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喘息(doc169)-经营管理(编辑修改稿)

联想喘息(doc169)-经营管理(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记录。 第一章 联想要赌 30 亿之两个小时之内的决定 2020 年 2 月 13 日农历大年初九，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春节法定假期后的第二天，我刚刚陪太太从重庆探亲回来。 “ 你到哪里玩去了，杨洁找你哪，有急事。 ” 在首都机场刚刚打开手机，话筒里就传来张桂森焦急的声音。 张是联想集团公关部负责记者的经理，杨洁是总经理。 “ 我知道了。 ” 联想有个核心记者圈子，一般由五六个有影响的主流媒体的记者参与组成。 我从 1998 年开始与联想集团公关部打交道，这几年联想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我都是亲身经历者，包括联想完成股权改造、倪光南风波、联想 15 周年大庆。 联想做事风格从来有条不紊，这么急急火 火的可是没有过。 “ 知道杨洁找我干什么吗。 ” “ 你还不知道。 她已经去做网站了。 ” “ 哦。 这么快。 ” 杨洁是我联系的企业公关经理中，能够算是朋友的一个，因为有过两次出差长谈的机会。 她是属于真正在企业基层干过的，所以和那些一直做公关的 “ 老油条 ” 们不同。 我知道她有换换岗位的想法，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 恭喜你已经投身新经济怀抱，咱们什么时候找机会聊聊。 ” 在此之前，我曾经为当时我供职的《中国青年报》一份子报的投资问题，找过杨洁，试图说服联想投资媒体。 那次我们已经谈到过网站，千禧年前后的 中国，没有人能够忽略互联网。 电话那头，杨洁的声音很小，像是在开会，背景音嘈杂异常。 “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 联想的人做事节奏都快，说话直截了当，寒暄客气全都免了。 “ 随你呀。 ” 我拉长了声音： “ 反正我刚下飞机。 ” “ 今天下午有个会，最早 „„ 我们晚上 9： 30 开始怎么样，在翠宫饭店。 ” “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我无所谓啦。 ” ——— 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朋友会面式的 “ 无所谓 ” 的聚会，改变了我作为媒体人10 年来的记者道路。 翠宫饭店的会面一共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我记得是在 回家的出租车上，给杨洁打了一个电话： “ 其实也没什么可考虑的，就这么定了吧。 ” 我这人自认平生不好赌，也从不相信占卦算命之类，凡事喜三思后行，但重大决定反而敢冒险，而且决定了的事情就绝不后悔。 所以平时优柔寡断，真正下决心的时候，却敢拼命。 在此之前，我对互联网的了解几乎可以说等于零，我那时加起来的上网经历，大概也不会超过 20 个小时。 但是我不怕，我那时真的是信心十足。 互联网是什么东西，当时还众说纷纭、混沌不清，到今天也还不能算是最后定论。 但是有一点却没有人否认，那就是互联网作为媒体的属性。 我学了 4 年 新闻，干了 10 年的记者编辑，几乎是凭着本能的冲动，我认定这将是改变世界的新媒体，属于我的机会到了。 以后我曾多次对采访我的记者打过这样的比方，互联网就像是蒸汽机，蒸汽机刚研究出来放在那里什么也干不了，只有科学家们激动，但是它一旦跟传统力量结合，就能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 与马车结合，它就是火车，能够纵横驰骋；与帆船结合，就是轮船，能够浮游四海。 我的自信在于，互联网出现只是最近 10 年的事情，在中国被大众所知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而媒体传播的历史，则有几百年甚至千年，即使按照西方新闻学的看法， 16 世纪中期意大利 北部兴起的手抄报算作现代媒体的发端，也有了四五百年的历史，而中国新闻学者则相信唐代藩镇割据时代的 “ 进奏院状 ” 已是报纸的雏形了。 那时候我喜欢对以前的记者同行们说 ——— 看，当初只有报纸的时候，记者们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包打天下，读者只能看到文字的东西，听他绘声绘色地描绘，如临其境；后来有了广播，听众可以听到真实的现场声音，听当事人直接说话，当然记者这时候光有笔不行了，还必须有录音机，一个人的单兵作战常常力不从心了；而到了电视时代，观众不仅能听也可以看，一切仿佛身临其境，当然记者这时候一个人已经应付不了，导播、摄像 、灯光，必须有一个小的团队，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每种媒体形态，都会有它自己的规律，我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去探索这些的。 对于这个理论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即使是在互联网最寒冷的严冬，我也仍然相信它的未来。 新千年的第一年，我也已经不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满怀革命理想、充满青春冲动、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孩子了，我认为自己不是在冒险。 从 20 世纪末互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似乎这一切来到中国应该也不会太远。 不久以前， 2020 年 1 月 10 日，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公司美国在线宣布收购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组建一个总值高 达 3500 亿美元的企业巨人。 该并购出价高达 1840 亿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公司合并。 这是一次改变游戏规则的合并案。 在这里，新经济展现出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摧毁力量。 只有十几年成长经历的美国在线，一下子把拥有《时代》、《财富》、CNN、 HBO 以及华纳兄弟的时代华纳公司鲸吞入腹。 在那个冬天的早晨，没人说得清忽然降生的这头巨兽到底该算做什么物种。 分析家们说：这等于一场革命，传统传媒去死吧。 毫不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联想。 也许历史将证明， 1997— 1999 年是联想历史上一个辉煌的盛世时期。 在这 几年，联想完成了作为一个大企业的飞跃，连续位居中国电子 100 强第一名，联想的品牌电脑，打败了 DELL、 IBM、 COMPAQ 等国外品牌，牢牢地占据了中国市场最大一块份额。 联想国有民营的道路，在 1999 年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联想的员工认股计划得到了高层的肯定，创业者得到了股份功成身退，股票期权吸引着不断涌入的后来者。 联想股票在香港联交所逆势而上一路飘红，很快它就得以跻身恒生指数成份股，市盈率高达 200 倍，超过 DELL、 IBM 等几乎所有电脑公司，只有无坚不摧的网络公司堪与媲美。 而在这一切一切之上的，是联想 的品牌。 联想着力塑造的，是一个说到做到，负责任、守信用的成熟公司，是中国民族企业的脊梁。 在此之前，不管是在《人民日报》上宣称要 “ 扛起民族微机的大旗 ” ，还是在股市上对投资人不断演绎联想的 “ 翻番 ” 神话，联想从没失言过。 如果是新浪、网易这些网络新贵们，或者还有犹豫的理由，是联想，就应该没有问题。 这种感受，是我作为记者采访联想近两年的切身感受。 柳传志有句名言：小企业做事，大企业做人。 联想跟记者打交道，也像是培养自己的职工一样，要 “ 入模子 ” （以后的章节会专门讲到），要反复向你宣讲联想的企业文化，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不那样做，联想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 联想会邀请记者参加许多公司内部的活动，比如每年一次的誓师大会，运动会，总结表彰会，春节联欢会，甚至在电视台录制联想发展历程的节目时，也会邀请记者参加，让你非感动不可。 联想在媒介的透明度相当高，属于中国非常少见的表里如一的公司。 它对待记者的办法，不是像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那样，你来帮我发稿宣传，我给你这样或那样的好处。 联想不是这样，它一定是首先说服了你，让你理解甚至感动了，让你发自内心地替它说话。 从公关的角度看，应该说这是化境，至少那个时候的我对联想的一切发自内心， 深信不疑。 “ 每个企业，特别是成功的企业，一定有它非常突出的长处，一定也有它非常深刻的内部问题、矛盾以及冲突。 好的企业只是掩盖得比较好罢了。 ” 说这个话的，是当时TCL 集团销售公司的副总经理杜健君。 老杜是企业家里比较喜欢思考问题的一个，后来他也没能抵御住新经济的诱惑，以将近 40 岁的 “ 高龄 ” 试水互联网，结果输得一塌糊涂。 那时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企业问题，最经常的是拿联想、方正、 TCL、海尔、康佳这些我们两个都非常熟悉的企业作比较，由于我对联想推崇备至，常常遭到他们的嘲笑。 真正投身联想两年以后才明白，记者眼中 的企业，永远只能是表象。 其实这个话，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记者们善于把握变化，特别是在一个广阔的宏观背景下，细节往往成为巨变的前奏，所以很多企业家非常喜欢跟跑行业的记者们打交道，也愿意读他们的文章。 但是，记者们如果以为他们真的了解企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企业运行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且绝不是书本上能够读到的。 所以，仅仅过了一年以后，我就对那些动辄应该怎样怎样的 IT 名记嗤之以鼻了。 互联网热潮也好，联想的诱惑也好，都只是外部环境的影响。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内因是起决定性的力量。 从自己的角 度而言，当时我也正在痛苦的歧路中徘徊。 那个时候演出互联网高台跳水的媒介朋友很多，我相信，一定也有他们自己的原因。 从 1997 年起，我和报社中的几位同仁，一起发起创办了《中国青年报》星期五周刊。 那时的《中国青年报》，至少在我们几个 30 岁上下的小字辈们看来，还在原有体制下滑行着，发行量持续下降，广告经营越来越不景气，既没有 20 世纪 80 年代的热情，也还没有体会到生存危机。 也许是都感到无所事事又不甘寂寞，我们几个年龄、经历相仿的朋友常在一起议论，这个那个版面太沉闷太老气，我们要干应该怎样怎样，越说越兴奋、越说 越激动，于是跟报社申请说，咱们几个利用业余时间自愿加班，办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版。 报社领导没有拒绝年轻人异想天开得有些荒谬的想法，允许我们尝试，于是有了《中国青年报》星期五周刊。 这是《中国青年报》几十年历史上第一个准备拿到摊上去卖的周刊，被认为是报社面向市场化挑战的一次尝试。 《中国青年报》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一份报纸，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是中国新闻改革的一面旗帜。 它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其带有底层视角和人文关怀的报道，曾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 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中，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在快餐和互联网主宰的社会变革面前，它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直观的反应是发行量下滑，广告徘徊。 过去人们说到 “ 青年报 ” ，不用说，是指《中国青年报》，而现在，这个名字已经被迅速崛起的同城小兄弟《北京青年报》取代了，名头比我们小一个级别，影响力却已经大很多。 1999 年底，《中国青年报》终于下决心办子报，报社看中了星期五周刊的这群年轻人。 这是当时报社的所有部门中，最年轻的一个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全部是名牌大学毕业。 当然后来投身互联网我才知道，这个让我们骄傲不 已的团队，拿到互联网，肯定是爷爷奶奶组合了。 创业的激情曾经燃烧着我们。 到 2020 年，星期五周刊一下子发展到十多个人，大家几乎是每天都凑在一起，讨论未来的报纸应该怎么定位，如何经营，后来我们提交给报社的是一份长长的报告，我记得是分成 4 个部分写的：投资、创新机制、人才计划和以期权计划为主的激励机制。 然而这个花费了我们若干个不眠之夜成就的报告，却像撞到棉花墙一样，一点声息和反弹都没有。 过了很久之后，一个相熟的副总编辑开玩笑说： “ 你们哪里是想办报纸，整个在办公司嘛。 ” 费了好大力气，我们才弄明 白，原来报社只是希望我们把内容做好，经营方面还是希望在原有的惯性上运行。 但是经过两年尝试，我们深深地懂得，拿计划经济的体制到市场中去拼杀，是决没有成功可能的。 也是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惊奇地发现，只靠内容取胜的媒体，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没有可能存活下去的。 我们像一群泄了气的皮球，瘪了。 佛说，万事万物皆缘。 我想，冥冥之中大概真有一种东西叫缘分，被点燃的希望之火将熄未熄之际，联想那边在召唤我：你不是想把媒体办成企业吗，来吧，联想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而且互联网就是新兴的第四媒体呀。 君子于役，不知其 期。 第一章 联想要赌 30 亿之柳传志要赌 30 亿 站在世纪门槛上的联想集团主席柳传志，那时的心情应该会和我这个即将加入联想的毛头小伙子一样，万马奔腾难以自已。 柳传志 1966 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 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曾在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1984 年中国科学院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联想集团前身 )，是公司创办人之一。 1986 年任总经理， 1989 年升为总裁。 香港联想于 1988 年创始时，成为香港联想主席。 1997 年北京联想与香港联想合并，出任联想集团主席。 先后获得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第一名，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 199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7 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98 年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0 年 1 月在国内被 100 名权威经济学家、财经记者评选为 “CCTV 年度经济风云人物 ” ，并两次蝉联《北京青年报》第一、第二届 “ 财富年度人物 ” 及中国企业联合会 “2020 年最优秀企业家 ”。 2020 年 1 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 “ 亚洲最佳商业人士 ” ， 2020 年 6 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 “ 亚洲之星 ”。 在最近的几年里，联想一路高歌猛进，连续保持 100%以上的增长。 1996 年的时候，联想品牌电脑已经开始抬头，公司一举扭转前几年不利的局面。 1997 年，联想整合北京香港两块业务，使联想集团成为一个完整的实力强大的香港上市公司。 1998 年，联想电脑取得突破性进展，打败所有国外品牌，占据中国市场第一的位置，公司同时获得中国电子 100 强第一名。 1999 年，联想顺利实现了员工持股计划，在中国破天荒地将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发到了职工手中。 看着香港的股票一天天向上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