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编辑修改稿)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的，诗作中形象化的思维方式也没有大的变化。 在掌握了作者的修改的情况下，依据发表的文本来讨论牛汉最初写作时精神上的特点与运思的特点，还是可以达到比较准确的层次的，只要研究者尽可能应该注意到其文本的相异性。 牛汉一向认为： 任何一首真正的诗，都是从生活情境中孕育出来的，离开产生诗的特定的生活情境是无法理解诗的。 （ 20）他的这些诗作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这些诗歌的写作，也有见证人，与牛汉一起在干校劳动的绿原在为牛汉集中收录这一时期的诗作的诗集《温泉》（ 21）序中写道： 说来惭愧，我那时往往被安排和他一起劳动，因此往往有机会成为他的那些新诗的第一个读者。 （ 22）所以这些诗作的写作是确实的，发表出来的文本，基本内容是可信的。 对于 曾经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文革后由作者本人修改正式出版，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等作品 ，也可以作如是观。 虽然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 文革时期流传的原作 ，但正因为 它们在 70 年代末期至 80年代初期正式出版，时代的反差不大 ，作者的思想变化也不大，它们仍然可以看作是与原作相当接近的文本（ 23）。 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也是批评者最有力的证据的，是那些经过大的改动，在思想与艺术上有很大改变的作品。 例如聂绀弩的旧诗，在较早的手抄本《北大荒吟草》与后来的《散宜生诗》等集子中有相当的改动，许多甚至是重作，但正因为是重作，所以很引起论者的注意，也会引起 潜在写作 的研究者的警惕。 聂绀弩的旧体诗，也有较早的抄本，根据《聂绀弩诗全编》的编者后记： 甘弩的旧体诗自编为集子的，最早应 当是手抄本《马山集》。 时为一九六二年，也就是他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的那一年。 其次是一九六三年手抄本的《北大荒吟草》，收七律四十三首，把《马山集》中有关北大荒的集中在一起，再补上后来的作的若干首 （ 24）。 虽说聂绀弩 文革 前的写作散佚不少，许多是作者补作，而且由于作者对原作不满，对保留下来的诗篇许多做了修改，但《北大荒吟草》似乎存世，所以论者 (例如徐城北 )才有可能引录其中的三首与后来发表的诗篇进行比较。 另据李世强回忆，聂绀弩曾托李世强夹带新旧诗稿出狱，时在 1975 年夏天（ 25）。 这样，聂绀弩的后来发表的诗作 仍然是有据可依的。 如果要将聂绀弩的旧诗列入 潜在写作 的范围内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些较早的版本的发掘，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对像聂绀弩这样的作品进行汇校的版本出现，这样将会有利于早日澄清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类改动较大的作品共同面对的问题。 有的批评者将多多 文革 时期的诗作作为典型的例证以说明 潜在写作研究难以确实的例子，甚至由此引出对 白洋淀诗歌 乃至整个 潜在写作 的质疑。 但多多的诗歌，其写作也有很多的见证人，除白洋淀知青文学圈子中的芒克、根子、林莽、宋海泉等人之外， 在北京的 地下沙龙 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多多后来发表的写于 70 年代的作品，其实当时在圈子内就有一些读者与抄录者，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并非没有一个流传的过程。 而且，多多的作品应该也有原稿保留，从我们上文已经提及的赵一凡保留的多多的手搞《北方的土地》来看，其风格与多多发表的其它写作于 70 年代的诗作是一致的，这是对于多多很早就形成的那种 对现实的冷峻批判以及波德莱尔、本雅明式的抒情风格（ 26）最有力的证明。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多多的朋友以及其它 地下沙龙 的参与者，对其作品的真实性以及当年那种现代抒情风格都 没有提出质疑（ 27）。 多多的手稿现在至少还有部分保留，他的 潜在写作 是否属于有大的修改的范围尚要存疑。 我们期待确凿无疑的材料面世有一日会使真相大白，在此之前，我们宁可对之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但由多多的诗歌引发对白洋淀诗歌的质疑，则显得多少有些让人意外，即使撇开多多不谈，其中根子、芒克、林莽、宋海泉（ 28）等人的作品是确实无疑的。 如何理解白洋淀诗歌群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所谓 庙堂 与 江湖 的 双城记 顶多只是对如何理解、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质疑，而不能改变一些已经存在的事实。 因为 潜在写作 的特殊 写作方式与保存方式，研究者对之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因噎废食，否定 潜在写作 研究的可行性，则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从我们现在搜集的材料来看，大部分 潜在写作 是可信的。 即使撇开在发表时有可能经过大修改的作品不谈，仅仅从确凿无疑的材料和仅有少许改动的作品出发，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文学中50至 70年代的 潜在写作 现象是绵延不绝的、也贯穿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选取的 潜在写作 材料，除极个别存疑者之外，都属于这类确凿无疑或者经过少量修改、整体上比较可信的材料，将之整合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之中，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即使从严谨的学术态度出发，对某些材料的真伪持存疑的态度，但毕竟，确凿无疑的材料为数不少，可以支撑起 潜在写作 的研究框架。 对于改动较大的作品，确实存在一个 版本 问题，但也不是毫无线索可循，这需要研究者对较早的手稿、抄件、版本的寻访与发掘。 潜在写作 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并没有多久，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严谨务实的研究者的参与这项工作，能够使之更为切实可靠。 二、 民间 与文学的深层结构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引进 潜在写作 的思路是注重于对新材料的发现，而引进 民间 的思路则注重在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下对旧有的材料的重新解读。 由于《教程》鲜明地突出了陈思和个人研究风格，书中类似的偏重于 重读 的理论观念还有 战争文化心理 、 共名与无名 ，等等，与 民间 的理论视角共同支撑起文学史的框架。 但因为 民间 是批评者的另一个质疑中心，所以我们在这一节也就仅仅回答对这方面的疑问，不作其他方面的引伸与阐述。 《教程》引进 民间 这个思路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站在 90 年代的文化立场上，对以往的文学史现象进行新的阐释，通过强调即使在表面的一元文化现象背后仍然存在着深层结构的多元精神，来打破以往文学史研究过分强调 50 至 70 年代时代精神为一元性的叙述假象， 但突出民间文化因素等多种精神互动共生的联系，更重要的意义是为营造当下精神之塔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如陈思和所解释的： 90 年代一开始就瓦解了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建构起来的启蒙传统，进而出现了商品经济下的消费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意识形态。 这个变化给知识分子提出了两个任务：一是如何在社会转型而带来的新的文化规范形成之际，及时总结 80 年代启蒙话语的局限性，及时汲取 90 年代的文化精神，并通过自己的专业研究反映出时代的信息，二是如何对商品经济下的消费文化保持警惕和应有的批判精神，并根据新的文化特点来继续发扬五四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传统，其中也包括了原有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 这个时代向知识分子提出的任务的复杂性就在于原来的某种稳定性的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失去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可能，只有在充分吸取各种价值 (包括其自身的对立价值 )以后，才能在当下新的空间重新营造多元的互动的新价值立场。 90 年代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 的多次争论热点，都与营造这种多元互动的新价值立场有关。 （ 29）民间视角的提出，也当作如是观。 二是以国家意志制约下的文学现象、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承传以及民间话语对文学的渗透这三条叙述线索为主来解读经典文本，在它们既对立又相互联系中，求得对当代文学复杂形态的描述： 当时许多作品的显形结构都弘扬了国家意志，如一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政治运动，但艺术作品毕竟不是一段意义上的宣传读物，由于作家们沟通了民间的文化形态，在表达上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形式，这时候的民间形式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它把作品的艺术表现的支点引 向民间立场，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民间读物。 这种艺术结构的民间性，称作艺术的隐形结构。 这 民间立场贯穿于整个《教程》的写作中，特别是对五六十年代和 文革 时期公开发表的作品的解读中，使我们看到了被长期忽略的一些文学要素。 那么，对民间的强调是否会带来一种新的危险 —— 就是批评者提出的，对所谓 民间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同构关系的忽略。 应该说，这一设问是有充足理由的，因为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其实这也是《教程》的编写者所一再提醒读者的。 在分析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时，作者 明白地指出： 也许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民间世界，也没有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形态，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之的渗透和改造，同时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之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文化品格，而且民间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