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我们的悲哀，抑或我们的快乐(编辑修改稿)

超级女声：我们的悲哀，抑或我们的快乐(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用、把玩和操作民意而实现自己商业暴利的权力之手”，因此，“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 [5] 《超级女声》与所谓的民主原本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像李宇春这些“超女”本身，不可能抱有实践民主价值这样的理念来参赛，而主办者与策划者应该也是不存在以“超女”的方式实践民主的原 则，数千万的“粉丝”也不会意识到他们在进行民主参与活动。 《 超级女声》根本就与民主无关，而是所谓的“超级女声，超级是非”。 如果说这个节目有什么“成就”，那就是让几亿中国人得到了娱乐，以及让主办方赚到了钞票和收视率，虽然他们完全忽略了超女的神奇成功与个性被膜拜是一种中国式财富完全支撑下的语境。 二 超级女声：在喃喃自语中丧失话语权 父权制社会的声音长期以来都是男性发出的。 女性有没有必要打破这一惯例来建立自己的声音呢。 我们沉默得太久了，声音对于被压抑而沉默的女性来说，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在超级女声 中，男性的缺席和女性的主从使女性获得了表达自己和自己表达的双重自由，然而话语权的获得并不是发声就可以的。 因为“话语是提出有效性主张的语言形式”，“它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并加强权力”。 [6]（ p73） 超级女声虽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构男性中心话语的机会，但发声不只是主体性的要求，更是一种身份，一种政治，一种权力的要求。 男性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在表达，也或者根本不在乎我们如何表达。 在男性话语中，“她并不存在或者就没有存在过“。 在“超女”短信投票中，超过 80%以上的全部是女性。 而且大部分是自身没有经济势力的学生（虽然 也有年过七旬的“上海大娘”大呼小叫）。 虽然 我们尊重那些“超女”的支持者们，但我确信大部分通过短信投票的“铁杆粉丝”都是自身没有经济实力的学生。 发短信是每个人的自由，但当超女迷们为了一种纯真的目的疯狂发那些“高价短信”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发出去的都是家长们辛辛苦苦挣回来的吗。 如果我们号召每一位学生拿一块钱捐献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捐献给希望小学 ,捐献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她们会心甘情愿吗。 至少她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来搪塞。 问题于是出来了，我们在制造一种什么样的所谓的“大众文化”。 我们又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是 否迷失了自己成为别人的笑料而我们却茫然不知。 我们是否真正掌握了话语权而表达了自己崇高的愿望。 对父权制的反抗和颠覆是女性主义者的本能。 虽然 2020 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李宇春被认为是追逐个性、追逐张扬、颠覆传统文化的典型，但是她并没有使反抗获得权威意义，反而使得 在个性缺失或者个性膨胀的社会状态中，这种对明星的崇拜、偶像的自造，可能会发展到极致甚或被异化、扭曲。 何况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跳出父权制的框架，她不仅演唱了许多为男歌手专门创作的歌曲，并对自己的的“粉丝”说“她像男生”以此来向父权制靠拢。 生活在男性话语中心的她 们注定无处可逃。 尽管她没有像花木兰一样女扮男装、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但是“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话语权利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 4 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 ” [7](p167)我们向千百年来盘根错节的父权制猛烈抨击，却依然走不出中心对边缘的安置。 异化和扭曲，不限于审美趋势，已经成为当今的一种社会常态，组长了社会的浮躁风气。 在这样的风气下，“超级 女声”制造出来的人气冠军来到了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云集的北京大学， 来到了世界顶级名流来访和演讲的场所 —— 北大百年讲堂，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理应多关注文化历史等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和变动，可我很少听说北大的学生对世界级学者和活动家有如此地追崇。 另一个不可思议是北大百年讲堂也竟然向李宇春敞开了大门。 北大百年讲堂也如北大一般充满着文化和知识的氛围，让国内多少名教授、名学者都艳羡不已的圣地，如今却能让通俗文化在这肆意糟蹋，除了惊讶于北京大学对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精神贯彻得如此彻底之外，还有无尽的惋惜和不屑，北京大学的巍巍形象也在这一片喧哗中变得模糊不清了。 文化是可以多样并存 的，但是不同的高度应该有一个无形的选择范围，而不能越于界限之外去。 这正如五星级酒店谢绝衣冠不整的人入内一样。 很巧合的是，当“超级女声”正举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新浪网正在与一家传统媒体合作开展一场“‘中国式美女标准’大讨论”。 我们不停地在为女性制定着美的标准，在追逐着美的文化，于是乎，“超级男声”唱不下去了，“绝对男人”停办了，“美人关”也停止了，他们都停下来观赏“星姐选举”，“城市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