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物篇(编辑修改稿)

4人物篇(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外学界人士如余日章、张伯苓、王正廷、朱友渔等均为该会会员。 方显廷受到与会青年学子们的 鼓舞，立志献所学于祖国建设，致力于国民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方能励精图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是日后指导他归国之初放弃高官厚禄，投身教育事业，为祖国作育经济建设人才的思想 根源。 1928 年 12 月，方显廷学成归国。 当时的实业部长孔祥熙聘他为设在上海的国家经济访问局局长。 方显廷放弃了三倍于南开大学教授薪金的待遇和官场升迁的捷径，经何廉先生介绍，接受张伯苓校长的聘请，北上天津，为作育经济建设人才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在他面见孔祥熙，提出请辞时说道：在我离开祖国远渡重洋到国外学习七年归来之后，请给我一个机会， 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来了解我的国家， 以便我能最后证明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价值。 那时，方显廷年仅二十五岁，是南开大学最年轻的一批教授之一。 他初授 “欧洲经济史 ”课程，并着手进 行天津地毯工业调查。 方显廷一生，持严谨的学术作风，每调查必亲自参观、访问，获取第一手资料，集中分析，写出报告，往往执着沉迷、流连忘返、废寝忘餐、通宵达旦。 即使在 1929 年 7 月 4 日，方显廷在南开大学秀山堂办公大楼礼堂举行婚礼之后，次日清晨竟放弃新婚假日，赶往木斋图书馆他的办公室去敲击打字机键盘，继续撰写他尚未完成的《天津地毯工业调查报告》。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为了一所资金短缺而正在挣扎着经受其诞生之苦和艰难成长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你必须以十倍的努力和日以继夜的工作来促她建成 ”。 自 1929 年起，至 1937 年日寇侵华为止， 八 年之间，方显廷从天津城市工业及乡村工业调查入手，致力于中国工业化之研究，带领一批研究生，调查的足迹遍及天津市及河北省各个城、乡工业地区，写出了众多有关专论，如：《天津地毯工业》、《天津人造丝与棉纺织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粮食贸易与磨坊业》、《一个中国北方港口的制鞋工业》（与谷源田合著）、《华北地区乡村纺织业与商人雇主制》、《华北工业企业之兴衰》（与毕相辉合著）、《天津织布工业》、《华北农村工业企业之增减》、《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乡村工业与中国经济建设》、《中国经济 之现况与展望》以及《中国之棉纺织业》等，并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资料文集发表《中国之工业化 ——统计调查》、《中国工业之结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与影响》、《中国之工业化 ——天津情况之研究》（与何廉合写）等学术论文。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 何廉先生任所长，主持行政事务、决策所务方针、对外联络、筹措资金，方显廷则埋头于教学研究工作 ，彼此分工合作，十分默契。 当时，为适应中国之国情，方显廷自己动手，先后编写经济史、经济地理、土地制度、农业合作、工业及劳工问题等各门课程的讲义，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 中国经济之现实情况，向学生进行讲授，一改当时照搬西方经济学的陈旧讲义，对中国学生照葫芦画瓢式的作无谓灌输的教学方式。 方显廷 还 主编 出版了各种中、英文版期刊，如：《南开统计周刊》 、《中国经济月报》 、《经济统计季刊》 、《南开社会经济季刊》以及《南开指数》年刊 等。 “七七 ”事变之后，南开大学以其为祖国培养出莘莘抗日爱国学子之卓著功绩，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之深切忌恨。 1937 年 7 月 29 日至 30 日，日寇放火焚毁了南开大学校园。 方显廷受张伯苓校长委托，同杨石先先生一道，化装离开天津，辗转抵达长沙，安排学校南迁事宜。 那时 ，南开、清华、北大三校成立国立第一临时大学，原订于 11 月在长沙正式开课，然而，长沙大火，日寇进逼南京，师生于是长途跋涉，转徙昆明 ， 方显廷 则 受命赴贵阳主持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秘书长 的 工作。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在战前在山东济宁发起主办建立以河北定县为模式的实验县。 由参加实验的各大学教学人员组成县政府：南开负责经济工作、燕京负责社会工作、南京金陵大学负责农业方面工作、清华大学负责工程方面工作、协和医学院负责医疗卫生工作。 由于战争爆发，所有参加实验的人员都不得不特别到一个新的基地 ——贵州省定番县。 于是，农村建设协进会 本部设在贵阳，方显廷受南开任命，在贵阳负责会务工作整整一年。 到 1939 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复由昆明转迁重庆南开中学校园内，方显廷又重返研究所主持教学及研究工作。 自 1939 年至 1946 年，先后七年间，研究所共培养研究生七届，连同战前的两届研究生，其间人才济济，多为日后经济学界及经济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如：在 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工作的黄肇兴先生、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滕维藻先生、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吴于廑（吴宝安）先生、任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勇龙桂先生、北京大学赵靖先生、南开大学的钱荣堃先生，以及宋则行先生（ 宋侠）先生、 王正宪先生、 刘光第先生、姚念庆先生、支道隆先生、潘玉璞女士 、 冯华德先生、人民大学的杨学通先生等。 在重庆的几年间，方显廷不断地以《中国经济之研究》、《中国战时经济之研究》、《战时中国之物价与生产》、《中国战后经济之研究》为题，编写论文集，致力于中国战时与战后经济重建与开发工作之探讨。 其间，经何廉先生建议，方显廷接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到美国度休年假的机会，于 1941 年至 1943 年赴美以一个社会科学会员的资格访问美国的高等学术机构。 实则是由于战争的爆发，研究所地处交通闭塞的西南内地 ，与外界沟通困难，特别是鉴于那段时期从英国兴起，后来又从英国传播到西欧直至美国去的 “凯恩斯革命 ”的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研究机构，南开经济研究所急需对之有所了解。 因而，方显廷于 1941 年 9 月起程赴美。 开始时，他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以客籍研究员的身份做研究工作，曾在一次研讨会上作了有关《中国的战时经济》讲话，介绍了当时处在战争中 [的 ]中国的战时经济的情况，并写出了《中国战后之工业化》一文，以单行的小册子形式出版。 同时，在哈佛出席诸多一流经济学家的讲座，内容涉及关于财政问题及政策、关于不完全竞争、关于经济史、以及关于国际经济等等。 方显廷在哈佛度过半年时间之后，属于美国经济作战委员会的对敌工作部（后更名为国外经济管理局）的领导人的詹姆士 舒美克先生得知方显廷致力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出于工作需要，他到哈佛大学研究院所在地剑桥去拜访方显廷，要求方显廷到对敌工作部所属的中国小组担任首席经济分析员。 经过慎重考虑，方显廷感到：到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可获得必要的工作经验， 有可能对将来回到祖国的工作有所俾益。 于是，他离开了哈佛，转到中国小组工作。 1943 年，何廉被派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 ，负责 编制《战后五年经济计划草案大纲》 ， 何廉于 是 邀请 方显廷回国参加这一工作。 1944 年 2 月，方显廷开始到中央设计局任调查研究部主任，并带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众多研究生加入到该部门工作，其中包括宋侠（宋则行）、汪熙春、安希吉、滕维藻和杨叔进等人。 《计划草案》共分六个部分，分别为关于交通与通讯、制造业、采矿业与冶金、动力、水利及农业。 从 1944 年 10 月开始制订，到 1945 年 12 月完成。 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方显廷认为当时那份所谓的《大纲》不过是上面提到的六个不同领域个别计划的汇编， 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编纂所谓经济发展计划，主要只是战后的一种训练方法而已，它并 不可能真正能够用来作为政策的指导性文件。 而且当时以资金对于计划中六个部分的分配来看，重点放在基本设施，然后是制造业与采矿，最后才是农业。 他认为 “这一对农业的忽视，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中，也同样反映出来。 而对这一忽视的纠偏，只有在体验了 1958 年的 „大跃进 ‟和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谨那代价高昂的痛苦经历，使经济恶化之后，才得以实施 ”。 1946 年， 南开大学改为国立， 经济研究所 也 北返天津，方显廷应何廉先生之请，去上海主持中国经济研究所工作，旨在通过对当前经济问题之研究，向公众服务。 中国经济 研究所创办了《经济评论》，发表专论文章，内容涉及战前经济的倾向、战争遗留的问题、中国长期经济问题以及中国在战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之研究、 1935 年以来中国货币管理经验等，并编辑了《上海市场每周调查》及《上海每周批发物价指数汇编》等文献资料。 1947 年底，由于方显廷对经济问题研究的成效，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编辑出版《亚洲及远东地区经济年鉴》及《亚洲及远东地区经济公报》季刊。 从 1947 年至 1964 年 3 月底退休为止，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任上工作达 17 年之久。 在此期间，他以一个经济学者从调查研究出发，尊重客观实际的严谨工作作风，为联合国关于亚洲及远东地区经济开发工作收集资料，分析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赢得了信任；但同时也因其 尊重事实、不肯弄虚作假、坚持以科学态度反映真实情况而遭到不同立场各方面的非难与攻击，虽毁谤有加，而矢志不渝。 在 1953 年 11 月出版的《亚洲及远东地区经济公报》季刊上，方显廷写了一篇题为《 1949~1953 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文章。 当年他身处曼谷，对国内经济情况的调查不易得到第一手资料。 但他在撰写该问之前，做了大量资料性考证， 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内经济建设的情况。 该文引起了 1954 年 2 月亚远经济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与会各国代表们热烈讨论。 作为该文作者以及《年鉴》与《公报》的主编，方显廷照例出席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答辩。 由于文章的客观立场，使他分别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双方的攻击与非难。 前者认为他把中国大陆经济建设情况描述的过好，而后者则认为褒誉不足，以致双方相持不下。 方显廷则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坚持客观事实。 因而甚至引起联合国有关当局为了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争端而有要求亚远经委会秘书处另选《年鉴》及《公报》主编之议。 当时的 执行秘书长、印度学者 （ ）主持公道，力排众议，坚决不肯解除方显廷的职务。 他在1955 年 3 月 4 日致方显廷的信中指出： “我要特别称赞的是您在百忙中花费大量时间撰写有关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情况的那一章。 它也许曾招致无数的批评与指责，然而没有人能够对您曾为使它尽可能有价值因之付出的艰苦劳动所换来体现在那篇介绍中的高度客观性提出疑问。 ” 1964 年 3 月底，方显廷从亚远经委会退休之后，又被任命为由联合国特别基金设置的亚洲经济发展及计划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在完成一年的任期之后， 他于 1965 年 4 月辞去这个职务，回到台北度过一年的退休生活。 1966 年 6 月，亚远经委会又聘请他担任工业与自然资源处的工业经济地区顾问，为期一年半，除了三个月休假之外，任期到 1968 年 3 月底为止。 由于在联合国工作的 十八 年期间，远离教学工作岗位，使方显廷渴望能回到教育工作中去，他没有接受联合国的继续留任，而是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之聘，于1968 年重返教学第一线，开设《经济发展（一）》及《经济发展（二）》两门课程。 他以其毕生从事经济调查研究之丰富阅历、掌握亚洲及远东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之实际情况现身说法，教学内容生动翔 实，提供资料丰富确切，吸引了广大学生，授课讲堂 往往 人满为患。 南洋大学在方显廷于 1971 年 4 月退休离去的一年之后，决定缺席授予他该校荣誉教授称号。 1985 年 3 月 20 日，方显廷在日内瓦寓所逝世。 第三节 陈序经 15 陈序经（ 19031967）， 字怀民，生于 广东 （今海南）省 文昌县 清澜港瑶岛村 , 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1946 至 1948 年间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即所长）。 早在 1909 年陈序经就随经商的父亲到新加坡读书三年， 1915 年 又 被父亲送往新加坡上 小学和 中学，1919 年回国后考入岭南大学附中， 1922 年考入 上海沪江大学 （基督教浸信会学校） 生物系 就读，后因不愿入教，陈序经于 1924 年转学入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1925 年 获学士学位后即赴美国伊利诺 斯 大学攻读政治学 ，辅修 社会学。 1928 年 ，陈序经以论文《现代主权论》 获 得 博士学位 ，旋即 回国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 期间他谢绝了出任广州教育局局长的邀请， 并于 1929 年9 月再度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研究政治学和主权论 ，期间以英文写作了《新政治》，中文写作了《霍布金斯的社会学》、《东西文化观》等著作，其中《东西文化观 》一文是他后来关于东西方化讨论最早的提纲。 1931 年，陈序经回到广州，继续任教于岭南大学，先后出版了《东西文化观》和《中国文化之出路》。 1933 年，他又应邀以 “中国文化之出路 ”为题在中山大学演讲，主张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随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论战。 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关于教育问题的大讨论，主张教育现代化和加强职业教育，反对压缩高等文科法科教育。 在这两次大讨论中，陈序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受到了上海和北京等地大学的邀请，由于他对国立大学没有好感，因此拒绝了北京大学等高校，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于 1934 年暑假 赴 任研究教授， 并于次年任研究主任，主持计划研究工作。 15本文根据陈其津先生著《我的父亲陈序经》编写。 经过对河北乡村各地的考察， 1936 年，陈序经 发表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反对 “以农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