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研究资料选编(ppt71)-经营管理(编辑修改稿)

中国民营企业研究资料选编(ppt71)-经营管理(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工制度的灵活性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增加了工人们的收入水平，但同时也增加了财富分配的不均衡。 劳动所得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由 80 年代的 50％增加到 90年代的 64％， 2020年则进一步增加到 69％。 与此相对应，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从 80 年代的 30％降低到 20％。 收入分配的倾斜，一方面越来越有利于劳动力，另一方面也逐渐侵蚀资本的回报水平，最终结果是推动了中国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 居民的银行存款余额（居民储蓄最主要的部分）已经增长到 8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 于 1980 年 400亿元的 200 倍。 民营化的进一步进展将会在未来数年间推动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高，意味着居民从ＧＤＰ增长中获益相对较多。 然而，这种收入增长是不平等的。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 0． 46，而 80 年代的中国却只有 0． 33。 目前，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也只有 0． 35。 差距拉大的不只是城乡间，中国各个城市间的差距也显著拉大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不平等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收入差距拉开推动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工人所得的工资可以因为技能、努力程度和风险承受 能力不同而出现不同。 在 80 年代早期，医生的收入和一个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差无几，但现在，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高达 10倍。 这种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将会为中国经济在未来 10 年间的持续增长提供推动力。 城乡收入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劳动力的生产率高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下。 首先，在 80年代早期，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率只相当于非农劳动力的 20％，近两年更是下降到 17％以下；其次，中国的农村从未实行过社会福利制度，因此占到中国劳动力总数 60％的农民几乎从没有从政府处领取养老保险、住房补贴或者医疗保险；最后，中国农村 能够接受到公共服务（例如教育）的居民人口比例相对城市人口来说微乎其微。 由于中国耕地的缺乏，劳动力不得不从农村涌向城市，这样才会最终消除这种收入的不平等。 但在中短期内，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和医疗体系对于阻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非常重要。 收入的不平等部分可以归咎于民营化项目缺乏透明性、广泛的寻租行为、税收征收体系的不健全以及腐败现象等等。 例如，超过 70％的公有住房已远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水平出售给原有住户，而这些住房是劳动报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按照职级的高低在进行分配。 因此，高层官员在住宅私有化过程 中获利最丰。 尽管中国的政府体系正在逐步进行权力下放，但是各级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依旧非常严重。 为此，私人为使企业谋求行政特权竞相采取贿赂政府官员的做法，而中国反腐败法案的不健全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风气的蔓延。 国有企业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早已司空见惯，有些国有企业经理层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损公肥私。 尽管中国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对此却无能为力。 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改革并治理结构才能最终得以解决，但这一切却需要时间。 8 收入不均的问题使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不力进一步加深。 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的比重 2020 年仅为 6％，远低于大多数亚洲国家超过 30％的水平。 灰色收入、不在岗职工的工资和稚嫩的税收信息系统都阻碍了税收的征收。 那么，这些新富们主要是哪些人呢。 尽管我们无法对此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最近的两项研究却为此指出了方向。 按照权力、财富和技能的不同，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将中国的城市人口分为 10 类：高级政府官员、高级经理层、私人企业家、专业人士、公司职员、自谋职业者、服务业从业者、工人、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 前四类阶层是城市中最富有的阶层，不只因为他们的薪金和其它公开的收入较高，而且因为他们的权力和技能使得 他们有能力进行寻租和获取非正当收入。 这一研究成果显示这些阶层占到城市劳动力总数的 15－ 20％。 国家统计局近期在 10 个城市中进行的富裕家庭调查揭示了类似的结果。 在 1 万个样本中，超过 50％家庭的核心成员是高级工商管理阶层（ 31． 0 25． 2 50％来自于薪金和奖金， 34％来自商业利润，其它来自于金融资产的报酬。 大体来说，这些富裕家庭的收入在 2020年约有 11万，相当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 11 倍。 由于全国范围内都存在隐藏收入的问题和过去 5年间每年超过 2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问题， 2020 年的平均水平肯定低估了富裕家庭的收入水平。 而且，生活成本的低下使得人们的购买力水平远高于上面的数字。 笔者认为，中国未来 10 年间将出现约 2020 万个高收入家庭（这个收入相当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家庭总和）。 首先，劳动市场改革，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将会为那些拥有技能和风险承担能力的人们提供致富的机会。 私人企业的总数将会因为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而增加，而这些企业较好的治理结构和较高的生产力又将增加企业家和熟练工人的报酬水平；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会推动中国出口型行业的大发展，而每年 250万的大学毕业生和每年超 过 20 亿的基建投资将会进一步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率。 这将进一步增加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第三，尽管经济的民营化将最终有利于所有人，政府也在努力保证出售过程的公平性，但是笔者认为资产的出售将会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发达而更多地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出售，这意味着特权阶层将有更大的机会来发挥影响力。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将大大增加，而其中的一大部分还将流向一小部分人。 这些新诞生的富裕阶层将成为未来数年间中国国内汽车、教育、媒体、金融以及其它个人消费的主体。 （本文由《经济观察报》独家提供，如需转载， 请与我们联系。 ） 许知远：让”骆驼们”穿过针眼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Ｊ•Ｄ•洛克菲勒曾对前来拜访的亨利•福特告别说：“再见，咱们到天堂里再会。 ”福特回答说：“您如果能进天堂，准会再见到我的。 ”当洛克菲勒在 1937 年逝世时，这个 98 岁的老人终于彻底摆脱了困扰他大半生的指责 —— 冷酷、贪婪、无法无天的“强盗资本家”。 在 20 世纪初他仍被视作残忍的托拉斯大王，而现在，当初攻击他的报纸称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一位曾质询过他的检查官赞扬他是除了罗斯福总统外美国最伟大的公民。 《圣经》说让富人进天堂，像让骆驼穿过针眼一样 充满难度，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还是顽强地让骆驼穿过了针眼。 这个例证能给今天的中国富人们提供某种安慰吗。 在刚刚过去的半年中，这个在“致富光荣”的口号下兴旺起来的群体饱经折磨。 他们中最著名的人物正遭受着各自的磨难 —— 刘晓庆在狱中，杨斌被扣押，而仰融则逃避着种种指控并滞留于洛杉矶。 这份名单中如今又加入了周正毅，一位明显缺乏教养的“上海第一富豪”。 他们都为中国日渐丰厚的政治经济学课本提供了新的素材。 从 90 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富人的角色经历着摇摆不定的转变，在金钱作为惟一尺度的社会中，他们先是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 ，《福布斯》杂志的排名使他们成为大众的明星，接着他们甚至被赋予了某种政治身份，但紧接着他们又被描绘成一群不择手段的人，通过与社会黑暗力量的秘密勾结来获得个人财富。 总之，对于他们的所有看法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即使那些并未呈现明显问题的富人，也面临着种种名誉不佳的嘲笑，就像黄巧灵对《时代》的愤怒。 这份杂志将之描绘成一个建造了自己的白宫的典型的暴发户，但黄巧灵的抗议与《时代》充满偏见的误读并未能抵消公众对这些富人的流行评价 —— 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 9 并通过骄奢淫逸的方式来展现财富。 如同所有转型期的国家， 中国的富人主要由两种人构成。 他们中的第一种人因占有政府资源，而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将这种资源转化成个人的财富，观察者相信这种现象在俄罗斯的转型期中更为普遍；而第二种人，的确是那些更为勇敢（或在既有体制中走投无路）的探险者，他们通过头脑与汗水获得财富，而这种行动同时也不断把政府的边界推向其正常的位置。 丹尼尔•耶金称整个 20 世纪是政府与市场争夺“制高点”的过程，而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开始了政府逐渐对市场让出部分权力的旅程，而中国的第二类富人在其中充当了重要力量，他们不断试探着政府的反应，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 ，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出更大的空间。 狄更斯在 19 世纪中叶感慨工业文明摧毁了伦敦穷人的生活。 但仅仅几十年后，人们就发现，英国整体的生活水准、卫生习惯都有了明显的飞跃，他们渡过了那个可怕的原始期。 在很多时刻，新生命的阵痛与随之而来的混乱场面是很难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痛苦与混乱之中，你如何清醒地面对现实，用更可行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对于中国富人的问题，毋庸置疑，在他们获得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卑鄙与肮脏的手段很可能像自身的勇敢与智慧一样重要，他们引发公众情绪也正因为他们手段的不正当。 而他们在一个 灰色地带上建立起的王国，则侵蚀了政府的绝对权力。 像每一代最初的创业者一样，他们身上充满了野蛮的不合规范却生机勃勃的色彩。 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像仰融一样相信，既然政府没有给他任何帮助，那么他所创造的一切也应该属于自己；或是刘晓庆，她根本没有兴趣交纳自己的税收。 他们仍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踌躇，他们能够拥有自己创造的巨大财富吗。 当这个问题充满不确定性时，他们很难让自己完成由一个野蛮的创业者向更文明的富人阶层过渡的过程。 所以，政府与公众都要作出这样的现实选择：不管富人的发家史多么令人愤怒，但是，我们必须勇敢地承认 他们的财产的合法性。 当然，这一行动必须建立在对应的法治基础之上。 在面对周正毅这样的案例时，惟一的方式就是送他们去监狱。 在这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将目标更加具体化与公正化，而避免变成一种泛政治化的行动。 对于公众而言，不管这些富人制造了多么强烈的不平等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的确值得尊敬。 在过去的 20 年中，很少有人像刘晓庆一样更迅速与频繁地完成自我角色的转化。 就像 20 世纪初的美国公众也要承认，洛克菲勒的财产决不仅仅来源于强取豪夺，它更来自于他的不熄的工作热情与经营之道。 而在中国的语境下， 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是，今天的私人企业已创造了中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或大或小的富人们提供了 1 亿 3 千万个就业机会。 他们无意中参与创造了日渐自由的市民空间，对利润的追逐，则使他们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 当然对于富人自身而言，当他们不断被攻击为浅薄与挥霍或是不遵循游戏规则时，洛克菲勒仍是他们学习的楷模。 洛克菲勒用他的财富创造了慈善事业，他的儿子则继续树立为公众服务的鲜明形象。 同样重要的是，洛克菲勒所创造的石油公司，在过去的 100年一直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之一。 比起这样的伟大人物，今日的中国富人，仍有着 漫长的道路要走。 （本文由《经济观察报》独家提供，如需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 张国庆：为中国民营企业寻找长寿的“维生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张国庆 面对一些中国富豪和企业发迹不久就“体力不支”的现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许多西方企业能常葆青春，这些长寿企业难道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应该说，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有其特别的地方，但在“保持健康”的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诸多可供富豪和企业选择的“健康食品”中，下面的几种尤其值得推荐： 维生素 A：企业家精神 美国学者杜克曾经说过，“企业家精神是 追求改变和追求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力量。 ”在很多中外学 10 者看来，诸如中国等第三世界的富豪丑闻的出现背后，隐含的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和破碎。 哈佛政治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批判拉丁美洲企业家精神沦丧时指出，拉美继承了 1 18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封建制度，拥有的只是重商主义，哪怕是错误的经济自由哲学其实都并未出现过，只有“一种官僚化而没有规则的国家体制”，企业家精神丧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拉美的经济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家精神缺失有关。 在越来越多富豪落马之际，企业家精神被认真地提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毕竟 ，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现在看来，在企业家精神的所有要素中，正直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一位好的管理者（或父母，或配偶，或政治领导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知道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人。 ”难以想像，一个不正直的领导人会带出一个正直的团队来。 这种正直与声誉直接挂钩，尤其是在安然等一系列公司丑闻爆发后，人们更是把富豪与公司的价值观评价上升到对整个公司价值体系的评判。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就此达成共识：富豪（ CEO）必须建立和发展一套价值体系，形成自己的信仰； CEO 还要做到求同存异，利用这种信仰和理念来组建核心领导团队 ，形成和维护公司的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富豪需要为自己的社会角色负责任。 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富豪（ CEO）的个人声誉与公司的声誉具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越来越强。 博雅公司 2020 年在美国的调查显示， CEO 的声誉在公司声誉中占有 48%的比例，这比 1999 年的调查结果提升了将近 20 个百分点。 在企业家的一系列素质中，可信度成为最受社会重视的品德。 安然和安达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反例，事实表明，当一个公司的领导者不再具有可信度之后，就会直接影响到公司成功的能力，甚至危及公司生存。 在发展中 的中国。 我们需要的企业家是那些不愿意为了公司的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的人，是那些愿意为年轻后进做出表率的人。 维生素 B：企业文化 在今天，许多公司对富豪丑闻缺乏防治能力、事后缺乏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原因是企业文化的缺失，在很多公司，富豪（ CEO）自身的文化素质就等同与企业文化，公司内部并没有形成健康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也就很难出现即便是富豪消失了，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