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申论标准表述总结(编辑修改稿)

最新申论标准表述总结(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 纪委第七次全会上，从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全面阐述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问题，强调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全党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 各级政府、各部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学习，全面贯彻落实。 结合政府系统工作特点和当前实际，要特别强调厉行节约，规范职务消费，降低行政成本。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要始终牢记 “两个务必 ”，办一切事情都要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精打细算，讲求实效，反对大 手大脚，奢侈浪费。 一要严格控制公务消费。 现在人民群众对职务消费过多和行政成本过高议论很多，意见很大。 各级政府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严格规范政府机关公务接待，改革公务接待方式，探索公务接待社会化的途径。 要严格控制会议、差旅、出国考察和公务用车等支出，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 严格管理和规范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职务消费。 将政府机关各种公务消费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并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广泛监督，对各种奢侈浪费行为要严肃查处。 二要下大力 气解决会风文风问题。 会风文风反映政风，反映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反映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会议多、文件多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 文山会海不仅耗费干部大量精力，而且浪费政府大量资源，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控制会议规模，提高会议质量，减少文件数量，增强文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要全面清理和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节庆、达标评比和表彰活动。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显著降低行政成本，加快建设节约型政府。 五、继续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损害群众利益的实质，是一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或行政不作 为的问题。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要关心和解决群众的疾苦，各种权力都必须用来为人民谋福祉。 各级政府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群众办实事。 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 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认真落实 “两免一补 ”政策， 确保农村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 继续解决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严格规范学校办学和收费行为，对学校乱收费的，要严肃追究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 二是继续整顿和规范食品药品生产、流通秩 序，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行为。 切实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和收费行为，规范新药审批和药品价格核定办法，认真治理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和商业贿赂。 三是解决城市住房存在的突出问题。 各地方、各城市都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努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深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依法打击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等环节的违规违法行为。 四是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严肃查处环境保护方面的违纪违法行为。 五是坚决查处农村乱收费，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同时，要坚决 纠正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水库移民、企业改制、安全生产、涉法诉讼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继续查处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等问题。 “革除部门利益 ”标准表述 部门利益是指行政部门偏离公共利益导向，追求部门局部利益，变相实现小团体或少数领导个人的利益。 在讨论部门利益之前，我们应首先弄清政府各部门是不是利益主体。 首先应承认政府部门也是一个行为主体，但这个行为主体是代表公众利益的行为主体，或者叫公众利益主体；其次，作为公众利益主体的政府部门，有自己的正当利益，但必须对这个正当利益进行严格界定，政府部门不是独立的特殊的 利益主体，因而一定要把它的特殊利益排除掉；第三，作为公众利益主体的政府部门，在进行相关决策及公务执行过程中，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不仅不能过多地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是根本就不能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而非量的问题，必须要把这条缝隙堵上。 因此，必须解决部门利益问题。 我国 “部门利益 ”问题的现状： 一、部门利益问题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 在具体行政过程中，有些政府部门对凡是能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则积极 “作为 ”；凡是与部门利益相抵触、难以谋取部门利益的，则消极 “不作为 ”。 这使得一些能维护、增进国家利益的 重大决策（如《反垄断法》、燃油税、内外企统一税率、数字电视标准等）迟迟未形成共识而难以出台，而一些对国家利益有消极影响的重大决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行业垄断、外企 “超国民待遇 ”以及很大一部分出口退税等）迟迟难以取消或调整。 行政执法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督管理，这也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 二、部门利益问题助长行政腐败。 部门职权与资源配置结合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审批（特许与垄断经营权等）。 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审批必然引起 “寻租 ”盛行，导致行政腐败。 如国家某 “委 ”本应是一个主管中长期规划的超脱部门 ，但实际上，既承担宏观调控，又负责项目审批，权力过度集中。 实践证明，部门利益必然使之忽略宏观趋势把握，重视具体项目审批；借宏观调控之名，强化行政审批。 例如 20xx 年全年审批 20 万元及以下项目高达 800 个，与该 “委 ”职工数相当。 这不仅造成宏观调控手段的错位（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手段），而且引发与其他中央政府部门职责冲突，并和相关地区、行业利益紧密连在一起，成为中央政府部门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焦点。 三、部门利益问题导致经济运行成本的增加。 部门利益膨胀使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隐形超编 ”（从外部 “借调 ”）普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开支 50%以上用于 “养人 ”（发达国家一般在 20%左右）。 某教育机构年招收学员约 1200人，而在册工作人员 1400 多人，农民工 1500 多人，退休员工 800 多人，教职员与学员的比例约为 3:1，效率明显低下。 部门利益膨胀使得行政收费难以清理取消，损害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借权谋利正使公权部 门向自利性组织演变。 研究显示，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约为 8000 亿元。 若能够规范清理收费，全国每年将增加 60 万～ 80 万户中小企业，可新增 600 万～ 800 万个就业岗位。 能源、电信 、铁路等行业，借助垄断，维持垄断高价，获得垄断利润，造成财富分配扭曲和资源配置恶化， “煤电油运 ”全面紧张与行业垄断存在紧密关联。 四、部门利益问题增大国家经济风险。 长期以来，先部门利益后国家利益，重部门利益轻国家利益，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甚至为部门利益而不惜牺牲、损害国家利益等行为，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大国家的经济风险。 部门利益的一个重要外在体现，就是机构超编、预算超支，由此造成财政开支压力不断增大，使得政府本应承担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得不到有效实施。 正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外 企长期享受 “超国民待遇 ”未能适时调整，这不仅不利于中资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加重我经济对外依赖。 更不利的后果，是制约我有关产业的长远发展，使得国内比较完善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尤其是作为 “工业之母 ”的装备制造业面临严峻态势，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 “排头兵 ”有些为外资企业所控制。 由于行政力量保护，垄断企业内部治理普遍存在严重缺陷，隐含着重大经济风险， “中航油 ”、 “中棉储 ”以及国有银行大案要案不断等，就是集中体现。 五、部门利益问题增大国家政治风险。 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代表集团或个 人利益，损害大众利益，必然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损害党与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 一些部门决策往往反映的是强势集团的利益，社会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利益被严重忽视。 因为部门利益，政府袒护地产开发商，被拆迁户利益得不到保障， “抗法 ”与 “上访 ”不断；火车票每年到点调价，而且总在普遍反对声中 “听证成功 ”，引发大众不满；工商、质检等肆意收费，导致创业艰、就业难等。 部门利益使一些改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严重偏离社会公正方向，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 我国 “部门利益 ”问题的原因： 一、公共权力市场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部门形成 了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的 “条条 ”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部门中仍多多少少存在或新生一些下属企事业或中介组织。 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部门本位主义由此而不断增强，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事业逐渐演变为利益共同体，主管部门给予下属企事业以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而下属企事业则向主管部门输送经济利益；经济改革激发了人们的利益观念，一些 “利益觉醒 ”的政府部门成为了事实上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开始用手中的权力主动牟取利益，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政府职能也处于转变中，各部门的职责难以清晰、科学界定 ，部门关系还有待理顺。 因此，有的 “利益觉醒 ”部门趁机不断强化、扩展职权，巩固、谋取部门利益。 二、立法体制不规范。 一方面，我国立法机构存在缺陷，人大在立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尚待确立，人大代表不是职业化，相关专家比例低，不能或难以自主立法，只能委托行政职能部门代为起草。 另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制订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有时监督不力。 国务院有关法制机构在相关人员数量与素质上难以保证；而在立法的公正性与执法的便利性上，难免向部门倾斜。 因此， “部门立法 ”与 “法出多门 ”情形突出。 三、财政制度不健全。 现有的财政体制缺失 强化了部门利益。 至今，我国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 “公共财政 ”制度。 西方国家很早就实行 “零基预算 ”，每年在制定预算时，皆从零开始，重新编制。 如今一些国家采用更为先进科学的 “绩效预算 ”。 我国名义上引进 “零基预算 ”，实质仍按 “基数预算 ”运作，即确保上年预算基数，并逐年上升。 因此，有关财政政策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既得利益的确认上，导致财政开支刚性，部门机构超编超支。 四、利益集团施加影响。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以及政府拥有广泛资源与强大干预能力，我国的各种 “利益集团 ”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 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务部下属的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拿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我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 这是我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外企长期保持 “超国民待遇 ”不变以及内外企税率未能统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是金融（四大银行、一大保险）、 能源（电力、石油）、邮电（邮政、电信）、运输（铁路、民航）、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 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或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如自然垄断、国家安全、为政府赚钱等）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维持垄断。 三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或通过显形与合法途径，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 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来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即所谓 “黑嘴 ”）；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 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 “话语链 ”，以对抗宏观调控。 五、部门内部制约力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职能部门实行的是 “一把手 ”负责制，容易导致行政监督与制约缺失，往往使得领导个人意志成为部门意志，而所谓 “部门 利益 ”往往也是部门领导利益。 市场化使行政职能部门作为经济利益主体更加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使领导集体易于形成 “利益共同体 ”。 在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的维护力量与衡量标准的情形下，职能部门便从 “部门利益最大化 ”而不是 “国家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出发，来制定本部门的方针政策。 我国 “部门利益 ”问题的对策： 一、限制部门起草立法的权力，建立回避制度。 尽快完善立法程序，法律的制定、修改应在人大的主导下招标，建立起立法起草回避制度，通过完善委托起草和招标起草的立法模式，实现立法起草的第三方参与，并将委托立 法和招标立法所需的各项工作经费纳入每年的财政预算。 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完善财政监督机制。 政府应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投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行政管理和政权建设等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 明确以国家税收为主要收入来源，控制直至取消行政收费，废除 “自收自支 ”与 “收支两条线 ”，将预算外收入统一纳入预算，以国家预算为主要支出形式，行政部门经费来源与开支公开透明，做到完全由国家预算控制。 实行 “阳光工资 ”（收入公开、透明、统一），行政部门都吃 “皇粮 ”，禁吃 “准皇粮 ”和 “杂粮 ”。 各部门财会人员应由财政部门收编 归口管理，并在部门间进行轮换。 三、建立与健全司法机关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在我国可以考虑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扩大受案范围，继续完善《行政复议法》，扩大复议的范围。 适时创设 “行政公诉制度 ”，公诉主体是检察机关，公诉的对象是行政 “作为 ”与 “不作为 ”，维护公共利益，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四、限制与削弱境外利益集团与垄断利益集团的强势地位，规范民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