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中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状况_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

浅探中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状况_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企业效益 对其融资可得性起决定作用。 六是一年内初创阶段的中小企业一般不能从银行贷款。 七是中小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北京邮电大学 毕业设计 (论文 ) 以湖北省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为例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湖北省中小企业 因受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经营业绩以及自身弱点的限制，难以上市直接获得资金，至目前为止仅有 22 家公司上市，民间融资渠道又不十分畅通，因此当企业出现资金紧张时，企业主要采取内源融资和向银行借款的方式缓解资金的困难。 该地区中小企业目前的融资呈现以下特点： 1． 内源融资占比较高，但规模小 以恩施州为例，其中小企业内源融资高达 ％ [5]。 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的利润水平，净资产规模和投资者预期等因素，由于湖北省地处中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企业总体规模较小，经济效益较差，企业留存盈余较小，内源融资能力严重不足，内源融资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2． 银行贷款成为外源性融资的主渠道，但贷款困难 据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中约一半以上来自银行贷款（含票据融资）， 2020 年至 2020 年 6 月，银行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的比例不断提高， 2020 年 6 月，这一比例达到了 ％，因而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最为主要的 资金来源。 但由于政策性的因素加上其他种种原因，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出现了收缩的趋势。 根据省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反映的情况， 2020 年 6 月，省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余额及贷款累放额同比均有下降，下降幅度超过对集团及大型企业贷款的下降幅度。 其中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亿元，超过集团及大型企业贷款余额下降幅度的 亿元，中小企业贷款累放额同比减少 亿元，超过大型企业贷款累放额下降幅度 亿元。 因此，贷款融资依然困难。 3． 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仍然是中小企业贷款的主要方式，但依 然有困难 2020 年以来，湖北省中小企业抵押和质押贷款占比稳步增长，在 2020 年 6 月，担保贷款占比跃升到 ％ [5]，超过信用贷款成为第二大贷款方式，而信用贷款由于银行规避风险的原因占比出现颓势退居为第三位的贷款方式。 中小企业以担保贷款形式取得资金比例的上升与省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的初步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2020 年末，省、市、县三级担保和再担保体系初步形成， 10 个市、 30 个县都已成立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据统计，全省共有担保机构 90 家，注册资本 14 亿元，为中小企业担保贷款 50 亿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 贷款难的问题 [1]。 但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小企业大多固定资产少、流动资产变化大、无形资产难以量化，因而可用作抵押的资产很少，对于一些采取租赁经营的中小企业来说，更无房屋、土地作抵押以获取贷款，因此，银行贷款方式的多样化并不能说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压力得到了解决。 北京邮电大学 毕业设计 (论文 ) 4． 中小企业规模扩张时期的融资受宏观政策影响明显 在企业初创时期的融资方式中内源融资和银行贷款比例相当，由于启动资金数额不大，中小企业主可以向亲友、民间借贷或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的方式获得启动的资金；而当企业步入成长和成熟时期后，特别是企业在发展了 3－ 5 年后内源融资已经不能满足企业规模扩张所需的巨额资金需求时，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则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资金补充渠道。 据调查显示， ％样本企业有过资金紧张的情况。 其中 53％的企业出现资金紧张的时间在 2020 年， 27％的企业出现在 2020 年， 12％的企业出现在2020 年， 8%的企业出现在 2020 年以前 [3]。 这些企业之所以有一半以上在 2020 年出现资金紧张局面，微观层面主要是由于企业内部的投资扩张与企业外部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货款被拖欠等因素所致，而从宏观层面来看，在 2020 年中央银行加大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力度，防止银行信贷规模过度增长的宏观背景下企业的资金链条尤为吃紧。 ３ .３ 中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剖析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多方面造成的，但在中部地区又有其特殊的原因： 1． 国有商业银行的“喜大厌小”纵容了其放贷惰性，造成了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 商业银行出于集约经营和防范风险等因素考虑，进一步上收信贷审批权限，形成授权授信的信贷过度集中，信贷配置基本锁定在“双大”（大城市、大企业）、“四重”（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客户、重点区域），出现盲目“垒大户”的信贷倾向，带来新的结构性风险。 对于那 种贷款数额大、期限长，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甚至数十亿元，有国家支持，短期内没有风险可言的，银行主动营销，千方百计追“大”风，久而久之，金融贷款产生了对国有大型企业贷款和大项目贷款的依赖性，对中小企业贷款和小笔贷款失去了兴趣。 国有商业银行认为，中小企业的几万甚或几十万元贷款既有风险又无大利可图，而国有大型企业贷款表面上无风险又“一劳永逸”，加之商业银行实行严厉的贷款责任终身制，信贷人员为了规避风险和责任，对中小企业贷款也十分谨慎。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银行主观上宁愿资金流动性过剩也不愿贷款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以湖 南益阳市为例。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中小企业大市，大企业、大集团凤毛麟角，但国有银行仍习惯于追大户，垒大户。 据调查统计， 2020 年上半年，益阳市国有商业银行单家机构 5000 万元贷款（授信）以上的大客户，新增贷款 亿元，新增个人贷款 亿元，两项贷款合计是国有商行上半年新增贷款的 ％ ，而小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 亿元（一季度） [12]。 2． 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沿袭大型企业的标准，导致“机制旧瓶”难装“贷款新酒” 北京邮电大学 毕业设计 (论文 ) 目前，商业银行没有一个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体系，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则是参照大型企业的标准。 由于这样的评级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小企业信用状况，限制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而传统的产生于对大企业评级授信的制度安排，难以切实衡量中小企业，针对性不强，致使部分优秀小企业感到大银行的融资“门槛”太高。 3． “所有制偏好”掣肘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过去，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同属“国有”一个产权主体，从内在上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重点支持，而对所有制成分复杂的小企业金融扶持往往很不情愿 同时，商业银行贷款呈现也不符合小企业资金周转“时间急、金额小、频率高”的特点。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审批手续繁多，门槛高，工作量大，中介部门收费高，办理时间长，使企业失去了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4． 中小企业融资单位成本较高，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体制转换裂缝硬化了对小企业的政策歧视、操作歧视和道德风险 首先，近几年来，硬化业实行主办银行制度，建立呆账准备金制度，核销不良贷款，实施银行债权转股权等政策措施，其政策标的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适用并对小企业有益的并不多，这在一定程 度上使商业银行在贷款发放时造成了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歧视。 其次，小企业贷款经营成本高，“急、小 、高”的资金需求特点使融资的单位成本增加。 据工商银行益阳市分行综合测算反映，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适宜对大中型企业搞贷款“批发”，而小企业适合搞贷款“零售”。 “零售”业务管理成本是“批发”业务管理成本的 5 倍左右，即使贷款利率上浮 30％ ，综合融资成本依然很高，况且银行对小企业贷款还要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从而在信贷操作上也对小企业产生了歧视。 再次，中小企业申请贷款，县级支行没有审批权，要报市分行甚至省分行审批，关卡多，手续繁 ，耗时长。 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导致“三增”：一是增加了融资时间，致使企业错失发展机遇；二是增加了投机行为，省、市分行并不了解县域经济的情况，多数情况是看报表，这就给了某些投机分子可乘之机；三是增加了银行的官僚主义，审批头绪越多，就越没有具体人员负责，惜贷和乱贷都容易出现。 5． 中小企业自身隐含的诸多缺陷，致使银行对中小企业在寻求贷款支持时往往 做出“逆向选择” 一是信息不对称，财务管理制定薄弱，透明度较差。 部分小企业内部观念淡薄，往往是有几套账簿，分别应付工商、税务、银行等各部门，千方百计隐瞒于己不利的各种信息 ，不能向银行提供真实的生产经营和资金运用情况，造成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北京邮电大学 毕业设计 (论文 ) 由于信息不对称，就有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并存降低了银行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意愿，也使银行信贷资金更倾向于支持风险相对较小、现金流相对稳定的大企业。 二是中小企业生产能力、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弱，市场和经营风险大，银行不敢轻易对中小企业放贷。 中小企业很少有自己的品牌产品和完善的销售网络，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