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王新生(编辑修改稿)

1955年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王新生(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因而编制的计划统制色彩较浓，遭到产业界反对的原因正在于此。 ⑱也就是说，通产省与“体制部会”提倡的“官民协调论”是主张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企业合并，扩大企业规模，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 ； 而产业界则主张自我调整方式，即依靠产业界本身的自主性实现产业的集约化。 由于社会各界的反映不同，池田内阁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首先是将法案的名称改为《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法律的期限为五年 ； 对合理化卡特尔式 的企业合并的认可从通产省转为公正交易委员会 ； 将有关的特定产业 —— 如汽车、特殊钢材、石油化工等明文写入法案等。 1963年 5月该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因未能审议而成为废案。 此后又两次提交国会审议，但均未通过，最终成为废案。 《特振法》未能通过国会审议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产业界的反对。 虽然“经团联”认为实行自由化以后，企业间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但产业界自信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因此，产业界只是希望通过修改《禁止垄断法》，以使企业的活动更加自由，并可以加强卡特尔体制。 产业界认为，通过这种“自我调整”方式，不仅有利于 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还可以克服行政官僚的统制。 “经团联”会长石坂泰三明确主张产业界自我调整，“政府只需要留意消防和治安，其他的事应由民间自己去做”。 尽管在产业界存在着原材料行业与生活必需品行业、发展性产业与“夕阳产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对立，而且“经团联”和“同友会”之间的意见也不统一，但没有一家企业支持由通产省主导的《特振法》。 银行业对《特振法》要求它们参加四者协商会议，并向特定产业提供资金的条款十分不满，三菱银行总裁、“全国银行协会”会长宇佐美洵拒绝理睬《特振法》。 尽管通产省对银行业作出许多 让步，如允许银行业可以参加讨论并提出要求，但不负责决定特定产业，而且在贷款方面也仅为“加以留意”，但银行业仍对这个侵犯它们职权的法案持反对态度。 产业界以及银行业的这种态度极大地影响了执政的自民党，使该党在促使国会通过《特振法案》问题上消极起来，不再采取积极的行动。 尽管该法案三次提交国会审议，但从未认真加以讨论，仅分别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做过宗旨说明、在两院商工委员会做过提案说明，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进行过一次审议。 其次，大藏省与公正交易委员会等行政部门也对《特振法》持反对或批判态度，但它们更多的是从 权限之争的角度加以阻止。 例如大藏省对于属于自己权限的关税条款、确保资金条款、税制条款十分注意，而公正交易委员会则坚持自己才能解释《反垄断法》。 另外，在野的社会党也反对《特振法》。 该党认为它是大企业培育法，将“使中小企业被迫调整，使农民购买高价农用原材料，使一般消费者要应付物价上涨，使工人面临被解雇的合理化”。 社会党将“官民协调”批评为“官财（界）协调”，而且指责该法案将使《禁止垄断法》变得徒有虚名。 作为对抗性法案，社会党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关于市场支配性事业者滥用经济实力”的法案，用以阻止《特振法》 的成立。 通产省企图利用《特振法》控制产业界的失败具有双重意义。 首先是具有自信的产业者开始在“自我调整”下进行产业改组，以适应国际化和自由化的潮流。 在以钢铁、电机及化工等大资本为中心的巨大企业集团的主导下， 1966年成立了“产业问题研究会”联合调查机构，该调查机构不仅对产业改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而且是得出结论后立即付诸行动的“研究实践集团”。 从 60年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来看，以大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界的这些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另一方面，《特振法》没有通过国会审议，迫使通产省放弃了将“ 官民协调”法制化的设想，而选择了以行政指导的形式实施产业政策的道路。 由于行政指导“不具有限制国民的权利，或对国民课以义务的、法律性强制力，它是行政机构在法律所赋予的权限和所管事务的范围内，为得到行政对象的合作并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而进行劝诱或诱导，使其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 ⑲，因而产业界具有较大的自由度。 尽管行政机构拥有较多可以使被指导对象服从的资源，但对巨大的企业集团来讲吸引力并不大。 例如在 60年代后半期，通产省极力推动汽车厂家以丰田和日产为中心合并成两大汽车制造厂，但对通产省合并政策表示不满的三菱公司，突 然宣布与美国克莱斯勒合建一个新的汽车制造公司，而五十铃公司也违背通产省的意愿，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设立了合营公司。 从某种意义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大制造业的努力下，日本企业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实体，从一个侧面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由此可见，在日本这种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中，掌握立法权力的政党以及执行法律的行政机构均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 也就是说，担当经济发展主体的产业界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国家政权的影响，而是积极地作出反应。 由此也证明了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一种 相关关系，即政治体制既可推动经济的迅速增长，也可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性因素。 具体来说， 70 年代以前的 1955 年体制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其后的 1955年体制则对经济起到消极作用。 后一种作用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论述。 （责任编辑 ： 韩铁英） ———————————— ①⑧ 安场保吉、猪木武德 ： 《日本经济史 8高速增长》，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8 12页。 ② 深田肇編『 日本社 会党建設論』 、田 畑書店 、 1976 年、 261 頁。 ③ 通商 産業 省 編『 商工政策史 』 第 10卷 、商工政策史刊行 会 、 1972 年、 114 頁。 ④ 久米 郁 男 「 戦 後 労 使和解 体 制の形成 」 、日本政治 学 会編『 戦 後 国 家の形成と 経済発 展 』 、 岩波書店 、1991 年、 207 頁。 ⑤ 近代日本研究 会編『 近代日本研究 15戦 後日本の社 会 経済 政策 』 、山川出版社、 1993 年、 127 頁。 ⑥ 小 宫 隆太郎 『現代 日本 経済 研究 』 、 東京大学出版会 、 1975 年、 304 頁。 ⑦ 中村隆英 編『資料 戦 後日本の 経済 政策 構造』 第 1 卷 、 東京大学出版会 、 1990 年、 195 頁。 ⑨ 内山融 『現代 日本の 国 家と 市場』 、 東京大学出版会 、 1998 年、 53 頁。 ⑩ 宫 本 宪 一 『 昭和の 歴史 10経済 大 国 』 、 小学館 、 1983 年、 33 頁。 ⑪ 迕中丰 ： 《利益集团》，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第 133 頁。 ⑫⑱ 小宫龙太郎等 ： 《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第 2 73 页。 ⑬ 緒方貞 子 「 日本 対 外政策 決定過程 と 財界」 、 細 谷千博など 『対 外政策 決定過程 の日米 比較』 、 東京大学出版会 、 1977 年、 221 頁。 ⑭ 金滢基 ： 《日本的公务员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7 年，第 180 页。 ⑮ 有泽广巳主编 ： 《日 本的崛起 —— 昭和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777 页。 ⑯ 查默斯约翰逊 ：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第 258 页。 ⑰ 通商产业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 《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10 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年，第 60 页。 ⑲ 糸田省吾 「独 占禁止法と行政 指導」 、 『ジュ リスト 』 1974 年 7 月 15 日、 24 頁。 中日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俞新天 一、影响外交政策的国内力量的变化 冷战结束至今，不仅由 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各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亦在蜕变，因此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力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中日概莫能外。 然而，中国与日本国内力量的变化又各有特点，需要具体剖析。 冷战时期，日本国内对外交政策最具影响力的为三大力量，即自民党、官僚和财界。 在“ 1955年体制”中，三大力量共同进行外交决策，互相影响，达成共识。 长期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其党首即自然为首相，尽管在野党也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过重大抗争，如 60年代的安保体制之争，但最终自 民党以其实力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 日本财界一直是自民党政治捐款的主要来源。 1988年自民党政治资金收入中 %来自于政治捐款。 当时日本外交有两大目标 ： 一是依靠日美同盟保障日本安全，二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成为日本外交的中心，政治和安全问题经常围绕经济中心展开，主导经济的财界自然举足轻重。 外务省官员（即本文所指官僚）事业心强，能力卓越，握有制订和执行政策方案的权柄，在对外政策方面影响颇大。 但由于二战后日本外交基本上惟美国马首是瞻，独立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的需求薄弱，因此除了少数高级官员外，文官一般不介入 高层决策，只负责事务性决策和日常性工作。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具有相当的延续性，仍以内阁为中心，多元参与，多角色多层次反复协商进行运作。 但影响对外决策的国内力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主要政党分裂，出现了十几个政党。 自民党失去单独执政的优势。 虽然自民党仍是国内第一大党，把持首相职位，但在外交决策中已不能独断专行，而要与其他政党联合，如建立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联合内阁，并且与在野党磋商。 多党参与的局面提高了决策 过程的透明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在野党对政策决策的发言权。 多元政党参与不仅减弱了自民党的发言权，也使各政党参与外交政策的整体能力比以往有所下降。 财界本靠给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影响决策，但近年来日本民众反对“金权政治”呼声高涨，政府对于政治捐款制订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日本政坛重组风云变幻也给政治捐献造成困难，财界自身亦因经济衰退和丑闻迭出而应接不暇，故而财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大国 政策的调整要求国家对外政策作出更加及时与灵活的反应，外务省的作用因此相对得以提高。 在任何对外政策的决策中，其他主体或是在某一方面参与，就某一问题提出意见，或是在某一阶段参加讨论，只有外务省官员自始至终地参与，从起草方案到形成文件，从政策发布至付诸实行，承担全部基础事务工作。 在对外政策日益重要的今天，他们的作用将有增无减。 由于政党、财界决策能力降低，对政府干预相对减少，内阁的地位提高。 在决策主体多元化的同时，更需要集中权力，及时对外界变化作出反应，首相的地位日益彰显。 尤 其是战后国际关系中广泛运用首脑外交方式，首相能把自己的意愿落实到政府决策中，转化为国家政策。 冷战后日本开展了全方位的大国外交，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国民对国际事务和对外政策的兴趣日增，现代传媒提高了传播信息的技术手段。 大众传媒和社会团体对于外交能够施加的压力增大。 日本政府规定，报纸、电视台不是公共公司，股份全归雇员所有，政党、企业家、跨国公司和官僚都不准拥有报纸，这就给民众以传媒“独立”的良好印象，加上日本国民文化水准高，报纸具有巨大影响。 ① 但政府 运用“提供信息”等方式，微妙控制重要信息的发布。 而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里，传媒也成为重要产业，虽然大众传媒与社会团体未能进入决策机制之内，但其对于民众情绪却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国内影响对外政策的力量的转变以改革开放（ 1978年）为界。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高度集中，影响对外政策的主要力量为领袖、党和政府。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为中国外交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毛泽东极少出国，却善于从理论和战略高度剖析世界，“三个世界”的理论风靡亚非拉，退出苏联阵营和中美、中日复交震撼一时，并孕育了长远的变革。 领袖的思想变为党的决议，形成党内共识，进而通过党的各级组织，深入到党员和人民。 党内自然会产生不同意见，尤其在三年灾害时期和十年“文革”时期，重大的歧见往往会被归入“修正主义”而遭到批判。 党的决议由政府变为政策并付诸实行。 中国在实力较弱时获得了高于其物质力量所能提供的国际地位。 美国战略学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将中国的“弱国战略”概括为对于威胁自己安全的大国实行威慑政策，即用好战言论、不确定的核战略以及边界战争，显示保卫自己安全的决心。 ② 那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既有对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改革开放以后，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改革其实也不断刺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 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力量变得更加多元，在冷战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新一代的领袖多受过高等教育，是技术专家，不少人有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对于外部世界有深入的了解。 当中国追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时，其领袖越来越多地面临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经济实力的增长使得中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影响有所扩大，外交活动愈益频繁，首脑外交十分活跃。 中国高 层领导人走上外交第一线，效果显著，影响深远。 他们与世界的交往越多，其视野越开阔，处理对外事务也越得心应手。 党在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决策方面仍然举足轻重。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处于低度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