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编辑修改稿)

传统农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头平均分摊到户的办法，征收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随意性，据实征收流于形式，征过头税的 问题 相当严重。 襄阳县现有农业特产税源据测算为 850 万元，但年度任务却为 4600 万元，税源仅占任务的 ％。 当问及为什么下达这么高的税收任务时，县地税局和农税局的负责人讲，下达农业特产税任务不是以农业特产税实际收入为依据，为了保吃饭，现在完全是 “以支定收 ”，下达的地税任务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远远超出了 企业 和农民的承受能力。 农业特产税已成为地方税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已演变成增加农民负担的新渠道。 其次，在没有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各种开支的需要，地方政府就不得不借各种名义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从而使得农村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急剧膨胀，使农民非税收负担急剧增长。 “费大于税 ”现象普遍存在， “三乱 ”和收费加码问题严重。 从 3个县的总体情况看，在农民负担的税费总额中，税不到 1/3， 而费超过了 2/3，其中不规范的收费和集资占农民负担总量的 1/3， “三提五统 ”则超过了 1/3。 简言之，三个部分的比例大致是 1∶ 1∶ 1。 即使我们分开 3个县来看，税收比重最大的泰和县也只有 46％，不到一半。 而 “费大于税 ”最为严重的是鄢陵县，在所有的负担中，税收只占 18％，有 82％是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 由此可见，费大于税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分县来看，在湖北襄阳县，不规范的收费和集资占到农民负担总额的 39％，而在河南鄢陵县和江西泰和县，这个项目的比重分别只占 23％和 2％。 这个差别表明，在不同的地区，农民负担的结构极为不 同。 这种状况当然与地方政府对于不规范收费和集资的监管力度有关。 在管理较为严格的地区，这种收费占农民负担的比重就比较小。 县域之间的结构差别反映出，虽然中央政府对于税收和收费尤其是 “三提五统 ”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却存在明显的偏离。 仅在这中部地区人均收入相近、产业结构相类似的 3 个县中，税费结构的差别就如此之大（税收分别占 28％、18％和 46％） ,我们可以想见，在全国范围内此种差别该有多么突出了。 传统农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4) 再次，县乡财政压力迫使基层政府大规模举 债。 襄阳县直接的财政债务为 28925 万元，占 2020 年全县实际可支配财政收入的 %。 镇级负债 2020 年清查时为 亿元， 2020 年 6 月清查为 亿元，全 中国最大的资料库下载 县 17 个镇都负债，镇级平均负债 2411 万元。 泰和县财政债务为 9000多万元，占可支配财政收入的 57%。 鄢陵县县乡两级财政共负债 亿元，其中县财政负债 1000 多万元，主要是乡镇负债。 我们调查的大马乡2020 年财政累计净负债达 ，马坊乡债务是 556万元，这两个乡镇财政债务占实际可支配财力的比重分别为 %和 370%。 村级债 务与县乡财政困难也有密切关系。 从 12 个村庄的调查情况看，县乡政府对村庄一级几乎没有任何的财政补助，村庄都是财政净流出。 每个村庄平均缴纳的税费为 万元。 村一级收入主要有村提留款、村办 企业 上交承包费、集体土地出租收入、集资款等。 平均每个村庄收入只有。 调查的 12 个村庄有 10 个负债，平均每个村负债 万元。 调查发现，村级组织的大量负债实际上用来弥补县乡财政的缺口。 襄阳县全县村级共欠基金会 亿元，共向个人借债 亿 元，这些债务中用于为农户垫付税费形成的村级债务为 亿元，占全县村级债务的 %。 12 个村的债权为 万元，平均每个村 万元。 这些债权主要是农民欠交的税费款，大部分是很难收缴回来的。 最后，县乡财政危机使县乡政府无力提供 农村 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很少能造福于民。 由于财政困难，在保证工资发放和运转后，县乡政府已无财力干其他事情。 农村 义务 教育 的投入主要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和教育 集资。 1990～ 2020年期间，在襄阳县教育经费中，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 %，其中乡级财政占 %，县财政占 %，省级以上专款仅占 %。 乡镇最弱的一级财政承担着 发展 农村义务教育这一最繁重的任务。 目前 ，县乡财政对卫生部门实行差额拨款，只负担卫生部门人员工资的 15%左右，而上级财政对县乡卫生事业的投入几乎没有，导致乡村卫生服务机构设施条件差，提供的卫生服务质量不高。 在 经济 利益的驱动下，医疗费用急剧上涨，农民的医疗负担相当重，导致很多农民支付不起就诊和住院所需的医疗费用。 调查的 3 个县农民完全处于自费医疗的状况，农民看不起病和因病致贫的 问题 比较突出。 财政危机向农民的转嫁，使基层政府与农民处于利益尖锐对立的状态，已成为可能引发农村 政治 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一些基层干部讲，他们肩上压着两副重担，一副是减轻农民负担，另一副是保证干部教师工资发放。 财政供养人员工资主要来自向农民收取的各种税费，要减轻农民负担，工资发放就无法保障；要保工资发放，农民负担就减不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对立关系。 六、农业和农村 发展 所需要的中小型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 对襄阳县农业投入情况的调查表明，由于财政困难，农业投入总体状况在恶化，特别是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更是令人担忧。 襄阳作为一个拥有 14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财政每年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只有 1000多万元，相对于农业发展的要求，显然是杯水车薪，少得可怜。 调查发现，县财政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数字除了每年近 20%的上级拨款外，剩余的 80%都是虚数。 1997 年至 2020年，财政支农的虚数达到 4310万，相当于实际支出的 倍。 县财政局的人讲，按照《农业法》规定，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不虚增财政支农支出，财政预算方案在每年的人代会上就通不过。 该县反映，中央出台的各种法定支出比例太多太大，如教育支出增长要高于可用财力的增长； “科技 三项费 ”支出要达到总支出的 1％，并且要适当增长；文化事业费支出要达到总支出的 1％；农业支出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等等，这些法定支出项目已占到每年全县新 增财力的 40％以上，地方财政已难以承受。 实际上，全县每年的可用财力增长仅 8%左右，新增财力连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保不了，根本无法保证法定支出。 现行行政体制下，人员和机构恶性膨胀，使财政预算的约束无能为力，而法定支出太多，又肢解了预算。 从襄阳县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县乡财政主要是保证本级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转，对农业和农村 经济 发展的支持主要依赖中央和省一级财政的支农专款，县乡本级财政对农业几乎没有多少投入。 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支 农专项资金，一般都要求地方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 从调查情况看，地方配套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