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会计诚信问题的思考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

对会计诚信问题的思考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代和社会的需要、市场透明度低导致诚信激励机制不足。 我国目前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很不健全，市场信息传导机制不畅，导致信息缺乏、市场信息 传播速度缓慢，市场主体各自拥有的信息不对称，致使好的商誉难以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失信者不能及时地被曝光和发现，并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阶段我国市场的特点决定了市场本身不具备诚信保证机制，没有能力对违规交易者给予足够的惩罚，并使市场主体自发形成诚信约束机制和道德规范。 社会化诚信机制尚未形成，缺乏有效的诚信监督机制。 （二）利益的驱动 利益驱动是会计诚信缺失的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原因。 政府、企业经理人、会计人员以及注册会计师等也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具有机会主义行为的“经济人” , 如果没有相关的制度严格约束 , 他们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将导致会计诚信的缺失。 在我国 , 地方政府的业绩往往与当地企业的经营状况息息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 , 为了争取更多的本地企业上市、吸引外来投资者、改善政绩或者出于其他需要 , 地方政府可能会默许、参与甚至指令企业进行会计造假。 而对于企业经理人来说 , 他们的职位、收入、荣誉等都取决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 因此 , 为了增加个人收入、把持或者提升职位、减少企业纳税或者其他利益 , 他们往往要求会计人员偏离公允的会计政策和程序 , 进而选择错误的会计政策及程序 ,甚至直接做假账。 注册会计师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 、可靠和完整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 ,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 客户委托方式、市场份额、审计收费、审计业务与非审计业务的冲突、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对注册会计师以及独立审计的“独立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这样 , 注册会计师为了自己的利益 , 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屈从于企业管理当局的意见 , 虚假的会计信息得以过关。 （三）制度的缺陷 制度的缺陷首先表现在产权制度方面。 企业本身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 , 其基本权利 ( 所有权、使用权、让渡权以及剩余索取权 ) 实际上被分割给不同的利益团体。 产权的不清导致权利让渡的不 4 足 , 从而利益相关各方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对会计信息生产进行干预 , 以获得潜在的收益 , 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失真。 制度的缺陷其次表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 必然导致投资者 ( 委托人 )与企业经理人 ( 代理人 ) 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而信息不对称是会计造假的诱因之一 , 并可能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一般说来 , 当委托人能够现实地存在并对会计产生足够的影响时 ,会计诚信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 一旦委托人变得远离企业影响较小或者根本找不到确定的真正代表 , 那么会计诚信就失去了动力和压力 , 会计诚信的缺 失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 就需要有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 , 通过企业内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 比如内部控制、权力分配和制衡、独立董事以及信息披露制度 , 企业外部的投资者“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等机制 , 迫使管理层释放信息 , 均衡信息分布。 但是 , 我国的公司治理规范来得太晚 , 中国证监会直到2020 年才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原则与标准》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要求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 但在独立董事的聘任、薪酬以及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的关系等方面仍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 , 严重影响了独立董事以及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效果。 另外 , 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一股独大”以及“内部人控制” , 也阻碍了这两个制度发挥作用。 如果说公司治理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内部会计制度安排 , 那么民间审计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外部制度安排。 由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报表进行独立审计 , 可以缓解管理当局和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失衡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 , 由于审计市场不够完善 , 广泛存在的“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使得企业经理人成为选择事务所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实际决策者 , 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审计的独立性。 这样 , 一方 面 , 上市公司管理者缺乏对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自愿需求 , 另一方面 , 注册会计师也缺乏保持独立性的内在动机 , 而且 , 独立性较高的事务所反而会使客户“敬而远之”。 在这种情况下 , 通过民间审计来保证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自然收效不大理想的制度安排必须有充分的博弈过程 , 才能兼顾各方利益 , 成为博弈各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规则。 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 , 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 而且随着外部环境的持续和快速变化 , 新的经济情况和经济业务不断涌现 , 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 , 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 , 会计制度中难免有漏洞和不完善之处 , 成为虚假会计信息的根。 （四）利益远超成本 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 , 防止发生欺骗行为的办法 , 就是让欺骗的成本超过其收益。 非诚信行为的成本包括受法律惩罚的成本、受舆论批评的成本和受良心谴责的成本。 由于我国法律对于非诚信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 , 以及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导致惩罚对象的不明确 , 最终使得会计信息造假的受法律惩罚的成本极低。 而针对会计信息造假的舆论批评 , 总体上说是批评现象的多 , 针对特定企业或个人的少 , 使舆论批评的成本未能分 摊到具体对象。 至于良心谴责成本 , 由于造假的普遍性 , 许多人的良知已经麻痹。 迄今为止 , 监管部门主要依靠行政处罚手段来应对会计信息造假 , 对直接责任人追求刑事责任的少之又少 , 民事赔偿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 , 从总体上来看 , 我国会计信息造假的成本相当的低。 非诚信行为的收益包括货币与非货币的 5 收益 ,现在与将来的收益等。 对于会计信息造假来说 , 一方面 , 其收益远远 超过了成本 , 另一方面 , 会计信息造假的受益人也不少。 由于造假的收益明显高于成本 , 所以有些上市公司乐此不疲。 长此以往 , 一方面将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 遵守会计诚信的其他上市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 或被造假之风同化 , 或被市场淘汰。 另一方面将对其他公司产生示范作用 , 使得其他公司也跟随进行会计信息造假。 最终使得整个社会陷于会计诚信危机的深。 （五）法律约束弱化 由于我国缺乏主要针对诚信的专门法律 , 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在一定程度还广泛存在 , 因而无法起到有效遏制会计造假行为的作用。 比如 , 尽 管新修订的《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既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担负责任 , 同时还要对本单位保存和提供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担负责任 , 但在实施处罚的过程中 , 法律责任仅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并不一定包括单位负责人。 我国的《证券法》及《刑法》对会计造假的处罚也比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