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进程专题研究报告(82页)-其他行业报告(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50%以上,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足 60%,比国际先进水平低 20个百分点左右。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 展阶段相互联系的规律表明,在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是很自然的。 有分析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2020年,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产出的 GDP,下中等国家为 ,而我国为。 但是,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合理,除了要考虑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还要看其是否与该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相适应。 从未来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国际背景看,我国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十分迫切。 2020年,我国创造的 GDP按汇率计算约占世界总量 4%,而重要资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却很高,石油为 %,原煤为 31%,钢材为 27%,水泥为 45%,发电量为 13%。 很显然,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必然受到影响。 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我国工业化的技术来源可以分为国外和国内两个部分。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依靠技术引进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技术扩散, 大规模利用国外技术资源。 2020年,我国技术引进合同成交金额达到 ,比 1991年的 35亿美元增长了。 对国外技术资源的大量利用构成这一时期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受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特别是 9 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不断重复引进导致对国外技术资源的过分依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 具体表现在: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 50%以上,而发达国 家均在 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 5%左右;在我国的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 60%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我国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不到 3%,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2020年我国的研发经费总额为 ,按汇率换算仅相当于美国的 1/16,研发 占 GDP的比重仅为 %,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 3%左右的水平;我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 6%,而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总量的 %。 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研发能力先天不足,在国际竞争中与工业发达国家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必须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从实践上考察,这种策略有其积极的作用,与发展中国家最初的技术和产业的起点相比,以市场换技术确实起到了缩小技术差距、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 例如我国的家用电器工业、轿车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通讯设备制造业,等等。 但是发展中国家工业技术进步不能长期建立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基础上,因为你所换到的技术永远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技术。 发达国家为了通过技术垄 断实现超额利润,在技术转让时,必然要 “ 留一手 ”。 虽然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实行本土化策略,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廉价的、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但技术的所有权仍然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 因此,我们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不断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技术领域实现跨越。 我国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主要不是工业生产规模和产品产量方面的差距,而是工业经济结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组织方式上的差距,是研究与开发投入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方面的差距。 推进工业技术创新是缩小这种差距的根本出路。 我国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 多依赖于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从长期看必然影响到我国产业的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还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引进国外技术的成本日益提高,而且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真正的先进技术。 在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现有以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要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 但是,根据目前国内企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学习能力,要顺利地实现技术供给模式的转 10 换还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障碍。 如何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 收结合起来,更多地以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已经成为未来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企业角度看,我国大中型企业是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主体,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 但是,整体上我国大中型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首先,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还不强,动力机制还不完善,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企业科技投入还有较大差距。 近几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研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总体上提高到 2%左右,但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该比重为 1%,企业就难以在竞争中生存,当该比重为 2%时,企业可 勉强在竞争中维持,只有该比重超过 5%,企业才有真正竞争力。 其次,作为我国工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体上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创新效率还有待提高。 2020年、 2020年和 2020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共开展科技活动分别是97360项、 30055项和 23991项,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分别是 1840项、 1715项和 1222项,而同期外商投资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展了 7332项、 8375项和 5890项科技活动,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1118项、 2031项和 4439项。 在 2020年, 4278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 ,投入 ,当年新产品销售收入 ,而 2020年 2995家外商投资大中型工业共有 ,投入了 ,却获得了 亿元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在 2020年, 3681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 ,投入 ,当年新产品销售收入 ,而 2020年 4700家外商投资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 ,投入了 ,却获得了 售收入; 2020年、 2020年和 2020年,中外合资经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高达 %、 %和 %,不仅远远高于国有中大型工业企业的 %、 %和 %,也高于大中型国有独资工业公司的 %、 %和 %。 显然这除了因为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储备少、技术水平与外资企业存在巨大差异外,我国国有大中型技术创新效率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除了因为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与外资企业存在巨大差异外,无疑我国国有大中型技术创新效率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次,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在技术引进基础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能力十分薄弱。 2020年、 2020年我国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总额为 、 ,消化吸收经费仅为 、 ,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为 1∶ 1∶。 与之形成 11 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日本企业的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费用比例为 1∶ 5到 1∶ 8。 这表明在消化吸收基础上自主开发和创新是我们工作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不能够建立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机制,我国将无法走出 “ 引进 — 落后 — 再引进 — 再落后 ” 的恶性循环。 最后 ,企业的自主创新环境仍然不够完善。 这一方面表现在我国还没有形成有利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竞争环境,政府在科技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局面还没有彻底改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效益相关性不高;另一方面表现在技术创新系统基础设施和政策法律环境建设滞后,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有待完善,技术创新政策法律的完整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有待进一步加强,随着行业科研院所企业化改革,面向产业提供共性技术和技术服务的创新能力有所下降。 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矛盾突出,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物质保障。 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相对贫乏的大国,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 那种认为在信息化时代,资源的重要性已经下降的观点是片面的,土地、水、森林、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仍然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与工业化发展息息相关的耕地、水和能源等重要资源的现状看,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3,一些沿海省市的人均耕地不足 ,低于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4,在全国 600多个城市中,已有 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 110个城市严重缺 水; 2020年我国人均消费的能源只有 吨标准煤,相当于日本人均能源消费量的 1/4,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 1/7。 在 2020年我国人口 14亿的情况下,如果达到日本人均消费 4吨标准煤的水平,国内能源消费总量就需要达到56亿吨标准煤,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再比如, 2020年我国钢产量已达到 27000万吨,超过美国和日本两国钢产量的总和,但我国人均消费的钢产量只有 230公斤,不到日本人均消费的钢材的 1/4。 如果按照人均占有的能源和钢材产量计算,我国能源和钢材等基础产业的产品产量都还需要成倍增长,但在大多数工业品的生 产总量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持续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 近年来,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由于需求量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供应形势全面偏紧。 目前我国的主要矿产资源已经出现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 在 2020年的国内需求量中,约有 50%的铁矿石和铜矿、 33%的铝土矿、 40%的原油和 44%的木材依靠进口满足。 12 另外,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平均的工业技术水平落后,造成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从而又加重了资源的紧张程度。 资源的利 用效率可分为三个环节:开采效率,加工转换效率,终端利用效率。 我国资源利用率不仅表现为终端利用效率较低,在开采和加工转换环节效率也低于国外同类行业。 例如,我国有色矿产资源储量回采率不到 50%,比国外低 10%~ 20%,据对全国 3498个矿山企业统计,我国有色金属矿采选回收率为 50%~ 60%,采、选、 冶 的回收率比国际水平低 10%~ 20%。 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阶段,工业化高速成长必然对资源供给造成更大的压力。 因矿物燃料的大规模使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最严重的负 面影响之一。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生态脆弱、人与自然界的平衡状况容易出问题的国家。 由于在以往的工业化进程中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严重浪费,我国也和历史上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 到 20世纪 90年代末,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已占世界第 1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 2位。 即使国际社会不就环境问题向我国施压,我国自身的环境容量也难以持续容忍这样大的污染排放。 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 我们更难承受。 虽然,近些年,环境保护和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举国上下足够的重视。 针对工业企业生产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正在大力提倡循环经济理念,通过立法方式推进清洁生产,加强 ISO14000与环境标志的认证工作。 但是,在过去的 2020年,我国发生了多起大江、大河的严重污染事件,其中,以 “ 松花江苯污染事件 ” 最为引人注目: 2020年 11月 1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双苯 厂的苯胺车间因操作错误发生剧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导致 100吨 苯 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造成整个松花江流域严重生态环境破坏。 这一 切表明,强化治理工业污染,促进工业清洁生产,推动工业发展模式 从 先污染后治理向全过程预防转变,推动工业增长方式从高耗能、高排放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转变,从而推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还任重而道远。 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应对环境的挑战,对我们来说特别紧迫和重要。 劳动就业形势严峻,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3 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就业问题在未来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在我国农村,目前劳动力总量大约有 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 力为 ,而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 ,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达 ,也即到 2020年,平均每年大约有 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 这些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既是进一步工业化的动力,也表明未来工业化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出现不断下降的态势。 这一现象表明,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的不利局面。 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外,再考虑国有企业改革中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大量存在的富余人员以及自然新增的劳动力,保守的估计每年还要新增 1000万人左右。 两者相加,未来几年我国每年需要提供 202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需求。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无论从行业看还是从所有制看,我国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均呈现出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 各个行业、各类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表明我国的工业化正在走向资本密集也即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的新阶段。 2020年与 1980年相比,工业部门 每 吸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了 19倍。 资本对劳 动的加速替代,使。中国工业化进程专题研究报告(82页)-其他行业报告(编辑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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