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doc10-法律法规(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 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 70。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 30 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 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 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 2020322 11:09:00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搜索 回复 第 2 楼 文章提交者: 789789789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 1993 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 ”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 “ 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 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 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 ”“ 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 Asylum——— 政治庇护权 ——— 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 30 年,从 1954 年- 1975 年- 1978 年最后到 1982 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 到 1985 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 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 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 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 100 亿美金。 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 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 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 词典该怎么编。 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 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 8 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 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 ——— 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严谨和精神的力量 5 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 “ 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 ,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 ” 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 “ 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 “ 我答应你。 ”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 14 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 1930 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 1979 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 1980 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 审稿老 人的平均年龄为 84 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 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 ——— 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 2020 多字、长达 6 页纸的注释。 结果,近 90 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 他便委托 80 多岁的夫人——— 1930 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 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 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 8 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 48 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 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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