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doc137)-经营管理(编辑修改稿)

漫谈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doc137)-经营管理(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第 11 页 共 116 页 职 创 业 的 例 子 就 很 少 ， 因 此 波 士 顿 相 对 来 说 缺 乏 新 的 高 科 技 公 司(Saxenian, 1994)。 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指出，这是因为加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不同。 在马萨诸塞州，公司有权要求雇员签属“不竞争协议”，规定雇员离职后，不能在同一行业与原雇主竞争。 即便没签类似的协议，如果与前雇主竞争，也可能被告上法庭。 这自然不利于企业的创办。 而加州没 有这样的法律，雇主的利益虽然相对没被很好的保护，却客观上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发展，结果使人人受益(Gilson, 1999)。 此外还有文化上的约束。 一般说来，保守的文化不利于企业家的涌现。 对标新立异者持容忍态度的地区容易产生企业家。 创新意味着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在很多文化背景下，这种精神是不受欢迎的，更谈不上被鼓励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第一批“个体户”和第一批“下海”的人面对了很多冷眼。 好在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份人，他们的创新精神也算得到了回报。 甚至有学者发现，对同性恋者的宽容程度与一个地区高科 技产业发展水平是相关的。 原因就是，越是容忍异己的地区，越容易出创新人才 (Florida and Gates, 2020)。 硅谷地区又是很好的例证。 与硅谷地区毗邻的旧金山是美国同性恋者的聚居地。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硅谷的新公司是由华人或印度移民参与创立的 (Saxenian, 1999)。 如果没有对外来思路的宽容态度，这种局面是不会出现的。 宽容不仅仅是针对新思维，也包括对失败。 创业是有风险的，搞不好甚至倾家荡产。 在很多地区，失败的创业者往往成为幸灾乐祸的对象，永远抬不起头。 这样的环境里是没人敢冒创业大风险的。 在硅谷地区，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受人尊重。 失败有时甚至成为企业家的财富。 硅谷的很多风险投资公司非常看重创业者失败的经历。 曾经失败的企业发起人如果想从头再来，反而更容易获得风险投资。 难怪有学者认为，硅谷的文化是这一地区最大的优势 (Saxenian, 1994)。 7. 结束语 在国内上大学时，选修了一门课叫“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老师曾引用过一位西德领导人在战后经济重建时期说过的一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他说，不要约束金钱和人民，他们就会使国家富裕起来。 就让我套用这句话，作为此篇的结束语：不要约束企业家，他们就会使 国家富裕起来。 中国最大的管理资源中心 第 12 页 共 116 页 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 许纪霖 第 2 卷，第 3 期 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到著名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作演讲。 主持人希望我从个人研究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思想界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自己这些年主要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和文化思想。 8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 但到 90 年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关于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的讨论。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将向大家介绍中国知识界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脉络，同时阐述我自己的看法。 一、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中国人的习惯，谈 到一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究竟何为“知识分子” ? 虽然在这一领域已研习多年，但依然感到隐藏在此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要作一言而蔽之的笼统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任何一个有生命力、被学界长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概括清楚。 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 正 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回到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理。 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 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 以这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 这样一个与主 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 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群体，这批人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些是军官，有些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 中国最大的管理资源中心 第 13 页 共 116 页 共通之处。 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 从这个起源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语用学的意义上具有着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并且与一种文化的疏离感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 1894 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 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 1898 年 1 月 23 日在 L39。 Aurore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 后来这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 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的 ,但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 十九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包括一批文人和作家。 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 啡馆里高谈阔论。 就像哈贝马斯所描绘的，当时他们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和政治的公共问题。 这样的的知识分子用葛兰西的观念区分，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与后来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很不同。 因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 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 在这个意义 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一样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西方概念。 但这里讲的“西方”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随着我们对西方的历史、文化逐渐深入地了解，可以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虽然他们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分享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传统，但到了现代西方，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法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 法国的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他们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 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 民主》中所说的，法国人喜欢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 他们很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 最能代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 中国最大的管理资源中心 第 14 页 共 116 页 雷蒙阿隆，而是激进的、充满情感力量的保罗萨特。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法国总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温床，从卢梭一直到当代的萨特、福科、利奥塔和至今还健在的德里达。 比较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牛津和剑桥里面，主要是一群学院派的知识分子。 从历史上看，由于英国新教改革比较成功，知识分子同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就不像法国那么紧张，所以他们也更多地具有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性格，更习惯在经验主 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上，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道路。 他们也有批判性，但往往是温和的，试错式的，而不是反体制的。 罗素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算是最激进的，但比萨特还是要温和得多。 德国的知识分子，从历史角度而言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质，这是因为他们受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 即使讲自由，既不是英国式的“消极的自由”，追求自由的外在的、不受强制的那一面；也不像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强调政治参与，追求“积极的自由”。 德国知识分子更强调“内心的自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超越。 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十分矛盾 的，也很复杂。 德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与他们所处的政治专制主义环境有关。 凡是处于专制统治下，又无力直接向权力反抗的，通常都会退回到内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历史的层面追求超越的自由。 这种自由在现实层面而言，多少是想象性的，犹如中国的庄子。 而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有东正教的背景，则更具有沉重的道德紧张感。 同时他们又处于东西文化冲突的交汇点上，东方文化与西欧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直接呈现在他们身上。 俄罗斯苦难的大地与西方化的上流社会的腐败，使得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道德上的原罪感，产生绵延不绝的民粹主义。 俄国知识分子始终 有各种各样的紧张感：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其紧张的渊源有上层与下层的冲突，也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这样的紧张感至今还没有消除。 当我们将西方知识分子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时，就可以发现他们不是整性的、一元化的，而是有着各自的“个性”。 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有帮助，可以获得一种多元的参照资源。 二、知识分子的语用学定义 中国最大的管理资源中心 第 15 页 共 116 页 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都有其渊源和前身。 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崛起，事实上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 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出现了 书面文字，它才需要一种掌握文字的特别的人来进行记录和书写。 因为文字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符号，具有神圣性，受到大众的崇拜，因此这群懂得文字书写的人便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便是知识分子的雏形。 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婆罗门以及僧侣等人当中分离出来的。 另一因素是哲学的突破。 雅斯贝尔斯指出过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八百年到二百年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包括古希腊、中国、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被称之为“哲学的突破”。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最终的形成，是和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 的。 只有在哲学突破以后，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获得了思想的形式。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远远还不是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 从古代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统之中。 如中国古代的“士”，就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成为“士大夫”。 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教士来承担的，在宗教的系统里面求发展。 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的前身，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 的事情。 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 不可能存在一种没有传统、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区别，与他们不同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 从语用学的意义上，要看其置于什么样的结构中来运用。 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 过去中国教育不普及，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识分子。 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门又将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算作知识分子。 这 是从教育背景上划分。 但常识不一定是可靠的，它只是世俗社会中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 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一般的社会学家通常从职业或知识分工角度界定知识分子。 一个最著名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 中国最大的管理资源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