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doc45)-其他行业报告(编辑修改稿)

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doc45)-其他行业报告(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活沉淀在体制内的各种资源，通过体制内、体制外两种经济组织充分对接改变畸形经济运行机制的一次历史契机。 网络经济呼唤制度变革 网络对中国经济的战略重组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自动到来。 网络经济呼唤制度变革，是从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角度来讲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迄今依然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关系的最精辟的论述。 如果把网络经济比作一枚金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便是这枚金币的此面与彼 9 面（注：不是正面 与反面）。 网络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便密不可分。 3 月底以来，发生在姜奇平与吴敬链之间的一场“泡沫与制度之辩”，表面上双方观点分歧严重，交锋空前激烈，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对立，只不过彼此对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角度有所不同，结论才有所不同。 吴敬链先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网络产业、新经济的意思，只是说目前的热潮当中有许多泡沫，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所不同，中国股市上正在爆炒的许多网络股与美国的网络股不是一回事。 “当前的美国经济的确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觉得美国 经济界人士对泡沫成份的警惕很有道理„„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的成份。 ” 吴敬链认为，中国当然要发展高科技产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高技术产业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要使高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 这样的组织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包括：明晰的产权、健全的人才（包括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市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和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体系等等。 我希望我国 官、产、学三界都要为此作出切实的努力，来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这就是我在答记者问时所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含义„„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飚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 ” inter 是未来的方向，这一点无人置疑。 但 inter 并非只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经济、社会形态。 即使单单从产业、技术角度讲， inter 的发展也离不开创新，尤其是制度的创新。 长远而言，制度的创新是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 去年北京青年报举行的“中关村改制与中国知识经济问题研讨会”上有人指出： 20 年改革使局面有所改观，但是游戏规则从根本上依然不利于创新、不利于信息经济发展。 1997 年以来的知识经济热潮，总是把“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当作一种技术、产业、经济形态来看待，信息与知识更多的时候在“用 ”而不是“体”这个层面，没有看到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发展网络经济必然包含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变迁的快慢取决于国家对经济、社会体制主动调整的力度和广度。 从 1998 年到现在中国信息产业 、网络经济发展的诸多难点，尤其是 2020 年以来网络公司上市困难等一系列事实证明：制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就 IT 谈 IT，就网络说网络，或者就经济讲经济，长远的发展是得不到保证的。 中国过去以来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与发展的平衡如何把握的问题，似乎那一个走得太快都不行。 但是总体而言，制度的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制度的调整为先导，但是实际当中又时常没有以制度的调整为先导。 各地在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承诺，到最后流于表面的多，真正兑现的少，许多事情一开始高喊要运用市场机制，但是到做着 做着却成了政府主导、政府机制。 市场成了可以随意变形的政策工具。 由于制度创新过于缓慢，直接影响到决策层对于发展新生产力的认识和紧迫感。 全球信息革命进行地如火似荼，中国正在制定的十五规划中间诸如发展信息经济之类的问题据说竟然得不到强调、放不进去。 正如吴敬链所言：“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问题上，制度的作用重于技术的演进本身；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是十分艰巨的”。 10 制度可能是发展的催化器，也可能是发展的致命瓶颈。 2020 年网络公司海外上市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是：企业只有与中国、中国概念一刀两断， 丁磊们只有摇身一变去当外国人，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在此中间，我们可能维护了一种原则，但是可能却会因此失去了一个行业。 网络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一日千里，瞬息万变。 一两年的自缚手脚、停滞不前就可能错失机遇，其后果如同两会期间一些委员们所说，可能会“错过一个时代”。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网络经济推动制度变革 网络经济推动制度变革，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正在促进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等到一种制度彻底调整到位了再去谈发展是不 可能的。 无论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还是计划、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财富分配方面主导地位的迁移，都经历了一个从暗处到明处，从边缘到中心，从行为到制度的过程。 不能绝对的说制度的调整是第一位的，也不能绝对的说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一位的。 两者缺一不可。 短期内在制度的调整、决策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对制度创新有着天然要求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从局部首先改变并推动制度创新。 制度与以网络经济为先导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恰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历史上一些重大而又关键的技术进步、 生产力飞跃往往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大幅度甚至根本性的调整，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技术。 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力。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过程正在活生生地上演。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实现体制内与体制外存量、增量资源的盘活、对接、融合。 使因为沉淀已久可能彻底丧失价值的体制内资源流动起来。 网络正在改变传统经济的商业模式，推动业务流程重组、生产要素重组，进而推动传统经济的转型。 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效率方面，网络经济的一些特征甚至与“两个转变”所提出的 要求有着惊人的一致。 除了前面讲的实现资源盘活、体制内与体制外循环打通之外，网络经济还激活了中国风险资本市场、启动了民间投资。 风险资本属于长期资本。 体制外长期资本的出现对于中国发展新兴产业意义重大。 网络经济正在推动财富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移。 网络经济从客观上让人们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应该按照新的目标体系来建构，应该随着世界潮流的变化而调整。 传统意义上以工业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体系值得反思，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 至少政府宏观决策应该对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发展新动向有所 反映。 11 网络经济的发展也即将让人们认识到，整天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的那些家互联网公司决不是网络经济的全部，也不是网络革命的主体。 打造网络社会的几种力量，包括传统IT 产业。 包括传统电信工业。 包括互联网公司这样的时代急先锋。 包括其他各个传统产业。 包括加入网络经济大循环的资本市场。 包括教育、传媒等知识产业，更包括政府。 网络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对整个社会的分配体制产生冲击，而分配制度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一大根基。 从风险投资对创业者价值的高度肯定，到方正、联想、四通、新浪们 通过实施认股权证造就一大批百万富翁，这些 50 年来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人”字重新作出了解释，对知识重新进行了定义，对传统的按劳分配理论从根本上、从正面提出了挑战。 如今，这种挑战已经开始发生作用，有关方面据说可能出台新的政策：新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技术、智力所占的股份由创业者与投资者自己协商确定，而不是象原来那样由国家规定不得超过 30%。 发展二字已经让许多人明白，原来的那套东西早已经行不通了。 在去年举行的知本家风暴研讨会上，有发言者明确提出：劳动需要重新定义，知识也是一种资 本，我们对按劳分配与按知分配需要进行区分和选择。 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在此背景下强调，长期以来我国在分配体制上强调按劳分配，但是按劳分配内涵决不仅仅是劳动量积累，更主要的是劳动的最终产品和效益，是劳动价值的市场体现，这也是现代劳动最本质的要求。 因此，按知识分配应成为按劳分配重要内容。 网络经济的发展为知识在我们社会中间重新找到了地位，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了科技、信息、未来、创业、发展这些词汇上。 相信 1995 年的时候，我们绝不象现在这样关心这类话题。 我们的大学也不会想到让学生们了解什么叫 Emerce。 对于崇拜知识英雄、网络精英的那些年轻人来说，信仰科技、信仰知识、信仰资本，总比信仰权力以及单纯的信仰金钱要好得多。 80 年代涌现出了许多文学青年， 90 年代涌现出了许多科技青年，前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网络经济正在为消费者提供花样繁多的廉价物美的新服务。 从 Email、 IP 电话到移动商务„„我们将会从网络经济的发展当中享受更多好处。 更重要的是提供这些服务的那些企业。 在风起云涌的网络经济热潮中，我们发现中国正在形成一支从传统 IT 业到网络产业再到传统经济的，有一定质素且运作方式与国有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 团队。 网络经济的发展正在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透明，信息传播更加快捷、畅通，正在一点一点改变原来的商业、文化、权力秩序。 拿市场领域内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为例，“消费者主权”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是因为消费者实现了对消费信息的充分把握。 信息的自由流动、透明传播与腐败自古以来就是天敌。 电子商务的规范运作、透明交易则对传统商业领域拖帐赖帐、内部回扣等提出了挑战。 网络、信息经济的发展正在打造中国的中产阶层。 社会结构的安排中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是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 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 间的缓冲层。 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减缓，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 中间阶层在社会上代表着温和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 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 同时，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间阶层占社会多数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广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如今， OPTION 已经给中国造出了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 12 在网络所带来的我们与外部世界在商业、文化、资本、信息、人才等不同层面的对接过程中，中国悄 悄加快了自己的全球化进程。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开始加速。 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融合而不是对抗才是生存之道。 互联网与 WTO 是未来 5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险”因素，但更是推进社会改革、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网络经济正在中国范围内重新洗牌， WTO 将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洗牌。 两者在全球化、自由流动、市场化等方面是高度一致，相互作用的。 即使从政府、意识形态角度讲，互联网也未必是一种压力。 在日前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北京的一些学者认为，根据目前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看，政府完全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对新闻开放进 行进一步的尝试。 因为新闻开放并不仅仅意味着外面的新闻进入中国，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民族文化通过新闻形式充分地向世界展示。 在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互联网是对中国政府新闻控制的挑战，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能否借助互联网用新的方式向外进行广泛传播的挑战。 从另一方面看，目前网络上文字鲜活、节奏感强的文风，以及对信息的敏感性和处理速度，也对主流媒体的僵化文风和反应迟钝构成了无形压力。 因此，如果政府能以一种自信的态度对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进行扶持和积极参与，不仅可以对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弘扬中华文化产生积极的意义，而且中、长期的 经济收益也一定是看好的。 以传统媒体出现的变化为例。 去年 4 月 15 日，国内 23 家有影响的传统媒体网络版联手通过了《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会议对外称此举吹响了中国媒体保护自己网上信息产权的号角，媒体的报道是“传统媒体反击网络媒体”。 那个时候的传统媒体对网络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些“敌意”。 但是一年之后的今天，传统媒体自己却开始抛却种种顾虑，纷纷开始了自己的融资、挂牌、上市的网络商业计划三部曲。 1997 年开始的“网络版”热潮是传统媒体的第一次网路总动员，而 2020年初以来的网络版独立化、商业化 热潮被称为传统媒体的第二次网路总动员。 不少网站突破原来仅仅只是在网上做一个传统媒体的“网络版”的初始概念。 改变了原先观望、等待甚至敌视的消极心态。 不少网站想以此实现曲线上市。 此间有分析认为，在现行报纸管理体制之下，报业经营触角向网络的延伸不仅开拓了生存空间，实现了“报纸”向“媒体”以及“报业”向“传媒业”的转变，而且短期内为资本运营、资源经营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 传统机制下相对封闭的产品经营终于和读者、广告客户之外的外部世界有了资本、信息接口。 互联网，此时此刻成为传统媒体撬动体制内资源的力量新支点。 报业产业化 、报社企业化的道路也许就在其中，报业之间的资源共享、资产重组也许因此成为可能。 政府以改革推进网络与发展 两会期间朱总理在谈到电信产业对内开放时说：“我们能够对外国人开放，为什么就不能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开放，这不合逻辑嘛。 ” 今日的互联网不是昔日的 PC，今日中国不同于一水之隔的美国。 互联网的崛起正式宣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