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doc24)-经营管理(编辑修改稿)

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doc24)-经营管理(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的失利 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则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他们必然会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多保护国有部门。 中国的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常常低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复杂性，刚承担了几年为外商出口加工的任务，就自以为是地提出要自创国际名牌、打进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 “一决雌雄 ”，这类想法过于忽视全球化商品链组织协调过程的难度。 一个中国的企业要从“世界型工厂 ”的一个 “车间 ”，翻身变为主导某个全球化产销商品链的跨国集团，必然要经过相当漫长的过程。 政府对这个成长过程基本上 帮不上多少忙，少帮倒忙就是贡献了。 从九十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 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 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 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者，所以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以便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挤垮；而中央政府则更担忧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政治社会后果。 这个困境无疑会滞缓中国吸引外资的进度。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应。 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的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快 ，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本。 在这种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数量、其产值的增长不会循着加速度的轨迹越来越快。 因此可以预见，今后再出现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较小，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在经济发展的观念上，存在着更大的误区。 在眼下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经济发展观念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清末张之洞所谓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之类的主张也颇得认同，即希望借助西方 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 “我 ”主导，为 “我 ”所用。 这种陈旧的观念过分强调资本和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竞争中的重要性，而忽视和回避制度性竞争的重要意义。 下一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 在这样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等。 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 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 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 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建设上的竞争，这场制度建设竞争的参照系不是某国的 “特色 ”、 “国情 ”，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 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 “符合 ”某国的 “国情 ”，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应当变革这种制度；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会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前些年的中国的 “外 资热 ”表明，中国在前两个条件上占有优势，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国内政治的束缚，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腐败日益普遍化、制度化。 有来华投资意愿的西方企业和企业家很不适应这样的制度环境，许多西方的外商更不喜欢那种酒场谈生意、请 “小姐 ”陪客、送礼拿回扣的 “红包文化 ”。 如果中国的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相反，许多贪官污吏还指望在引进西方资本的过程中，象和港台商打交道那样，大捞一把，那么，即使有一些西方资本进入了中国，它们也很难生根立足，甚至可能中途撤资。 目前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大多数是赔钱的，它们 把初期投进去的资本赔光后，之所以还在观望、而没有关闭撤退，其实是希望看到中国的制度环境真能变得适合西方企业的生存。 他们已经观望等待了十多年了，中国若让他们继续等下去，吃亏的其实是中国。 西方企业不来中国投资，仍有其他可去之处，而中国等不来外资，经济困难只会日益严重。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应是改变那种旧的经济发展观念，改变政府和企业对经济全球化不甚了了的状况，建立国际化的发展观。 国际化的发展观应当是由企业和企业家主导，而不是由政府和官员主导。 第二，应该以企业的成长成熟为目标，而不是以政府拟定的增 长率为目标，要能够把长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遵守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准则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把国内流行的不当竞争手段搬到国际竞争中，或采取投机取巧、钻空子的手法， “捞一把算一把 ”。 第三，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应该建立在长期互信互利、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而不宜以利用对方、或拉一方打一方为常用策略。 在这样的新的发展观面前，所谓的 “赶超战略 ”、“称雄之心 ”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渐成一体，那种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 基础上的 “一方压倒另一方 ”式的思维是既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也有碍本国的经济发展。 四、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是如何汲取资源、创造需求、稳定经济的 ? 中国与其他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上最大的不同是，在每个国家非国有部门都快速成长的情况下，唯独中国的国有部门总体上没有陷入明显的衰退之中。 所以，当谈到中国九十年代上半期经济稳定繁荣的原因时，仅仅强调非国有部门的成长，说服力是很弱的；因为在东欧和俄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并不比中国慢，他们之所以无法摆脱经济衰退，是因为国有部门失去了保护就一 蹶不振，私有化也无法短期见效。 而中国除了有外资送来的繁荣之外，还有一个 “秘诀 ”，即通过全力保护国有部门来支撑经济政治稳定。 在这一阶段，政府为了追求政治稳定，把满足国有部门员工的利益要求作为制订政策的优先考虑；而东欧俄国则把实现改革的预设政策目标列为优先。 这种政策优先序列的差异导致对国有部门的不同政策，从而也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果。 中国目前政治社会的稳定主要以城市为基础，城市稳定了，全国就能稳定。 虽然农民是中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会组织，如果他们的经 济状况不好，并不一定立刻会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 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会能量则远比农村居民大。 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国家职工，由于一元化的制度结构，他们的利益要求、对政策的反应、社会不满的形成都非常相似。 可以说，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部门能否满足其员工的利益要求。 社会主义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要逐渐降低国有部门对经济的支配作用，那么，在改革的前十五年里，国有部门的地位是否确实变得越来越轻了呢。 许多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肯定的答案，而笔者却认为，对这个问题回答 yes 或 no 都不 算错，因为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兴旺，国有部门在销售市场的竞争中业绩越来越差，地位明显下降；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仍然由国有部门供养，城市的消费繁荣主要由国有部门支撑，国有部门在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上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 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东欧俄国那种国有部门明显衰败、朝不保夕的局面，关键就在于一点：尽管中国的国有部门在与非国有部门争夺销售市场时节节败退，但在争夺金融资源时却是优胜者；国有部门虽然自身盈利微薄，但由于它可以汲取国民经 济系统的大部分资源，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大多数国有部门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水准。 这产生了两个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即国有部门的高收入高福利支撑着一个潜在购买力强大、对外商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消费市场，并维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城市社会。 改革中中国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 这个现象在工业中尤为突出，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985 年的 2/3 降到了 1994 年的 40%左右。 [11] 在包括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国民经济中同样如此，但国有部门的比重下降得慢一些， 1994 年国有部门的比重大约比 1985 年下降了 6 个百分点（见表 5），因为金融、交通电讯等重要服务行业一直被国有部门垄断。 从这个速率来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还会保持相当的份额。 表 5. 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中的比重及占用金融资源比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 国有部门产出在 GDP 中的比重 国有部门贷款占全国贷款比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85 1992 1994 1992 比 1985 1994 比 1992 + 1994 比 198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计算国有部门在 GDP 中的比重时，各年第一、第二产业的国有比重和 1992 年第三产业的国有比重可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里查出， 1985 和 1994 年第三产业的国有比重是笔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估算的。 “全国贷款 ”是国家银行各项贷款、农村信用社贷款和城市信用社贷款之和。 “国有部门贷款 ”是从国家银行各项贷款中扣除给非国有部门的贷款（即对城镇集体和个人贷款、农业贷款）后得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民生产总值 ”、 “第三产业增加值 ”、 “国家 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 ”、 “农村信用社各项存贷款 ”等表。 《中国金融年鉴》中 “城市信用社存贷款 ”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在生产和服务业中的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着它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应也明显下降，后者的变化取决于城市社会中依靠国有部门为生的人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事实上，从 1984 年到 1994 年，城市经济改革只是小幅度地降低了城镇就业者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在此期间这一比重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城镇就业者中仍然有 2/3 是国有部门员工。 （见表 6）如果把国有部门员工人数加上受政府保护、具有国有部门特 征的城镇集体企业员工，则他们仍然占城镇从业者的 86%。 国有部门员工包括企业员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两部分。 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为人满为患的机关事业单位 “消肿 ”，相反，却产生了 “增肥 ”的结果，城镇就业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城镇就业者中国有企业员工的比重在 1992 年以前下降得非常缓慢；从 1992 年到 1994 年， “三资 ”企业和私营经济从国有部门中吸引走了一批年轻、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但是数量有限，国有企业员工在城镇就业者中的比重仅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 （见表 6）由此可见，尽管中国 市场化过程不断推进，城镇居民的大多数还是要依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城镇集体单位为生，他们的生存方式并没有随着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相应地独立化、市场化。 如果多数民众仍然依赖社会主义式的生存方式，那么，他们必然会要求政府继续保护国有部门。 表 6. 城镇从业者当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份 |1984|1988|1990|1992|1993|199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 重 |||||| 国有企业员工比重 |||||| 事业单位员工比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分行业从业人员 ”表。 既然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弱，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它就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出让较多的份额给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非国有部门。 真实情况如何呢。 中国国内有一项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产出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其资本比重的下降速度（郭克莎 1994）。 在 1980 到 1988年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