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运行机制视角看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毕业论文(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自己的想法投票,即使结果证明这是一次错误的表决,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为直接民主制下根本不存在对公民大会的制约机制。 这种政治状况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草率行事的风气。 柏拉图认为,“民众意志高于法律 ” 使民主制让人难以忍受:在与其他政体相比较的时候,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所有方面都是软弱的,无论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它都无法有所作为。 因为在这种形式中,政府的权力按小份额分给许多人,因此在所有有法律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不好的 ;而在所有没有法律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好的;如果所有政体都毫无限制,那么民主政体的生活是最值得向往的;但如果所有的政体都秩序井然,那民主政体就是最难以忍受的。 10他的观点虽然不无偏颇,但不能否认,直接民主有时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这一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表现较为明显。 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能够使民众信服的领导核心,不同派别的政治斗争分化了公民集体,个人利益开始超越国家利益成为主流的价值观念。 众所周知,直接民主之所以能够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一个重要前提是公民以国家利益为重;而当公民越来越多地考虑 个人利益时,民主也就容易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 约束机制的缺乏也助长雅典民众养成推卸责任的习惯。 如果公民大会的决策获得成功,荣誉在他们;反之他们就把责任推到建议者或行为者身上,控告他们误导民众或没有按计划行事。 修昔底德对群众的这种心态有深刻的认识,字里行间多次暗示他的不满。 比如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阿提卡后,雅典人都把矛头指向伯里克利,认为他该对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不幸负责。 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直言不讳:“你们攻击我,因为我曾主张战争;但同时你们也是在攻击你们自己,因为是你们表决赞成战争。 ” 11当西西里远征失 败的消息传到雅典后,“他们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好像他们自己没有表决赞成似的,他们也恼恨那些曾经用各种占卜形式鼓动他们相信西西里远征定会成功的先知和预言家们 ” 12。 (四)在多数决定原则下群众易受演说术左右 演说术大约兴起于公元前 5 世纪后半叶,是伯里克利之后雅典政治家左右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伯里克利凭借其个人魅力和政治远见,能够引导民众理智决策,使城邦政 ②柏拉图:《政治家:论君主的技艺 》,黄克剑译,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9 页。 ③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59 页。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445 页。 治处于有条不紊的状态,他的领导才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他之后,以演说术蛊惑民众、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的政治家逐渐成为政坛主角。 这些人往往具有较高 的修辞技能和表达能力,因此他们的演说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 在一个缺少任何现代化通讯手段的社会里 ,口头交流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所以演说作为政治家和群众沟通的一种手段,确实能够促进政治的公开和民主化,特别是当演说者是一个有见地、充满爱国热情的政治家时,他的演说无疑有助于公民的正确决策。 伯利克里就曾多次利用演说解释自己的政策、鼓舞士气,他的“葬礼演说”更是盛赞雅典民主制的千古绝唱。 但演说作为一种修辞艺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为了获取群众的支持,演说者往往极尽取悦听众之能事。 在《高尔吉阿斯》中 , 苏格拉底同高尔吉 阿斯讨论究竟是专门知识还是说服技术对公民决策起决定性作用 , 高尔吉阿斯肯定后者 , 于是苏格拉底指出 :“ 公众演说并不在于是否了解事实真相 , 而在于找到一种说服技术 , 以使他能够给无知的人留下他比专家还知道得多的印象。 ” 13这段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雅典的现实。 当演说者处心积虑地讨听众欢心时,其演说中肯定不可避免地夹杂很多与事实无关甚至违背事实的信息,听众需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从众多信息中分离出事实真相 , 如果他们为演说家的情绪和修辞的力量所左右,而恰好这位演说家的立场与城邦利益相悖,那么他们的决策就可能出现失误。 西西里远 征是演说左右决策的典型事例。 虽然不能以成败判断决策正确与否,但这次远征确实是一次军事冒险。 从修昔底德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亚西比德的演说对远征议案的通过起了多大的作用:“演说使大部分人丧失了判断力,人们完全沉浸在他描绘的美好图景中,几乎每个人都对远征充满了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地方,起码不会失败;年轻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风光和获取一些经验;普通民众和士兵希望得到一份永久的薪给工作。 面对大多数人这种过度的热忱,那些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都不敢做声,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自己提出反对意见,其他人会认为他不爱国。 ” 14 对于公民受演说左右的状况,公元前 5— 4世纪的史家和修辞家几乎都表示出忧虑。 修昔底德借克里昂之口,批评民众只根据演说的好坏来估计事情的可能性,而不是根据亲眼所见的事实:“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就像是坐在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一个讨论国事的议会。 ” 15 ②柏拉图:《理想国 》,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455— 459 页。 ①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20 页。 ②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36 页。 (五)在多数决定原则下容易出现集体的非理性 雅典民主政治在制度上是不完善的,显示出古朴粗放的特征,公民的政治素质也远未成熟,常常显现出非理性的一面,缺乏宽容的精神。 在感情的驱使下,人们有时会陷入不理智状态,这是人的本性使然。 因此在任何政体下,决策人都可能陷入感情 用事的泥淖。 而集体的感情用事,特别是集体的癫狂往往较之个人感情用事的破坏力更大,所以民主制同样应该警惕集体的非理性。 在雅典民主制存在期间,集体感情用事确实对公民大会的正确决策构成了威胁。 这里举一例为证。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过程中,雅典在镇压了同盟城邦 米提林暴动后,雅典人在愤怒驱使下,决定把米提林全体成年男子处以死刑,把妇女和未成年人变为奴隶。 后来, 当人们冷静下来后 , 对这个决定感到震惊 , 于是重新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对米提林的解决办法。 克里昂是当时在公民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 强烈建议大家坚持先前的决定。 而另一位发言者戴奥多 都斯则提醒民众 , 他们是在卤莽和愤怒的情况下做出先前的决定的 , 因此请求他们慎重考虑。 最后人们接受了戴奥多都斯的建议 , 米提林人躲过了灭顶之灾。 由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在雅典民主政治中,在多数决定原则下,容易出现集体的非理性。 这种非理性,极容易导致公民大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群众的感情用事也体现在对待政治家尤其是将军的态度上。 官员们为民众公仆,其权力来自人民,其职责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大会决议。 民众可将你捧上云霄,赋予你英雄般的荣耀和令人嫉羡的权位,也能随时让你跌落凡尘,沦为阶下囚乃至冤死鬼。 将军本是在公民大会上由民众自己 选出来的,是他们较为满意和信任的人物。 但此时的满意和信任只针对过去的表现而言,如果将军希望自己头上荣誉的光环能够保持长久,那么他不仅要忠实履行公民大会的决定,还必须争取做常胜将军,因为在雅典人看来,凡是不成功的即是不合法的,因此军事上的失败往往会使将军背上背叛的罪名,成为法庭上被控告的对象。 公元前 424年,在征得雅典人同意后,将军默许了西西里各邦缔结的和平条约,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但回国后,雅典人却认为他们由于接受贿赂而放弃了攻占西西里的努力,因此将两名将军放逐,对第三名处以罚款。 16正是因为有这 样的前车之鉴,公元前 413年,当雅典军队在叙拉古遭到重创后,由于没有公民大会的命令,尼西阿斯拒绝撤兵,因此错过了撤退的最佳时机。 17这虽然与尼西阿斯保守的个性有关,却也体现出公民大会对待失败将领的残酷,他们一般不关心失败的原因而只 ①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65 页。 ②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48 页。 注重结果。 许多意外的成功使公民大会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凡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就能得到。 如果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行不通,将军或提建议的政治家就成了替罪羊。 越是功勋卓著的将领,承受的压力越大。 地米斯托克利曾是公元前 5世纪初期的雅典政坛的风云人物,民主派领袖和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却遭到放逐。 伯里克利是雅典民主制度下最成功的政治家。 他既能说服民众按自己的正确意见办事,又不让民众觉得他过分专横,危害民主制度 ,但是他的妻子和好友被控渎神,本人也因涉嫌受贿而接受议事会调查。 雅典人把战争期间的大瘟疫归咎于其政策失误,剥夺其军权并罚巨款。 对于政治家,雅典人的心态是矛盾的。 他们一方面需要政治家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对政治家心存疑虑,惟恐政治家利用手中的权力背叛雅典民众。 三、古典学者对古代雅典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的批判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叙拉古民主党领袖雅典那哥拉斯讲的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民主 政治不是一个贤明的制度,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有钱的人就是最好的统治者。 但是我说,首先民主政治的意义是代表全体的人民 , 而贵族政治只是代表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其次,虽然富者善于寻找金钱,但是最好的顾问是贤明的人,多数人最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辩论,然后从中作出判断来。 ” 18雅典既不存在正式的民主宣言,也没有宪法。 可以这么说,雅典的民主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制度的实践中,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民主理论。 所以相对于共和主义,雅典民主缺乏制度和法制的支持,因此会导致领袖和人民的腐败。 要系统全面地理解雅典的民主思想,我们可以从希腊 精英们深刻的反民主思想中寻找思考的灵感,没有民主就没有希腊反民主的理论,尽管不同时期的反民主思潮源于不同层面,但大多数古希腊思想家都认为那些有能力获取财富或者出身豪门的贵族阶层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成为好的公民,也更可能做出明智的政治决定。 虽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没有直接说明民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他将雅典的失败归罪于伯里克利死后个人领导的无能和雅典民主统治所造成的错误政策。 他认为正确的政策是由好的领袖制定的,而极容易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情绪只会将国家引向灾难。 “„„虽然雅典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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