料专业约占 50%。 而尚 未外流的人才，由于体制限制，也有很多得不到充分利用。 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居民收入水平低。 人均 GDP 水平相对下降。 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西北地区人均 GDP 为 322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 %。 到 1999 年，西北地区人均 GDP 虽然增加到 4498元，但其相对水平指数却下降到了 %，即人均 GDP 的相对水平比改革开放之初下降了 个百分点。 除新疆人均 GDP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西北其他省区人均 GDP 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甘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陕西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宁夏和青海也分别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和 %。 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低。 1999 年，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五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 %、 %、 %和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 %、 %、 %和 %。 如果按加权平均数计算，目前西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0%和68%左右。 目前，少数民族聚居 区的脱贫与发展仍然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各省区党委和政府的努力下，西北各省区的农村脱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在新疆、青海、甘肃、宁夏 4 省区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和发展仍存在诸多困难。 这 4 个省区尚未脱贫的少数民族人口约 160 万，约占 4 省区少数民族人口总数 (1741 万 )的 %。 其中新疆、青海、甘肃三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贫困人口分别约为 万、 万和 37 万，分别占本省区少数民族人口的 %、 %和 %。 宁夏回民聚居区贫困人口尚有 万。 工业发展落后。 虽然经过近 50 多年的建设，西北地区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获得了很大发展，但层次低、投入产出效率也低。 1999 年，西北地区人均实现工业增加值只有 140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 城市化水平不高。 虽然西北地区的很多城市具有很高的“首位度”，但中小城市发展滞后，全地区城市化平均水平很低。 1997 年，西北地区显性城市化率（指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仅为 %，隐性城市化率（指目前仍为农村户口但居住在城市或小城镇、并从事非农产业的隐性城市化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率）则只有 %，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个百分点和 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低 个百分点和 个百分点。 城市化水平低，在客观上也影响着西北地区产业水平的提高 4. 西北大开发的制约因素 西北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企业竞争力较弱。 产业发展层次低。 虽然从总体上看，西北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已跃居首位，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呈现“二三一”型格局，基本与全国情况一致。 但全地区仍有近 60%的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是一个低水平的产业结 构。 产业内部结构层次也不高。 例如，在农业部门中，种植业比重较高，林牧渔业比重偏低。 种植业内部则是粮食比重偏大，粮经比例失衡。 陕西、宁夏和甘肃粮经比例（ 1998年，按产值计算）分别高达 : :1 和 :1，大大高于全国 :1 的平均水平。 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仍是西北地区农业的突出特点。 工业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 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工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资源型特征。 能源和原材料等初 级产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缺乏深加工工业，工业生产的产业链条短、层次低。 而且，各地区对资源综合利用的程度较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大量具有较高价值的镁、锂、锶等优势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企业竞争力十分低弱。 西北地区国有企业比重过大，市场机制还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国有经济一直占有很高的比重。 1999 年，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中，西北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个百分点。 其中，陕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重为 %，甘肃为 %，宁夏为 %，青海为 %，新疆为 %。 除宁夏外，其他省区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西北地区中央隶属企业多，有些省区工业产值一半以上来自中央企业，地方工业所占比重较低。 受条块分割的影响，市场开发与生产经营上的“两张皮”现象特别严重。 民营经济数量和规模均很小。 国有经济改革滞后，非公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严重滞后，加上市场闭塞，必然使市场机制无法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并处于从属地位。 1999 年，西北地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无一例外都出 现了全行业净亏损，实现利润总额为 亿元，工业资产负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总资产贡献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些情况均从不同角度表明，到目前为止西北地区的企业经营机制还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脱节，市场机制还处于从属地位。 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低，外资引入力度小，进出口贸易额少。 对外开放水平低。 虽然早在 1992 年西北地区一些沿边城市（如伊宁、塔城、博乐）以及五个省区的首府城市就对外开放了，但受地理条件、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 策等因素的限制，到目前为止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仍然很低。 加上国家给予西北地区的政策优惠力度还远不如沿海地区，加之观念保守、不能用足用活政策，外资引入的力度也就必然较小，数量也不可能多。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一直很少，所占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1985 年西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为 %， 1990 年己降为 %， 1995 年下降为 %， 1999 年进一步下降为 %。 到 1999 年底，西北五省区共有利用外资项目 7099 个，协议金额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86 亿美元，仅分别占全国的 %、 %和 %。 另外，西北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小、且资金到位率较低。 例如， 1999 年西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到位率只有 %，其中宁夏为 %、新疆为 %、甘肃为 %，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 %的水平。 5. 西北大开发的制约因素 实施西北大开发，必须首先确定一个统领全局的总体思路。 没有一个总体思路，实施大开发就不可设想。 要根据西北地区拥有的各种资源的优 势与劣势，包括自然资源、人口资源的状况及其优劣和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制度资源的状况及其长短，按照中央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总体部署，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大开发的总体思路。 根据我们的调查，实施西北大开发的总体思路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在指导思想上，一定要坚持从大处着眼、从“不大”处着手，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实施西北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西北地区要逐步缩小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就必须在认真总结东部沿海地区实现经济 起飞和发达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本地实际和特点的再创新。 要切忌急于求成、贪大求快。 要从西北地区的客观条件与实际出发，放眼长远，立足当前，扎扎实实地推进大开发工作，选准“特”、“小”，力求“精”、“好”。 在总体思路上，既要坚持后发地区必须实行的“赶超”战略，又要坚持实行当代社会已经普遍认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走“赶超”与“可持续”并举、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共同振兴的发展道路。 在大开发目标上，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富民强区”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大开发的根本 目标。 区域经济大开发与国民经济大发展一样，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加人民群众的经济福利，而不是为了开发而开发。 如果在大开发中经济总量增加了、物质财富也大幅度增加了，但民众的经济福利没有实质性增加，人们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伴随的是生态环境的大破坏和贫富悬殊的加剧，那么，这种增长就是形式上的、不可持续的，本质上是一种早已被人类放弃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必须将大开发和大发展的根本目标转到可持续协调发展上来，转到“富民强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民经济发展力以及地区经济竞争力上来。 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安排上，要力争一个比东部高得多的持续高增长。 相对而言，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比东部沿海地区落后整整一个阶段。 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进至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而西部、特别是西北的大部分地区则还是刚刚进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除此以外，西北地区的经济体制、市场结构、投资环境（包括软环境）等等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这种现实，在客观上决定了西北地区大开发的难度。 西北地区要实现较大发展，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就不能不通过较大努力、突破常规，以超过全国甚至东部沿海地区平均水平的速度 ，实现西北地区经济的持续高增长。 根据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第十个五年计划和 20xx 年长远发展规划的建议，如果今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持续保持 7%的话，那么，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大跨越，就必须至少保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5%~10%的增长速度。 只有保持这样一种增长速度，才有可能在其他条件配合较好的情况下，用 14~27 年的时间，使西北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目前仅相当于全国 %的水平，逐步提高到 %的水平。 若再提高 5 个百分点，达到 %的水平，则至少需要 23~47 年。 可见，“赶超”之事，说着容易，真的做起来，并不轻松。 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中国加入 WTO 已成定局，我国经济已经告别短缺，全国范围内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传统的主要依靠外延式数量扩张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也已步入实质性操作与推进阶段，如此等等，这些条件的变化都将对西北大开发及其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地区实施大开发，就不能不以新的姿态、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争取一个比东部高得 多的持续高增长。 在战略部署上，要把“更新观念、改善环境、优化结构、创新制度、扩大开放、科教先行”作为实现大开发的前提。 为实现西北大开发的长远目标，未来 5~10 年内，在具体部署上必须首先特别强调更新观念、制度创新、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同时还要把改善生态和交通环境、调整和理顺关系、选择和实施新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等等置于十分突出的位置。 否则，西北地区大开发、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大发展、西北地区实现新的腾飞，都将是一句空话。 在具体工作中，要坚持“统筹 规划、合理布局、长短结合、分步实施”的原则。 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