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及研究其性质前需注意之事实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2 《广州民国日报》 1926 年 11 月 29 日 3 《长沙大公报》 1926 年 12 月 18 日 4 选自【国民政府档案】:陈友仁等为不宜变更迁鄂决定致蒋介石等密电;转引自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二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343 页 5 《汉阳工厂工友罢工响应革命军通电》原载于《工人之路》第 440 期;转载于《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二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412 页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5 况,而非出于一个国家的长远打算。 这就注定了武汉国民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再来看武汉的地理位置,武汉处于中国中部“九省通衢”之地,交通便利。 同时其开埠早,经济较发达。 但武汉三镇相互割裂,没有天险可据,不易防守。 同时武汉距离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长三角地区太远,不利于长远发展。 作 为一国之都,实在不合适。 因此无论是否发生“宁汉合流”等事件,武汉国民政府还是会在新形势下继续迁都。 综上,我们可看出武汉国民政府的过渡性质。 这一点也就向我们说明了武汉国民政府具有不稳定性。 因为在过渡期间,武汉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十分有号召力的领导核心,内外的压力对其的最终走向是影响颇大的,这也反映出它并非一个坚强的政权。 无论是蒋介石等右派还是国民党左派,亦或是共产党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对这个政权有着巨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单一、片面的去划分它的政府性质。 要正确的认识其性质,必须要重视它的不稳定性与过渡性。 二 、武汉国民政府是复杂的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顾名思义就是各政党阶级联合执政的政府。 而笔者认为武汉国民政府非常符合联合政府这一称谓,但是武汉国民政府总体来说是“复杂的”联合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人积极的加入了武汉国民政府。 如在 1926 年 12 月 13 日成立的武汉临时联席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6 会议,就有吴玉章参加。 6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其中苏兆征,谭平山直接参加了政府,分别担任了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 7。 这些都说明了在国民政府中,是有共产党人直接参与执政的。 同时, 武汉国民政府直接聘请了鲍罗廷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顾问,这说明了武汉国民政府的组织与建设,与共产国际也有一定关系。 同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组织政党国民党的人员情况也很复杂。 如其中被推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的孙科 8,其可以算作典型的左倾“骑墙派”。 孙科是一向拥护其父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 同时,由于蒋介石依靠军事实力强势崛起,孙科为了联合势力反对蒋介石权力的扩张,于是孙科选择支持武汉国民政府。 1927 年 1 月中旬,孙科甚至与鲍罗廷代表武汉党政联席会议向蒋介石亲手递交了反对定都南昌的决定。 9同时孙科四处演讲,发表反 蒋,坚持三大政策的言论。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动作,他提出“必须打倒蒋介石” 10。 他对联俄的政策表示坚决支持,认为那是“中国革命运动一个很大转机”。 11通过这些左倾的言论与活动,孙科俨然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 但需要指出的是,孙科是一个现代型政治家,他的一切言论与活动都与他的政治目标有关。 他并不笃信某种政治信仰,所以一旦他与蒋介石等右 6 参看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 1926 年 12 月 13 日 7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450 页。 8 《汉口民国日报》 1927 年 3 月 22 日。 9 《武汉党政联席会议,第 13 次会议记录》,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2年版,第 37 页 10 [苏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6 页 11 孙科:《怎样完成本党使命》( 1927 年 1 月 30 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青年部 1927 年出版,第六页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7 派达成某种政治共识或协议,他就会毫不犹豫的背离革命。 在大革命后期,他甚至“至是无日不对共产党下酷烈的批评” 12。 所以说他是一个左倾“骑墙派”。 而孙科代表的这种人,武汉国民政府的数量绝对不少。 除了左倾“骑墙派”外,武汉国民政府还有右倾“反蒋派”的存在。 其中以汪精卫最有代表性,其次还有唐生智等人。 汪精卫其人本身是有些左的,但他对于政治斗争的热衷使他渐渐放弃了原则。 在他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排挤出国后,他对蒋介石是颇为记恨的。 在应邀返回国民政府后,陈独秀又与他写了“汪陈宣言”,发表于报纸上。 汪精卫因此被蒋介石手下的吴稚晖痛骂一顿,汪精卫因此下定决心反蒋,前去武汉国民政府就任,并做出一副左的姿态 13。 如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电斥蒋介石违背中央命令,反抗中央。 斥责蒋介石“丧心病狂 ,自绝于党”。 其实他并不是左,而是反蒋,他的骨子里是右的。 他甚至说过军队是巩固政权的基础,而不是人民群众这一类话。 14唐生智,谭延闿亦是由于忌惮蒋介石扩大的势力而加入武汉国民政府的。 这一类右倾“反蒋派”与“骑墙派”有着同样的弱点,倘若蒋介石愿意与他们协商,分享部分权力,他们都会背叛革命。 这点可由后来汪精卫与蒋介石主导的“宁汉合流”清楚的认识到。 再下来就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他们对于“三大政策”是完全支持的,对于共产党是友好接纳的,是共产党的可靠伙伴。 如宋庆龄、 12 陈公博:《苦笑录》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79 年版,第 10 133 页 13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第 1997 年版,第 166 页 14 转引自《六大以前 ——党的历史材料》, 人民出版社 第 1980 年版,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 ,第 967 页。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8 邓演达等人。 无论是武汉国民政府执政之时,还是“四一二政变”之时,他们都对共产党人有很大帮助。 甚至到了“七一五政变”前后,武汉国民政府已反叛革命之时,他们坚决选择了辞职和发表谴责来表达他们的愤怒。 邓演达在辞职演讲中说道“并与共产党分离,而残杀工农者。 是宁非吾党之大不幸耶。 ” 15宋庆龄发表了“为违抗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的政策的声明”来批驳国民党内的反共政策。 16 从上述的人员构成上就可看出武汉国 民政府之复杂性,虽然有着明确的目标与纲领,但是与共产党人一起奋斗的大多都是心怀鬼胎之人,图谋不轨之徒。 再加上共产党人并不能左右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事务,所以这个政府是“复杂的”。 可以这样说,武汉国民政府是由野心家、革命家、实干家、空谈者构成的。 遗憾的是革命家与实干家远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影响也小,总受他人掣肘。 而野心家在执政初期并不急于暴露他们的本质,他们对于个人声望是很注重的,一旦有外界的影响,他们很快也会跟风行动,抛弃了和他们同甘共苦的革命家与实干家。 窃以为,对于这个 “复杂的”联合政府,在弄清 它的性质前,我们需要认识到它内部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三、关于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 上文提到,我们在弄清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之前应先注意它的不稳定性,过渡性与复杂性。 那么现在来谈谈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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