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学与公司财务doc14-财务综合(编辑修改稿)

行为金融学与公司财务doc14-财务综合(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有两个行为学因素起了作用 —— 过于自信和损失厌恶。 过于自信明显地起了作用，因为 Ibuka在工程师设计出较低的生产过程之前就将 Chromatron 大量投产。 损失厌恶也起了作用，因为当损失增多， Ibuka继续该项目的投资并且不愿意接受一个既定的损失，他宁可博一博是否有解决方案。 索尼最初的损失都是源于它对 Chromatron 项目的投资，这是一项沉没成本 (sunk cost)。 大多数公司财务方面的书提醒我们可以忽略它们。 和 在其 2020 年出版的著名的《公司财务的基本原则》一书中这样描述到：“忘记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就像已经倾倒出来的牛奶，他们是过时的和不可逆的。 因为沉没成本已经流走，所以它们不能影响是否拒绝或接受一个项目，它们在决策时应被忽略。 ”尽管很多学者强调应忽略沉没成本，但是公司决策者却经常把其作为相关的事物来看待。 在篮球比赛中，教练决定谁上场时，往往把球员工资作为考虑的因素 —— 有时并不考虑高薪球员是否表现得好，实际上，球员工资是一项沉没成本。 和 在1995 年以及 和 在 1999 年对此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球员领的薪水越高，他上场的时间也越多，即使有其他情况，如场上表现、受伤以及训练状态等等。 在 1988 年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对他们认为负有责任的失败投入比成功更多的钱。 管理学家 发现对失败负有责任的决策者比那些不负有责任的决策者更喜欢回忆过去的决策，这意味着他们会寻找证据来证明他们先前的决策是合理的。 这可被看作是“认知偏见”，这与上面讨论的问题四相关。 Conlon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沉没成本的大小不会改变经理人回顾过去和提高花费的 倾向，但是导致失败的决策往往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 Conlon 这样描述到：有多少钱被涉及并不重要，但决策错误的可见性却非常重要。 如果你被看作是一个高度可见错误决策的主要发动者和引导者，你会更易于回顾过去和在决策中变得不够理性。 代理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因为激励体制没有使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很好地结合，他们往往会做出较差的经营决策。 在这方面，行为学因素影响与代理成本是类似的。 行为学因素导致了 Ibuka 的行动，而这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 在索尼的案例中， Ibuka是公司的创立者和大股东，但即使作为大股东也没有使他 避免在行使经理职责时过于自信和厌恶损失。 行为学因素在决策中能使其他影响因素扩大。 毫无疑问，激励非常重要，但是索尼的案例告诉我们，激励并不能必然克服行为学因素在决策中的影响。 另外在现代公司决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群体行为问题：群体行为到底是缓和还是扩大了个人倾向的认知错误。 和 在 1989年的研究中发现，群体行为经常扩大个体错误，这对于公司经理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现。 大多数的公司决策是在群体环境下所做的。 年关于项目终止决策的群体扩大影响的研究提 供了针对个体决策者和群体决策者的两项描述。 现在有两个项目，项目的未来期望并不十分诱人，一个项目描述了沉没成本，另一个则没有。 试验表明，当没有描述沉没成本时，有 %的个人决策者接受这个项目，而当描述沉没成本时；有 69%的个人决策者接受这个项目。 在群体决策中发生的事也很有趣。 当没有描述沉没成本时，有 26%的群体接受这个项目；但是当描述沉没成本时，有 86%的群体接受这个项目。 这项研究表明，在群体决策中行为学错误确实被扩大了。 行为学因素在公司财务中还有其他运用。 例如，过于自信的执行官可能低估拖欠的可能性，结 果选择了一个债务负担过重的资本结构。 这在我国巨人集团的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的史玉柱显然被外界的因素所左右，而且其过于自信，因此在建造巨人大厦的过程中一错再错，楼层一高再高，最终导致巨人集团轰然倒塌。 公司外部的行为阻碍 再来看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外部的行为阻碍。 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认为风险并不能根据 CAPM 来定价，市场价值经常偏离基本价值。 实际上，这一点在公司价值管理的有关文献中也有论述， 和 39。 Byrne在 2020年的研究中对此也进行了阐述。 使用基于价值 管理方法的经营者经常假设基本价值与市场价值一致，然而，当他们不一致时，采取措施希望使公司基本价值最大化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