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56期政治(编辑修改稿)

2000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56期政治(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纪的日本历史，展示、阐发并强调其中的基本教训，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一 日本在明治初期面对的决定性选择是和平扩张抑或军事征服，这在著名政论家中江兆民1887年出版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中 ，得到了非常突出的写照。 第一位“醉人”即酒客大致代表当时业已兴起的和平扩张主义，主张同所有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的贸易，使日本成为促进实行天下一家（即自由国际主义一体化）的全球先驱。 在他看来，依靠武力和掠夺来获取领土、财富和国家威望无异于反时代的疯狂。 然而，作为同样在当时业已兴起的军事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第二位“醉人”强调文明国家正是军事上的最强者和最具侵略性的海外扩张者，日本应当依凭已有的财力和武力，走出强国之路的下一步，那就是夺取可供殖民之用的海外特别是中国的领土，成为与英俄两国并驾齐驱的大帝国。 ③ 作为明治维 新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期间日本国内一大派国际关系思想和对外政策主张，和平扩张主义颇大程度上出于对西欧北美强国发达历程的一定了解和相关的模仿意愿，其中对和平扩张主义者来说尤为突出的，是它们的海外商业活动和在移民意义上的殖民活动。 例如“现代日本（和平）扩张的首次全面叙述” —— 《世界上的日本人》（ 1893 年）强调，欧洲强大的原因在于“白种民族合作并竞相将其事业兴办到世界各地”，日本只有起而仿效，努力从事海外活动，才有望超过欧洲人。 另一本长达 600 页的欧美游记《新立国》（ 1892 年）同样呼吁日本人像欧美人一样，通过海外移民和贸易成为一个扩张性的强大民族。 ④ 曾在剑桥大学师从头号大英帝国史家约翰西利的稻垣满次郎，则在其《东方策》（ 1891年）中断言，“如果一国希望确立长远计划和旨在实现富强，就必须力图成为世界工商业中心，并且因此也成为世界政治中心”，而日本具有变成此等中心的优越的地缘条件。 ⑤ 然而，军事帝国主义作为另一种选择，同样在明治维新后发端，并且恶性地发展起来。 军事帝国主义思潮出自几个方面，其中来得最早也最凶狠的当推头山满等人为首、主要由维新后不满士族组成的玄洋会及其分支黑龙会。 这两个右翼团体一贯标榜 天皇崇拜和国权主义，竭力鼓吹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并且频繁地派员渗入东亚大陆刺探情报或组织政治、军事阴谋。 有如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的希特勒，其领导人自最后亦最大一次士族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被镇压下去后吸取教训，改行在政府和军部内争取同情者和代言人的政策，并且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 它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是“塑造公众舆论，使之赞成侵略”的首要力量。 ⑥ 军事帝国主义思想的另一大来源是明治重臣，其中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大概是曾任首相、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等职的山县有朋。 甲午战争爆发前七、八年里，他反复在政府内强调 ： 决不能让清朝政府或任何欧洲列强控制朝鲜，而必须使之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他总是在谈论列强竞争环境中日本的安全，但他的安全理念同极端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观结合起来，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⑦ 另外，在思想界、教育界和新闻界有很大影响的福泽谕吉，也宣传为日本自身安全或为“保卫东亚”，有权在必要时武装入侵朝鲜和中国，并且迫使其“文明化”。 他的例子表明，在日本“自由主义并非总是无法同帝国主义或专制主义相符”。 ⑧ 二 以甲午战争以及 10年后的日俄战争为标志，日本作出了无论对它自己还是对东亚来说都是命运攸 关的抉择，那就是穷凶极恶的军事帝国主义，它导致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日本权势大扩张。 甲午战争的首要目的 —— 夺取对朝鲜的独占性控制出于多种动机，包括谋求山县有朋谈论的那种安全，确立更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跳板和基地，取得强国地位的象征，激励国内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精神等。 用著名报人、《大日本膨胀论》（ 1894年）作者德富苏峰的话概括地说，这场战争是为了将日本转变成一个扩张的国家。 ⑨ 到胜利已成定局时，要求攫取朝鲜、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台湾的呼声已甚嚣尘上，其中辽东半岛主要被当作维护对朝鲜的控制的一大保障，而台 湾则被视为可借以突入南海、直至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的基地，以便最终造就一个可与英帝国媲美的大日本海陆帝国。 ⑩ 围绕甲午战争的日本国内舆论表明，这场战争在领土、势力范围和财富的掠夺之外，还给了日本人作为列强之一的自信和狂傲。 以此，“日本人在 1895年之后着力统治新获得的台湾和澎湖殖民地，在朝鲜半岛伸展其权势，攫取在华势力范围，并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达成排外性安排，以维护它们各自在亚洲的利益。 ” ⑪ 然而，这里所说的其他帝国主义强国不应包括沙俄，因为它所主使的三国干涉还辽引起了日本举国上下的强烈仇视，何况它力图控制 的中国东北也是日本决心争夺的。 除急剧扩充陆海军备外，对付俄国的关键一着是与英国缔结同盟，以便日本能放手打击俄国。 对俄战争的胜利极显著地扩展了日本在东亚的帝国主义权势，并且强烈地激励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 此后 10年里，日本正式吞并朝鲜，着力控制南满，同俄国分割内蒙势力范围，并且形成了足以威胁美属菲律宾的西太平洋海军优势。 与此同时，军事帝国主义思潮也进一步恶性发展，而其中最重要的动向，是基于战胜俄国引起的巨大优越感以及在东亚扩张的凶猛势头，出现了未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 著名政论家浮田和民宣称，有如希腊城邦击 败波斯后成为西方文明的楷模那样，日本已成为东方的楷模，有资格训导亚洲其余国家。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政论作家矢野龙溪宣称，日本在亚洲的势力应当有如美国在南美的势力，日本需要积极施展权势，以便在亚洲创立一个“大乐园”。 这个“乐园”的大部分将如东乡实《日本殖民论》（ 1906 年）所说，由日本依靠武力获取殖民地半殖民地构成，而两年之后日本政府就正式确定对外殖民方向集中于朝鲜和中国东北。 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和美国势单力薄，主要依凭武力和武力威胁大大扩展和加强了它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势力。 关于这一 众所周知的事态，有一点因眼前的主题还需要补充和强调，那就是这一帝国主义扩张的最重要动力是越来越趋于自行其是的军部，外加部分元老和财阀。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指出，到 20世纪 10年代，明治宪法已被解释成赋予军部独占性的“最高指挥权”，它在军事行动方面不受内阁节制，并且有权直接向天皇报告。 “陆军军官试图在满洲和内蒙搞各种阴谋和政变，以便将它们分离出中国本部，全然不顾他们的行动对日本与西方的关系的影响。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东京的最高统帅部积极图谋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缓冲区。 与此同时，海军规划者制订出造舰计划和战略 方案，其前提是已经扩充了的（日本）帝国将同美国的政策冲突，并可能导致战争。 ” ⑬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事帝国主义暂时落潮，直至 30年代才再度勃兴。 这一落潮现象出于三方面的原因 ： （ 1）战后日本的经济、社会困境 ； （ 2）经大战其权势和意识形态影响空前兴盛的美国对日本强权的有力制约 ； （ 3）和平扩张主义思想在日本的暂时复兴。 先前，由于一战的巨大震荡，欧洲工商业曾一度退出东亚市场（包括日本国内市场），日本工商业便在几无竞争的情况下蓬勃扩展，但随着战火的平息，欧洲商品卷土重来，竞争力不免逊色的日本 便受到沉重打击。 这一点加上军事订货的急剧减少、战时生产能力的大过剩和关东大地震等因素，使得日本自 1920年初起陷于经济和金融危机之中，而且久久难以解脱。 ⑭另一方面，从大战末年起，日本国内矛盾尖锐，社会很不稳定。 1918年由于米价不断上涨激起的全国性贫民暴动（“米骚动”），有数百万人参加，震撼了整个社会和国家机器，而自此多年里此伏彼起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也牵制了政府的相当大的注意力。 ⑮关于一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强权的制约，华盛顿会议通过的诸项决定和日本被迫交还山东，便是这方面的明证。 不过，在此还需要强调一 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在东亚问题上威尔逊式国际政治观占据明显优势。 无论是《四国公约》取代英日同盟，还是通过《九国公约》将机会均等和维持中国独立与完整定为国际共同规范，都表明 ： 在东亚，威尔逊主义原则（或曰和平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扩张主义原则）暂时压倒了军事帝国主义。 ⑯ 最后，关于和平扩张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复兴，首先应注意到 ： 在先前军事帝国主义猖獗的年代里，这种思想仍有其残存。 例如，南满铁路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反复宣称国力的基础是经济而非武力，主张依靠商业扩张而非军事殖民统治 ； 前首相、元老大隈重信则著文强调对外自由移民和通 商，没有必要搞领土扩张和殖民化 ； 代表工商界的政党即政友会以及某些报刊也持类似的立场。 ⑰ 在战后新的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和平扩张主义成了日本政坛的主流。 以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为头号代表的一批国务活动家和文职官僚接受了美国的力量优势，并且信奉“世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互相依赖和政治互相谅解”。 他们不赞成大战期间不同英美协商便凭武力进行扩张，立意改行所谓协调外交，主要依靠以列强共同同意为前提的在华和平扩张来谋求日本的帝国主义利益。 ⑱ 这一基本政策得到了大部分财阀的支持。 ⑲ 然而另一方面， 20 年代的日本仍然存在相 当浓重的军部帝国主义阴影。 尽管有币原等人的协调外交，但军部一直坚持将来要同美国武力较量的想法，并且以此作为设计战略计划和制定备战政策的基本前提。 不仅如此，在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时有发生，其中特别严重的是 1928年发生的两项事态 ： 其一，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在暂时取代币原主持外交后，为阻截和威慑南京国民政府北进而派遣部队开进山东，并极野蛮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 其二，关东军为确保对东北的控制，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 ⑳ 军界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军事帝国主义信奉者认为，尤其鉴于中国国内的愈益强劲的现代民族主义浪潮 ，日本必须首先进行针对中国东北、然后针对华北的武力扩张，以保证可靠的独占性原料来源和市场，并且奠定实现其教化和统一其余亚洲人之当然使命的必备基础。 四 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的再度勃发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性大萧条和中国事态引发的一种结果，并且与涉及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的三对关系密切相连，这三对关系就是基层与上层、军部与内阁、财阀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21 20年代的主流派 —— 和平扩张主义基于一个根本前提 ： 经济扩张比武力扩张有利，追求殖民地和独占性势力范围不如追求商业优势和相应的政治影响。 然而， 1929年从美国开 始的大萧条逐渐弥漫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为应付危机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或曰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使得原先较为自由、较为统一的国际经济完全被纵横交错的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取代。 就日本而言，出口普遍碰壁是在 1932年以后，也就是说至迟从那年起，和平扩张主义的信奉者再也无法为之辩解了，因为“经济（和平）扩张主义已在经济上崩溃”。 22与此同时，军事帝国主义的信奉者却以此为口实，鼓吹用武力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大日本帝国。 不过，使这类军事侵略主张得以转变为日本国策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的统一倾向和现代民族主义 潮流正在动摇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广泛特权和势力。 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召唤相呼应，张学良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归顺意向，直至东北易帜，在政治上与关内重新统一。 大致同时，东北地方当局积极筹资建造同日控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竞争的铁路干线与港口，城乡居民的反日情绪也在正义宣传的激励下愈益高涨。 对此，虽然日本内阁对局势变化的态度还比较慎重，但军部强烈倾向于动用武力，以保护日本特权和在东北建立亲日政府。 23 倘若进一步考察，就可以辨认出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势力的一种恐惧，它类似于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对俄国持有的那种“中等国家”的恐惧， 24 即 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正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走向强盛，日本若不及早强行阻止，它在亚洲称王称霸的希望用不多久就将全然破灭。 25 可以说，这种恐惧加上关于东北的帝国主义考虑，提供了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侵占东北全境的根本动力，而在 6年后又决定性地促成了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到此时，军部已在政府体系内确立了近乎绝对的优势地位，亦已正式提出称为最高纲领的《国策基准》，即确保伪满洲国，进而控制中国关内，消除“苏联威胁”，打击美英势力，“以始终一贯的海外扩张政策实现皇道精神„„促进日本的种族和经济发展”。 26 日本军事帝国主 义肆虐乃至最终灭亡的实践正是推行这一纲领的结果。 在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再度勃发的种种原因中间，社会 — 政治基层的赎武情绪和对外扩张狂热几乎同上层的侵略谋划和帝国主义追求一样重要。 它们既出自随经济萧条而产生的社会不满的对外发泄，也出自特别由军界操纵大众媒体进行的蛊惑煽动， 27 而对日本内外政策的法西斯化实际上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低级军官“皇道派”，大概是这种基层原因的最典型体现。 同当代历史上所有举国上下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发作的其他史例一样， 30年代日本基层与上层之间在这方面的彼此助长决定性地加大了日本侵略扩张的疯狂 程度。 在上层，如上面的论述表明的那样，起最大作用的是军部，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方面还有关东军，它们的独断专行和对 30年代几届内阁的强大压力或操纵是解释若干重大事态的关键因素。 然而另一方面，如一些学者强调的那样，“基本政策是在内阁中制订的”，“那些主张和反对更具侵略性的政策的人都一致认为，日本在（东亚）大陆应当拥有种种损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特权 ； 他们的分歧仅在于什么是从不情愿的中国人那里得到这些退让的恰当手段”。 28在军部和内阁之外，垄断财团即财阀是日本上层又一大势力，它们同政府及其侵略政策的密切联系构成了关于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日本政府进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有赖于财阀提供的物质资源甚至专门知识，反过来财阀的发财机会及其对日本经济生活的主宰，则有赖于政府庞大的军事采购和通过侵略获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