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工业园区研究报告(doc53)-其他行业报告(编辑修改稿)

某工业园区研究报告(doc53)-其他行业报告(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中国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 1／ 30，韩国的 1／ 4。 近 15年来，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在中国申请发明专利的比例是 6． 4： 1。 在信息技术领域，外国人在中国的发明专利占 90％。 中国虽然已成为 IT产业大国，但 CPU等关键技术为跨国公司所垄断，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产品采购成本高而附加值低的局面。 更为详细的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 2020 年专利申请情况：在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发明申请三种专利申请中，前两项的国内企业申请比重分别高达 99． 4％和 93． 1％； 8 而在 63000多件发明申请中，国内企业、国外企 业各占 47． 4％和 52． 6％。 国外企业发明专利占其三种专利总量的 87． 8％，而国内企业发明申请仅占其三种专利总量的 18． 1％。 更值得关注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申请职务发明专利的明显差距：国内企业申请 14700多项，占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不足 50％；而国外企业申请达 31880 多项，占国外发明申请比重达95． 8％，申请量是国内的 2． 16倍。 这些差别表明，国外来华企业更注重于技术含量高、专利保护期长的发明专利，同时也表明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亟待增强。 研究开发经费少是制约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内企业研发费用的总和仅仅只 与一个微软加一个英特尔相抵。 微软 2020财年的研发费用是 53 亿美元，英特尔为 41 亿美元，国内研发经费总数近几年来平均也不过 800多亿元人民币。 据国家科技部提供的有关数据，国内大部分企业研究开发经费不足销售收入的 1％，这与国际大公司至少 15％的投入相比差距太大。 西部地区比例则更低。 最新统计表明，西部地区共拥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近 4000家，其中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只占 1／ 3 左右。 西部一些省区科研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 8。 以制药业为例，国外大公司科研开发投入平均占销售收入的 20％左 右，中国企业的比例仅仅是 2％左右。 国外药物研究机构基本上没有独立于生产企业之外，而国内多数药物研究机构根本无力独立，还在吃 “ 皇粮 ”。 即使已进入新经济前沿的高新区，不少企业主要还是以生产为中心拓展事业，其研究和开发仅仅停留在改良生产工序，以及将产品向更市场化方式转变等水平上，仍有 “ 穿新鞋、走老路 ” 之嫌。 再以北京中关村为例：这里聚集着 70多家高校和重要科研机构的 50万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超过了美国硅谷的 30万人。 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关村每年推出的数千项科技成果中，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还不到 10％。 专家认为，中关村 目前还只能作为一种高新科技企业的聚集地，离真正成为带动高新产业发展的原动力还相差很远。 中关村存在的另一个深层问题，就是企业间只搞垂直整合，而缺乏垂直分工。 一个项目要从头做到尾，互相不合作，结果是许多企业长不大、活不长。 2020 年北京市由多个部门联合进行的一项历时半年的调查表明，中关村实际上没有龙头企业，也没有龙头产业，更缺乏龙头产品。 在中关村，有能力开发新产品却没有能力使之商品化现象的广泛存在，导致整体优势迟迟未能体现，元器件的供应也大多依赖于从国外进口。 许多企业因感受不到行业整体的力量，只能自己单兵作战。 例如，中关村企业的自主开发技术占到了 3／ 4，多数企业在进行商品化合作时选择的多是外地企业，选择与本地企业合作的较少。 与此同时，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互动关系也未能建立起来，即使产值和效益都比较好的明星企业，也未能很好发 9 挥出明星效应。 参与调查的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关村企业的发展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另一方面，中关村的大部分产品仍然建立在外来平台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上下游关系。 尽管也出现了像联想、亚信这样快速成长的高科技企业，但总体上国内高科技园区还是“ 小舢板 ” 太多， “ 航母 ” 太少，甚至已存在大批 总也长不大的 “ 小老企业 ”。 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已成为中小企业的栖息地。 苏州工业园堪称国内高科技园区的佼佼者，吸引外资、出口总额、利税均名列前茅。 但园内有一定规模的数百家企业几乎清一色来自欧美、日韩、台湾。 而中关村有近 7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有规模的 100 多家企业的产值占了整个中关村企业产值的 80％。 有专家指出：只有孵化机制而没有孵强机制，是高科技园区内大批企业难以长大的症结所在。 据科技部负责人披露， “ 十五 ” 期间工业园的工作重点包括：一，帮助有一定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工作，直接参与国际高新技术 竞争；二，进一步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大力扶植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三，加速吸引国际高新技术资源；四，帮助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拼搏。 （二） 融资瓶颈 问题 科技成果产业化之难以实现，除体制、机制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资金供应。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是一个漫长且充满风险的过程，更需要不断的资金支持。 在银行贷款规模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国家科技部 1997年开始尝试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整合各高新区对债券融资的需求，开辟高新区建设融资新渠道。 经国家计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8 年 6 月组织发行了 3 亿元三年期的 “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债券 ”。 受惠于这一债券发行的有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区开发龙头工程海龙智能大厦一期工程、苏州高新区园区供水工程、重庆高新区二郎科技城枢纽工程公路立交桥等。 但开发区债券的发行成功，主要是支持一批高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缓解了高新区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压力。 相当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均虞资金不足。 据介绍，广州工业园留学人员创业园中最多时有 60多家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或多或少都有资金短缺的问题，其中有一些甚至到了 “ 卷铺盖走人 ” 的窘境。 尽管广州 1999年就颁布规定 ：政府每年从科技三项经费中安排一定经费作为留学人员科技创业资金，用于留学人员从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活动的前期资助。 但由于考虑到投资风险等种种因素， 10 加上欠缺专业、中立的专家评估机构，此项资金迄今尚未发挥预期作用。 而北京中关村在2020 年纳斯达克股市陷入低潮后，众多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激情都受到了最直接的影响，包括国内二板市场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包括许多包括 “ 海龟派 ” 在内的创业人才由于缺少后续资金不得已离开了中关村，一些相当出色的创新团队和创新思想受到遏制。 2020 年初举办的第三届中关村项目推介暨技术成果交易 会期间，中关村推出了 200 多项创新和产业化项目，涵盖了国家鼓励发展的微电子技术、纳米材料技术、生物医药工程技术、基因重组技术等领域，代表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目前产业发展的先进水平。 据初步统计，这些项目的总融资需求超过 14亿元，其中最大的项目融资额为 1000万美元。 中关村如今正处于 “ 求财若渴 ” 之中。 就资金层面来考察，新经济 “ 新 ” 在融资方式的创新。 据经济学家考察，美国大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崛起，与资本市场上融资方式的创新是分不开的美国风险资本公司为其风险投资所筹集到的资金，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大约每年在 30亿 50亿美元之间；而 90年代中期以后，风险资本急速膨胀，平均每年高达 250亿美元。 相应地，风险资本进入实业的过程由 5年左右缩短到一年都不到；新公司从初创到公开上市的平均周期，由十年前的 6年左右，缩短到现在的 24年。 自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后，中国纷纷成立风险投资机构。 据估计全国已有风险投资公司近200家，投资资本总额超过 300亿元。 然而，风险投资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却不很理想。 经济学家分析，风险投资的功能难以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行为主导风险投资市场，其中大部分风 险投资公司是由政府出资、政府管理的，采取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形式。 风险投资最显著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收益，而以往股本结构纯国有化的保值增值理念，给拓展风险投资事业带来局限，也不利于迅速聚集社会资金。 风险投资机构的严重不足、运作不完善是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而政府的风险投资力度小、投资面窄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国际经验，风险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相应地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应是民间，而非政府。 借鉴国外 “ 官办 ” 风险投资机构的成功经验，现有的具有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应该主要投资于创业企业的早期发展阶段 ，提供种子资金等早期资金，以发挥引投领投和拾遗补缺作用，引导和补充民间及其它渠道的投资。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上海市政府建立和拥有的，预计通过利用中国本地的技术革新并将其投入商业应用，每年将为政府资本带来高达 30％至 50％的收益。 业界有分析家称，创投公司最精明的举动是把自己的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外国的基金管理公司。 2020年 10月， 11 创投公司和新加坡的一家与政府的国家科技委员会有密切联系的资金管理公司 TDF 风险投资公司共同建立了一个 5000万美元的基金。 这项协议的协商虽然很费周折，但创投公司和上海市政府最终同意 由新加坡的这家公司管理这笔基金。 这个决定标志着从上海创业投资由政府直接控制向商业化运作的重要转变。 由于同新加坡公司的结盟，创投公司现在能利用全球联系网。 除了与外国基金组织合作以外，创投公司还努力建立本地风险资本协会，以拓展风险投资的资金渠道和提高利用效率。 仅上海张江开发区 2020年以来就吸引近 40家风险投资公司和咨询机构，包括以托管的形式进入的境外风险基金，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投融资体系。 中国风险投资业正呈现一种让人乐观的趋势。 据风险投资发展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政府投入在中国风险投资中的比例 2020年已大大下 降，非政府资金第一次获得优势比例。 以风险投资最为活跃地区之一的广东为例，政府注入的引导资金占总资本的 45％左右，民间资本占 52％。 重庆、厦门等市也着手对国有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改组，政府让出控股地位，鼓励民营企业等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并控股，从而使风险投资的资本金大大增加，有效改善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环境。 而在武汉，来自非政府机构的风险投资已成为推动光谷发展的首要力量。 据武汉东湖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统计，近两年来，每月新增风险投资企业四、五家，海外资金、民间资金增速尤为明显。 包括美国 IDG、日本软银等国际知名的风险投 资公司都已投资一批项目。 从资金来源看， 100 多家风险投资企业中 2／ 3 以上为非政府投资。 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的进驻，使 “ 光谷 ” 的投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 武大绿洲、喜马拉雅、华工电器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中，没有一家是国有独资企业，几乎全为风险投资机构出资创建。 （三） 外资 进入问题 中国风险投资市场让人乐观的另一依据是，国际知名的创投机构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 4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 “2020 年首期广州科技创新论坛 ” 上，来自环球金融集团（ GFG）和美国国家种子与风险投资基金会的高层人士向中国企业家传递消息：目前美国 排名前十位的风险投资机构尚无一家进入中国，这些机构募集的资金额度超过 450亿美元，其中一半没有投出去。 美国风险投资业界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机会，关键要看中国的企业是否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和承接资金的能力，以及政策法规等外部环境是否许可。 GFG 是华尔街最负盛名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负责管理一个规模为 15 亿美元的环球创 12 业投资母基金。 2020 年 2 月已正式在广州设立办事处。 据披露，该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拟投资 8亿元人民币成立中国高科技基金，目前正与内地的各级地方政府、开发区基金、私人企业家积极进行洽谈。 另一家重要 的机构 韩国 SK集团，在不对风险投资设 “ 上限 ” 的原则下，计划与上海市一同筹集生物基金，正式开展对生命科学领域的风险投资。 美国龙脉股份有限公司高层也已宣布，将与深圳创新投资公司联手，以共同管理的 5亿元人民币风险基金，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设计和与软件相关产业领域的中国高科技公司以及电讯和信息网络构架等信息类高新技术企业。 脱胎于花旗银行投行部的梧桐基金资金规模已超过 5亿美元，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一些先期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也纷纷开始追加投资，如英特尔公司计划投 4亿美元风险资金。 据称，在该公司全球范围内最为关注的中国 、印度、墨西哥、巴西以及东欧地区等五个投资目标市场中，投资中国大陆将占其在整个亚洲地区投资的 1／ 3。 又如掌控着全球 4250亿美元资产的国际风险投资机构摩根斯坦利，也对中国市场刮目相看。 相对其庞大的基金，该公司目前投资中国的 2 亿多美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摩根斯坦利已看好中国的市场前景：大规模的企业，还有着日趋增多的民营企业家，如果加上国际上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将会成为强有力的组合。 国际重量级的创投 “ 大腕 ” 之所以把目光转向中国，是由于在世界经济普遍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稳步向前，加入 WTO后的中国正逐渐 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热点。 再说，中国内地风险投资目前处于低谷，正是 “ 拣便宜 ” 的好时候。 但是，中国还没有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有关法规也相当复杂且不完善，使得许多风险投资驻足不前。 在立法方面， 2020 年颁布施行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和《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陆续出台，作出了重要的创新性规定；而在改革产权制度、推行股份期权制度、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为回应国际上关注的目光，保证包括风险投资等在内的外资顺利进入和良性发展，中国正加快相应法律的制定与规范。 据国家计 委官员透露，将建立包括股票上市在内的投资基金退出机制，外资在中国设立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