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218课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真题讲义(编辑修改稿)

20xx218课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真题讲义(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量的古文字资料和有关的研究成果，为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对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的，是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影响。 章太炎 1906 年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提出应当把广义的“小学”叫做“语言文字之学”（见《国粹学报》第二卷第 1 13号，又见《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这样才名正言顺。 章氏认为：“自许叔重创作《说文解字》，专以字形为主，而音韵、训诂属焉。 „„合此三者，乃成语言文字之 学。 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 ” 以“语言文字学”代替“小学”之名是对的，这反映章氏对语言和文字已有了明确的区分。 但开始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不清，一直以文字统率语言。 所以，即便自此之后，有人在讲文字学的时候仍然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内容。 1917 年，北大开文字学课，由两个人教，一个是朱宗莱，一个是钱玄同。 朱先生教“文字学形义篇”，钱先生教“文字学音篇”。 后来很多人都采取这个方法，但是由于“音”比较专门，一般讲文字学 的人也就不讲而只讲形和义了。 上个世纪 20年代初，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的课程明确称为“文字形义学”。 此后颇有人仿效。 由于研究训诂“没有现成的理论系统”，讲“文字形义学”的往往以形为主，讲“义”的部分只是附庸，“可有可无”（唐兰《中国文字学》第 6 页）。 例如 1935 年出版的周兆沅的《文字形义学》（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上篇书体，下篇形论，并未专论训诂。 容庚在燕京大学开文字学，《形篇》讲字体，《义篇》讲说明文字结构的“六书”，也是有“义”之名而无“义”之实。 所以，唐兰说“民国以来，所谓文字学，名义上虽兼包形音义 三部分，其实早就只有形体（引者按：这里所说的“形体”包括文字结构）是主要部分了”（《中国文字学》第 6页）。 有的学者并明确把音韵、训诂排除在文字学之外。 如 1926年出版的顾实的《中国文字学》，只论述文字之由来、文字之变迁和文字之构造。 又如， 1933年何仲英出版《文字学纲要》（上海民智书局初版），他认识到文字学不应包括音韵、训诂，因此把自己原来的文字学著作改写为此书，专门讨论汉字的形体。 20世纪 30年代，唐兰先生提出：文字学研究的应当只是文字的形体。 他在 1934年手写石印的《古文字学导论》（当时除随堂发给学生外，曾加印了 100部，由来薰阁书店公开发行）中说“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 还说“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 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 ”（此书 1963年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作为教材影印，由作者加了一篇跋，并在书前加《武丁时期龟甲卜辞》及《克盨盖铭文》图板。 1981年齐鲁书社据讲义影印。 并加作者 1936年未写完的改订本）他在 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又重 申了这个观点。 其实，唐兰先生的观点是偏颇了一些，研究文字学当然不必专门讲训诂、音韵，可是还是有紧密关系的，因此比较客观地说，文字学应当是研究文字的形体以及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 40 年代以后，研究形体的文字学著作已成为主流。 40 年代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著作，除唐兰《中国文字学》外，有张世禄《中国文字学概要》（贵阳文通书局 1941 年初版）、齐佩瑢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北平国立华北编辑馆 1942 年初版）等书。 前者提倡研究文字要形音义三方面互相推求，但并没有去介绍音韵学、训诂学基础知识。 五六十年代比 较有代表性的文字学著作有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9 年）、《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0 年）。 两位学者力图发掘汉字的构造和发展规律，梁书紧密结合语言学来研究文字，蒋书对隶变规律剖析得很细致，这在以前都是不多见的。 唐兰在主张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分家的时候，并未否认字的音和义有“和字形有联系”的一面，但他的文字学著作很少谈这方面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 受到他的影响，一般讲形体的文字学著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