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nomusicology:80年代以来的十种新趋势1主流已纳入人类学的(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年所称, ethnomusicology的方法已渐渐从传统的客位转向主位,并有可能将两种角度结合起来),以及组合与聚合( syntagme, paradigm)、即横向与纵向的分析角度(后者又称“联想”关系,已广为运用)(山口修, 1983)。 此外,如赖斯 1987 年所提出的整体模式的研究中历史 — 社会 — 个人三种因素之间的双向关系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视角。 近年也出现了不少角度很有新意的课题,如《珀塞尔时代的剧院建筑及其对珀塞尔“戏剧歌剧”的影响》(雷迪斯, 1990),初看是论述建筑学与历史音乐学的关系,但实质上是论述一种文化因素对音乐的影响,应划入 ethnomusicology的范畴。 ( 8) 开始渗入西方艺术音乐领域。 如有人用 ethnomusicology的方法研究匹兹堡交响乐团(荣鸿曾, 1986),又如内特尔对莫扎特的研究( 1989a)。 这类题目现在还是凤毛麟角,以后将会逐渐多起来。 在一些文章里还出现了“西方艺术音乐文化”的提法(拉恩, 1987;内特尔, 1989b)。 上述倾向表明,西方艺术音乐同世界其他音乐文化已处于平等、相同的地位,同样可用 ethnomusicology 的方法来研究(瓦克斯曼, 1981)。 音乐上的“西方中心论”正在消亡。 ( 9) 与历史音乐学互相接近、杂交。 有些音乐学学者提出音乐学可以向ethnomusicology 学到许多东西(克劳福德, 1987),有人甚至提出“所有音乐学以 ethnomusicology 方法为中心”的可能性(达克尔斯, 1980;西格, 1985)。 有些题目则结合这两门学科,如《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曲<婚礼>和俄罗斯民间婚礼仪式》(梅佐, 1990)。 可以预料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包括历史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和音乐社会学等的音乐学科(苏皮奇克, 1987),研究“所有历史时期、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所有领域的音乐 活动”,“关注广阔得多的社会、文化问题”,“不再局限于狭窄的分析”(赖斯, 1987)。 ( 10) 近几乎来还出现了一种排斥“音乐学”的提法。 如内特尔的“人类学与音乐”( 1986b),拉恩的“人类学和音乐理论”。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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