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会计研究的演进特征看管理会计在权变环境下的竞争优势(编辑修改稿)

从管理会计研究的演进特征看管理会计在权变环境下的竞争优势(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承包模式（即设计、采购、施工加运营、维护总承包模式）， 并 由公司负责三年的运营和维护。 在随后的项目建造过程中，尽管成本大幅超支，管理当局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项目不大可能赚钱，但拨给该项目的预算仍三番五次地增加。 以2020 年 6 月 30 日 时间点为例， 麦加轻轨项目的合同预计总成本为 亿元，而预计总收入为 亿元，项目已经出现亏损。 在对方没有确认增加工程款的情况下，中国铁建在下半年投入更多的资源争抢进度，导致第三季度亏损 亿元， 再加上财务费用 亿元，该项目总的亏损预计为 亿元。 据统计，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和 2020年 9 月 30 日这三个时间点 上 ，中国铁建分别亏损 亿元、 亿元、 亿元。 可见，在项目不断亏损的情况下，企业决策者仍然进行了不当的增资行为，最终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如 Shoreham 核能发电站（ Ross amp。 Staw， 1993） 、丹佛机场行李运输系统（ Montealegre amp。 Keil， 2020） 、铱星公司卫星电话项目（ Chow et al.， 2020） 、三门峡水电站（潘家铮， 2020） 、协和飞机项目（刘超， 2020） 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作 为一种决策失误，它都会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 基于上述现象， Staw 于 1976 年首次提出了恶性增资（ escalating mitment）的概念，此后各学科领域的学者纷纷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恶性增资是指决策者面对已经投入很多资源但前景并不乐观的项目，坚持增加额外投入的决策行为（ Wilson amp。 Zhang， 1997），即对已投入资源的一种错误坚持。 其中，“前景并不乐观”是指继续投资项目的净现值为负；“额外投入”不仅指货币资金投入，还包括时间、精力等各种非货币资源投入。 Chow et al.（ 2020） 调查显示，在中国约有 %的经理人承认其所在企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恶性增资现象，其中 %的经理人认为恶性增资比较广泛。 基于恶性增资行为的危害性及其广泛性，本文以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为视角，研究恶性增资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控制和预警。 如今，在诸多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上市公司的外源融资障碍。 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下，银行信贷融资是企业外源融资的主渠道。 根 1 引自： 171。 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亏损 41 亿元 187。 ，中国证券报，本文作者进行了整理。 （ [2] [3] [4] [5] [6] [1] 据 171。 2020 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 187。 ，虽然近年来贷款融资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银行 借款在社会总融资量中仍占有绝对优势。 2020 年我国贷款融资量为 万亿元，而股票和企业债券融资量仅为。 也就是说我国企业 83%的融资都来源于银行借款，而企业债券和股票的直接融资仅占社会融资总量的 17%左右。 企业信贷融资获得的难易程度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战略活动。 我们发现，之前无论是关于投资行为还是恶性增资行为的研究，都没有从信贷融资可获性的角度展开。 因此 本文以上市公司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为切入点，探讨了其与企业发生恶性增资现象的关系，并且进行了实证分析，丰富了企业恶性增资现象的基础理 论，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 自从 Stigliz 和 Weiss（ 1981） 等将不完全信息理论引入企业信贷融资研究以来，关于企业银行信贷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信贷配给现象已经成为各学者研究信贷融资的重要问题。 国内外学者认为影响企业信贷融资可获性的主要因素包括融资技术的创新、融资环境的改善和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以及竞争程度的提高（ Berger 和 Udell， 2020）。 国内文献中，李志赞（ 2020） 建立了一个企业融资问题的分析框架。 通过创建数学模型分别探讨了在银行 高度集中和引入中小金融机构后的银行业结构对企业贷款可获性的影响，最终得出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数量和中小企业融资总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罗正英等（ 2020） 从企业家的财富集中度和风险厌恶程度等异质性特征与企业所处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的角度考察了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可获性的影响因素。 另外，周中胜（ 2020） 、刘焕蕊（ 2020） 等分别从企业家能力、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和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探讨了中小企业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的问题。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不难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信贷融资可 获性的影响因素，还没有人对信贷融资可获性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如信贷融资可获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更进一步的，信贷融资可获性对企业恶性增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信贷融资可获性属于企业债务融资的研究范畴，而企业的融资活动又进一步制约了其资本投资行为。 因此，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是影响企业发生恶性增资行为的一种重要因素。 （二）恶性增资 关于恶性增资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恶性增资的解释理论和驱动因素两个方面。 刘超认为（ 2020），驱动因素是那些直接导致决策者做出恶性增资决策的因素，而解释理论揭示的是决策者做出 恶性增资决策的内在机理，它解释了在驱动因素的作用下，决策者为什么会表现出恶性增资倾向，驱动因素是按照解释理论的机理发生作用的。 首先，关于恶性增资的解释理论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决策者非理性角度出发，将恶性增资归因于决策者在信息处理方面的局限性，认为由于个体受认知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导致最终决策既不是个人效用最大化，也不是企业效用最大化。 如自辩理论（ Arkes＆ Blumer，1985 等）、期望理论（ Vroom， 1964）、前景理论（ Staw， 1976； Brockner， 1992 等）。 与以往研究不同， 1989 年 Kanodia et al. 从决策者完全理性角度出发，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将恶性增资归因于动机和激励因素。 其次，关于恶性增资的驱动因素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项目的高收益（ Staw ＆ Ross，1987）、高退出成本（ Ross ＆ Staw， 1993）、完成程度（ Garland ＆ Conlon， 1998）、财务预算（ Tan ＆ Yates， 2020）等是导致恶性增资的项目因素。 心理预算（ Heath， 1995）、认知偏差（ Keil et al.， 2020）、预期后悔（ Wong ＆ Kwong， 2020）等，这些因素是导致恶性增资的心理因素。 过度自信 （ Whyte ＆ Saks， 2020）、理性或是非理性思维风格（ Wong et al.，2020）、 A 型人格（ Schaubroeck ＆ Williams， 1993）、大五人格（ Moon et al.， 2020）等，这些因素是是导致恶性增资的个体差异因素。 竞争（ Haunschild et al.， 1994）、决策类型和目标（ Weber ＆ Zuchel,2020； Karlsson， 2020）、奖励方式（李伟和唐洋， 2020）、代理关系（ Salter ＆ Sharp， 2020；唐洋等， 2020）、文化（于窈和李纾， 2020）等，这些因素是是导致恶性增资的情景因素。 孟猛（ 2020） 认为，当两个必要条件同时具备时，企业才有可能发生恶性增资现象。 一是企业决策者有继续投资的意愿；二是企业决策者有继续投资的能力。 前一个条件强调影响决策者行为的激励因素；然而后一个条件则强调决策者投资过程中的资金约束因素。 即只[7] [8] [9] [10] [11] [12] [13] [9] [10] [11] 有当决策者拥有继续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时，企业才有可能最终真正发生恶性增资，否则即使决策者有继续投资的意愿，企业也没有能力发生恶性增资现象。 然而，通过上述的文 献回顾我们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几乎都是围绕着第一个必要条件展开研究的，对于第二个必要条件的研究很少有人涉及。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之前的研究都隐含假定企业管理者可以获取足够的项目资金。 但是资源是相对紧缺的，企业的目标就是利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价值，因此对于投资项目而言，企业很少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供给。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忽视第二个条件，仅从第一个条件分析恶性增资行为是片面的。 虽然孟猛（ 2020）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发生恶性增资现象的影响效应，但是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理论分析，并没有从微观角度针对上市 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三）理论分析 MM 理论认为在一个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投资所需资金可以无成本地从资本市场获得。 企业的投资行为不会受到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它仅仅与企业的投资需求有关。 虽然在MM 理论框架下，可以推出企业融资与企业价值无关，并且可以进一步推出融资活动与企业的投资活动以及投资选择无关；但是 MM 理论是建立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的，随后的研究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企业的投资行为更为广泛的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也就是说，融资活动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和投资选择。 融资成本决定了企业随后的投资成本，是企业在投资决策选择中的“参照物”，是项目投资决策的必要报酬率。 以往的研究通常只是将资金使用费和资金筹集费这些显性的支出作为融资成本。 事实上，融资成本不仅应该包括显性成本，还应该包括隐形成本，如信贷融资可获性。 企业信贷融资可获性越强，其筹集资金就会更加容易，那么其贷款成本就会越低，因而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随后的投资选择。 企业将在投资成本与投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最终选择有利可图的项目；或者在存在代理问题的情况下，决策者会在自身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抉择，最终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融资成本在其中都必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恶性增资发生在企业资本投资项目的再决策过程中，然而此时企业的资金状况制约了管理者对于资本投资项目所做出的决策。 当企业可控资金充裕，且管理者有继续投资的意愿时，才会对项目进行增资行为；相反，即使管理者想要对一个项目继续增资，但是如果此时企业没有可利用的资金，那么这种继续投资的行为也无法发生。 Stiglitz 和 Weiss（ 1986）指出，即使是在市场发达的国家，相对于资金的需求，资金的供给也是有限的。 资本预算项目的投资量巨大，企业内部资金通常无法满足其 投资需要，因此外部融资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来看，银行信贷融资是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 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融资的难易程度自然会影响其资本投资活动，即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客观地影响了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对企业的恶性增资现象产生影响作用。 相对于获得银行信贷融资较容易的企业，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较难的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就会表现得更为谨慎。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被解释变量的度量 我们认为，恶性增资具有以下三个本质特点：第一，它是对已经开始的项目做继续或是放弃的投资决策时所发生的 行为，强调的是对已有项目的再投资决策过程；第二，在决策时点上，继续项目的净现值（ NPV）为负（即前景并不乐观），强调投资与 NPV 为负紧密相连；第三，投资于 NPV 为正的项目是企业的正常投资，而投资于 NPV 为负的项目是企业“过度”投出的资金。 恶性增资是企业超出正常投资水平后的那部分投资，是“过度”投出的资金。 在度量恶性增资时应该充分刻画和体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