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报告(doc52)-其他行业报告(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团登记、 1951 年成为法定团体的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成立与发展,更显示了慈善团体开始以整体形象的方式活跃在香港社会,并日渐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种状况延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 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基本上奠定了香港地区现阶段社会福利服务事业的格局。 自 1965 年起,香港政府开始发表详细讨论社会福利政策的社会福利白皮书。 第一部白皮书强调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赈灾济贫,对于非营利机构举办的社会福利服务,则强调政府资源有限。 白皮书公开宣称,志愿工作存在的价值是可以引导“慈善心怀向社会需要方面发展,并可以开辟新资源以显著减少公款支出”,将慈善与非营利机构当作减少政府的责任,并为政府谋取额外的资源和捐款的工具。 白皮书发表后,立即受到慈善与非营利机构的猛烈抨击。 60 年代末, 受到周边环境特别是大陆文化革命的影响,香港曾一度出现社会混乱局面, 1967 年发生震惊全港的工人暴动。 港英当局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一面着手建立西方式的现代社团 —— 香港公益金,一面开始大规模地直接介入社会福利制度。 1968 年,香港公益金根据香港法例第 1122 章成立, 1971 年港英政府制定并实行了现金公共援助方案,并在 1973 年发布了第二部社会福利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第一次清楚的划分政府与与非营利机构在福利服务方面的责任,提出了“伙伴”关系的概念,即社会福利署与非营利机构应共同合作,努力为香港市民提供福利服 务,改变了 1965 年白皮书的消极态度。 除非营利机构的角色外,白皮书还强调了市民对福利服务的参与。 市民支持福利 中国最大的管理资源中心 第 10 页 共 47 页 服务,从事义务工作和捐款,不但可以使服务加速发展,也可以使政府对于福利服务更为重视。 换言之,市民对社会福利服务期望越高,政府对这项事业的投入也会越多。 另一方面白皮书认为,志愿捐款的意义并不在于减少政府的承担,而是使志愿机构有不同的财政来源,鼓励市民捐款也使他们对别人及社区的需要保持敏感。 可以说,香港政府在社会福利服务方面所抱的价值观,直接影响了香港社会福利服务事业的发展。 自 1973 年后,香港在建立 了普遍老年津贴和残疾津贴等制度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向慈善机构提供社会服务财政援助,直至奠定今天的官民合作,官款民营,民间慈善与社会福利一体化的香港社会福利制度格局。 在这个格局下,香港慈善与非营利机构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大,其他财政来源除了香港公益金外,没有新的突破。 这一方面促进工作的规范性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也减弱了非营利机构原有的创造性和工作弹性。 ( 2) 上海慈善事业发展背景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如果从出现民间自办的慈善组织团体算起,要追溯到明末清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在江南的无锡、太仓、 昆山等地,先后后出现了同善会、广济会或善堂的民间慈善团体。 中国历史上真正非宗教的、非宗族的慈善救济事业 , 可能要从那时算起。 当时仅江南地区,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等府县就有慈善团体 377 个之多。 12 这些慈善机构的存在大都存续到了民国初年。 在当时的上海,明清以来创设的善堂济院有 22 所,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就有 18 所。 13 但是与丰富而久远的慈善思想相比,中国的民间慈善事业一直滞后,慈善组织的发育很困难,这与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结构排斥民间自治组织活动直接相关。 明清时代民间慈善事业之所以兴起在江南地区,是 由于当时那一带的工商业发达,带动了社会出现多元化局面,从而使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所松动。 不过这一类慈善团体是由地方富绅举办,组织系统是内敛性的封闭式的,仍未摆脱人身依附关系。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下无法产生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社团。 现代化的社团概念不能不从国外引进。 翻开中国近现代慈善史,上海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彪炳其中。 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诞生地和慈善活动的主要发动源。 西方式的社会慈善组织首先被传 12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 1998 年第一期。 13 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 159 页,巨流图书公司,台北, 1994。 中国最大的管理资源中心 第 11 页 共 47 页 入上海, 1900年,由外国人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把现代社团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带进了中国。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以基督教为背景却又超越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团体,以推动世界性的志愿者运动为宗旨, 1855 年在巴黎成立,迄今已经形成遍布全世界的组织网络 14。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较快地实现了本土化,成为上海有影响的慈善组织,活跃至今。 西方式公益社团在沪的兴起也 带动了一些传统社团发生现代化转型。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外阜人组织的传统社团如上海的“广东旅沪同乡会”,大都从旅沪外侨社团那里学来了一套组织、活动、筹款、选举等模式 15。 为了救济在日俄战争中的东三省难民,上海人沈孰联合各国绅商,在上海设立了红十字会。 因系中外共同组织,故取名“万国红十字会”。 1911年,正式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1928年,由一些国民党要员的夫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以维护、教养及保障全国儿童的福祉,籍培国本为宗旨的中华慈幼协会。 该会于 1934 年在上海召开全国慈幼会议,并成立了各种儿童教养 机构。 抗战期间从事战地救护、设立教养院所、资助各教导机构,并发行慈幼书刊 16。 自抗日战争以后,上海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以战时救济为主导的新的阶段。 当时的上海人称孤岛,非政府的民间社团的工作之出色,被人称为是孤岛的“第二政府”。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与宋庆龄女士的贡献分不开。 宋庆龄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及而后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动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时救济和战后救济活动,有相当部分是在上海组织和指挥的。 上海民间社团的活跃证明觉醒了的中国人有高度的自治能力。 解 放以后,在长达 40 余年的时间里,慈善事业被认为是骗人的伪善的历史糟粕销声匿迹,由国家包揽了就业和一切福利保障。 上海的众多民间社团除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个别组织被作为统战对象留存下来以外,也都纷纷解体。 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传统的意识形态松动了,国家包揽一切的社会结构变化了,才在计划体制外诞生了新型的社会公益性社团。 到了 90 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打破了原有结构的平衡,在竞争机制中,优胜劣汰,使一部分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而造成相对贫困。 同时,上海老年人口当时已达 230 多万,还有 52 万残疾人,一万多户生活来源不稳定的特困家庭, 5 万余名老年痴呆患者等等,对这些社会的弱者,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除了政府加大必要的财政投入外,还需要广泛动员全社会从多渠道扶贫济困。 为此,上海市政协办公厅、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市民政局于 1994 年初联合筹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在此期间,在全市开展了“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周,掀起为孤老孤儿、残疾人和特困家庭做好事、送温暖的慈善热潮。 在市郊农村开展“帮一把”活动,在上海儿童福 14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100 周年纪念特刊 15 转引自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16 转引自郑成功等著,中华慈善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9 中国最大的管理资源中心 第 12 页 共 47 页 利院开展“抱一抱孤儿”活动。 1995 年 5 月 7 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综上所述,上海慈 善事业和慈善组织的发展划出了一道从高峰走向低谷,而又重振雄风的轨迹。 它证明,现代市场文明是哺育上海慈善事业的源泉。 这不仅由于市场经济推动了社会分化,引发了对慈善事业的社会需求,更是由于市场体制从个人的独立经济利益出发引导个人树立独立的社会意识,并且推动了给予公民参与社会权利的民主政体建设,从而使慈善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公民寄托自己的社会意愿所做的行为选择和组织选择的制度。 ( 3)比较与启示 社会组织是社会的产品,之所以成其为现在的组织,相当大的原因出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 香港 的非营利组织之所以在香港社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成为香港政府的合作伙伴,是香港百多年来由传统慈善发展而来的慈善历史所决定的。 香港慈善业是在慈善传统未中断、市场发育未中断、政府治理未中断的前提下发展的,所以从传统慈善到现代慈善一脉相承,对传统的继承、积累与引进西方的理念和组织管理融合为一体,造就了今天的现代慈善。 而上海却与我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在慈善传统、市场发育、政府治理三方面都曾中断过。 现阶段的慈善事业并非传统的继承,也并非像西方那样,是在国家承担社会保障的制度失灵,市场承担的那部分公共产品的生产失灵 的背景下发育起来。 相反,国家要推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要确立生产私人产品包括部分公共产品的规则,需要划清政府、市场和既非政府又非市场的第三块领域各自的职责。 而这第三块领域刚刚在兴起,还未形成自己的行为规则和组织规范,还没有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所以难免出现很多变形组织,即既非政府办的又非民间办的、既非企业形态又非社团形态的组织。 中国的所谓社会办,其实大都是指处于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不同系统、不同联系的政府或与政府密切相关的组织、机构包括企业。 可以说,上海的非营利组织目前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时期 —— 利益主体 边缘不清,组织性质、组织行为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时期。 应该说,在从大一统的高度集权化的社会结构过渡到多元化社会结构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人们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了,需要有一段时间去尝试、比较各种利益组合,才能找准自己的需求,建立起满足自己需求的组织制度。 其实,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之路,新体制的创建始终是与旧体制的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新体制是在旧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旧体制的思维方式、传统做法都顽固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成立指挥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潜意识,因而只能靠人自身所产生的 内部能量去打破它。 只有人们经过试错,从自身的体验中比较和总结,才能逐渐淡化旧的意识,比较顺畅地接受现代 中国最大的管理资源中心 第 13 页 共 47 页 社会的组织法则,学会运用新思维并将其与已经过验证的做事的准则、程序、方式整合起来。 制度模式的比较 ( 1) 香港的制度模式 香港的慈善公益制度是含有中国文化特点的西化制度。 它的登记制度基本上来自英国,即非营利的公司、信托机构和社团组织三者并举。 但是迄今为止,香港仍然保持了 19 世纪末期诞生的以整体为本位而非以个人为本位的小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传统,如东华三院和保良局的人事制度。 只是组织的登记、项目的管理等等已 经被现代方式所更替。 这与西方社会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传统小共同体的慈善组织遭到废弃从而使得慈善事业一度中断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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