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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将会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 FDI 的投资收益最终是会汇出中国的，大量的投资收益汇回很可能造成中国的国际收支危机； FDI 还可能是造成中国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因素，因此， FDI 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难以承受之重。 如何把 FDI的存量降低到适度的规模上，并且让 FDI 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是值得决策者和公众密切关注的问题。 过度依赖 FDI 的机会成本 中国是一个居民高储蓄的国家，国内的居民储蓄水平远远高于国内的资本形成水平。 例 如我国 2020 年到2020 年的居民储蓄存量分别为 73762 亿元、 86911 亿元和 103618 亿元，而这三年我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为37461 亿元、 42305 亿元和 51383 亿元。 如果居民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投资的话，那么仅仅从资金融通的角度上来看，我国实际上应该是一个资本输出国，而非资本输入国。 但是事实上中国每年还从国外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 FDI。 因此 FDI 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就可以视为中国国内居民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这一体制性问题的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 对这一损失我们可以进行简单测算，当前我国国内 FDI 的存量大约 为 5000 亿美元，据美国《商务周刊》报道，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利润率一般在 13%到 14%左右，我们按 FDI 的年利润率为 10%进行计算，那么 FDI 在中国一年的利润总额为 500 亿美元，高达中国 GDP 的 5%。 规模如此之大的效率损失是很难在长期之内承受的，如果中国国内储蓄投资转化机制能够顺畅运行的话，这种效率损失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FDI 利润汇回对中国国际收支构成压力 作为一种投资， FDI 在中国取得盈利后，外国投资者终究会将投资收益汇回本国。 如果外国投资者每年都把投资利润汇回本国的话，那么按照上面的计算，中 国每年就会出现 500 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 为了维持经常项目平衡，中国就必须维持每年 50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 2020 年和 2020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不过 254亿美元和 320 亿美元。 中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这些年外国投资者把大部分投资收益留在中国国内进行再投资，最近几年汇出中国的投资收益年均大约在 150 亿美元左右。 但是，这些投资收益最终是会撤出中国的，而且很可能会以加速撤出的方式进行，届时中国即使能够维持巨额的贸易顺差，也难以维持经常项目顺差，如果到时候中国经济不景气导致 FDI 流入减少甚至流 出时，中国将可能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赤字，从而诱发国际收支危机。 FDI 正在造成中国经济结构失衡 由于 FDI 的本质是追逐利润的私人资本，因此 FDI 的目的地只可能是潜在利润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所以FDI 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经济固有的部门失衡和地区失衡。 就部门失衡而言， FDI 过多地流入了贸易品部门 (工业，尤其是加工工业 )，而不是非贸易品部门 (服务业 )。 这就加剧了中国国内贸易品部门过度扩张，而非贸易品部门增长乏力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扭曲了资源在两类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 就地区失衡而言， FDI过多地流向东 部沿海地区，而非西部不发达地区，这进一步拉大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资源丰裕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差距，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 中国的对策 FDI 的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增大了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应该全面认识 FDI 的利弊，将FDI 控制在适度的规模内，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首先，我们应该重新界定引入 FDI 的目的。 我们不应该把引入 FDI 作为最主要的融资来源之一，这是因为 FDI 和国内融资相比成本过高，而是应该把引入 FDI 作为一种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载体。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从国外购买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话， FDI 的最优规模甚至可以进一步削减。 其次，应当取消对于 FDI 的优惠政策，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一视同仁，真正实现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原则。 应该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取消各地政府对于外资的税收优惠，从而部分降低对于 FDI 流入的激励，使得中外资企业能够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展竞争。 第三，我们应该理顺国内的储蓄投资转化渠道，大力发展国内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从而使得企业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资源，进一步减少对于 FDI 的需求。 top 首季经济运行仍存三大问题 央行七方面工作确保继续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 26日发布的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当前我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效逐步显现，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煤电油运供应偏紧、经济增长质量偏低与浪费并存等问题。 此外，由于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货币政策有效性面临严峻挑战。 人民银行称，由于目前在建项目规模很大，未完成的投资项目一般具有不可压缩的刚性，预计下一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仍可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我国对外贸 易的发展环境较好，但存在原油价格波动、原材料价格上涨、贸易摩擦升温等制约因素；通货膨胀压力仍需关注。 总体看， 2020 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和防范金融风险，重点做好七方面任务： —— 进一步完善间接调控机制，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增强公开市场操作应对外汇、财政和现金等因素冲击的有效性，扩大货币调控空间。 —— 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控作用。 密切跟踪宏观经济动向，关注 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走势，发挥好价格杠杆的调控作用。 —— 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发挥好信贷政策在加快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继续加大对农业等经济薄弱环节的贷款支持力度。 密切跟踪房地产市场变化，加强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 —— 适当控制中长期贷款，促进信贷期限结构优化。 研究建立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匹配状况监测体系，向错配程度较高的商业银行提示风险，并要求其限期整改；对在规定期限内未达到要求的商业银行，采取措施抑制其发放中长期贷款。 —— 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 做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 司试点工作，争取尽早发行基金；培育企业年金、保险基金、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等投资者有序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 加快推进金融企业改革。 做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工作，研究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定位；研究和论证农村金融改革总体方案。 —— 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便利和规范贸易活动；进一步疏通资金合理有序流出渠道；积极培育发展外汇市场；加强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银行的外债管理，控制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过快增长的势头。 top “最大建筑浪费国”意味着什么。 “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建筑业的铺张浪费，正在中国大张旗鼓地上演。 ”跑遍了欧美 20 多个国家的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教授郑光复说。 据 5 月 25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 5 月中旬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推出的《我国大型建筑工程设计发展方向》一书中，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批评一批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沦为“巨型结构游戏”，并指出，中国可能成为最大的建筑浪费国。 或许是关注视角的不同，专家们似乎更着意于“巨型结构游戏”所带来的 能源负担和环境污染，更乐于表达他们对于物质世界的忧虑，而对于公众更为关心的建筑浪费背后的资金黑洞，以及相应的行政或公共决策因素，则点到为止。 但是，如果考虑到任何一座大型公共建筑都得益于一套公共决策系统运转的实质，则我很想知道的是，“最大建筑浪费国”的殊荣到底意味并且提示我们什么。 贪污浪费就是最大的腐败。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纳税人税款的浪费，而且无人来为这种浪费或挥霍负责，正是现代社会公权腐败的显著特征。 我们见惯了一些“工程上马，干部落马”的现象，但这里面涉及的贿赂行为并不是建筑腐败的全部，它还应包 括决策失误、豆腐渣工程等等。 国际知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 2020 年重点关注各国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其年度报告就指出一些腐败项目的共同特点是：均未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并且均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及社会问题。 不难看出，这与专家所谓建筑浪费所产生的后果几无区别。 认清浪费所暗含的腐败元素，因为它以更加紧迫的方式提示我们，去致力于改善其背后的公共决策系统。 现实中，很多人总不情愿将浪费等同于腐败，通常导致更大的建筑腐败。 更重要的事实是，我们似乎也没有准备去追究建筑浪费决策者的责任，相关的法律也根本没有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 将建筑浪费上升到腐败的高度。 这也正是郑光复教授提出的“一个目前在中国极为棘手的问题”：对于用纳税人的钱建设的大型公共建筑，业主变为抽象化的国家，业主负责的机制如何落实。 一套“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度”兼备的公共决策机制，仍是避免建筑腐败的关键所在。 对此，高论备述，我所想表达的只是， 当“最大建筑浪费国”的帽子已经不期而至的时候，如果我们仍不能认识到它所意味或者“约等于”的建筑腐败， 我们可能很难丢掉这个“最大”之殊荣。 top 中国外资存量渐成双刃剑 2020 年中国合同利用外资 153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实际利用 60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 当前中国国内的外资存量在 5000 亿美元左右，大约占中国 GDP 的 40%。 对此，内地学者张明撰文称，高存量的外资‘正在演变为中国经济难以承受之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极为重视引进外资，而外资的流入亦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不仅直接扩大了国内的投资规模，拉动了 GDP 的增长；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出口。 但是，外资是一种成本极高的筹资来源，过分依赖外资将会造成巨大 的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 偏赖外资成本高昂 中国居民的储蓄水平很高，远高于国内资本的形成水平。 例如 2020 年到 2020 年的中国居民储蓄存量分别为 73762 亿元、 86911 亿元和 103618 亿元，而这三年的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为 37461 亿元、 42305 亿元和 51383亿元。 据美国《商务周刊》报道，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利润率一般在 13%到 14%左右。 如果利润率按 10%进行计算，那么中国一年的外资利润总额为 500 亿美元，高达中国 GDP的 5%。 如果居民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投资的话，那么这种成本损失将可避免。 对国际收支构成压力 如果外国投资者每年都把利润汇回本国，那么中国每年就会出现 500 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 为维持平衡，中国必须维持每年 50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 2020 年和 2020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不过 254 亿美元和 320亿美元。 之所以未出现经常项目赤字，是因为外国投资者这些年将大部分收益留在中国再投资，但这些收益终会撤出中国，届时中国将可能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赤字，从而诱发国际收支危机。 加剧经济结构失衡 外资是追逐利润的私人资本，只可能投资潜在利润率高的部门和地区，因而加剧了中国经济 固有的部门失衡和地区失衡。 就部门失衡而言，外资过多地流入了贸易品部门 (工业，尤其是加工工业 )，而不是非贸易品部门 (服务业 )，令贸易品部门过度扩张，而非贸易品部门增长乏力，进一步扭曲了资源在两类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 就地区失衡而言，外资过多地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而非西部不发达地区，亦拉大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top 改革年：金融突破的路径选择 单调的融资渠道，牛皮癣似的高额银行坏账备受质疑的高投资率，信誉坍塌的证券市场„„一切似乎 都暗示中国金融体系正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 始于 1984 年的金融改革，在制度、技术、监管方面不乏创新，但最后的结局却是金融体系风险的加速度上升。 金融业被公认为中国改革进程中成效最差的一个领域。 为什么中国金融的日子越改越难过 ?原因就是它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不但不顺应潮流逐步开放，反而变得日益垄断。 就连当年被视为增量改革的市场化产物 —— 证券市场，如今也被迫面临保存量、动增量的改革问题。 其中显而易见的原因便是，这个本应最透明、最市场化的“市场”曾取得的改革成果如今基本被行政权力全面接管。 2020 年，就在一个新的增长高潮到来之时，我们却被迫进行了宏观调控。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机制存在很大问题，所以经济稍一加速就会跑偏。 于是，在 2020 年临近的时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座谈会上，人们将目光聚焦在“金融”这个各种意见、各种压力最集中的环节上，试图寻求下一步中国改革 —可能的突破点„„ 金融困境的深层矛盾 2020 年末，金融企业财务风险总量就已超过 2 万亿元。 近来不少学者专家又发出了金融风险陡增的预警。 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但其对金融 制度积弊的分析，或许是将全部的窗户纸都捅破了：金融体制最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就在于国内金融市场如何从计划性与垄断性中走出来。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之所以很难走出困境，问题就在于一方面金融体制是计划题就是国资委管企业这个制度行不行的问题。 他特别强调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核心问题，可我们却争了一年。 现在一年都过完了，但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华生认为，中国经济的枢纽在于金融系统，而整个金融的枢纽又在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又出了什么问题呢 ?很简单，价格高了。 如果可以突破的话，枢纽在全流通 .一旦市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