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能力、经济转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好的工人和干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 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 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 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 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是归国有的,一部分是非国有的股东所有,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的股份的报纸的增殖而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 可是这一措施推 标和没有上市的公司几乎没有差别,说明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除非愿意让企业破产,就不会有好的公司治理或充分的市场竞争( Lin and Tan 1999。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7)。 14实行“休克疗法”以前,企业是国家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向国家要的补贴,不能直接变为他们的收入,否则就是贪污,而当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的补贴,可以变为他们的合法收入,企业向国家要补贴、要优惠的积极性也就越高,预算软约 束的情形自然就越严重。 15 从许多实证研究发展,有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效率提高了,而有些则没有任何改进( Lavigne 1995, p. 175。 Djankov and Murrell 2020),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私有化前这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如果有,私有化后效率会提高,如果没有自生能力,自由化后效率则不会提高。 16 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思路和政策措施的讨论,见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7)。 11 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样(林义相 1999)。 开始时,以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产的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 因为那么少的资产比例,即使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使企业经营好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 分之一,所以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他们就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一张股票一年被炒卖好几次,基本没有人长期持有股票。 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股票的 5%或更多的股票,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 为此,我国在 1998 年引进了投资基金。 但引进基金以后,不仅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没有减少,反而更糟。 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投机而且还做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道理很简单, 这些上市公司并没有解决自生能力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 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拿了不能分红的股票等于是一张废纸,当然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 而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企业很多股票,但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分红,机构投资者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股票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可动用的资金多,而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 (林毅夫 2020)。 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个理论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四、 自生能力问题的普遍性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扩展 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于是试图在自身的比较优势不具备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 17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 Chenery, 1961; Krueger 1992)。 但是,这 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 17 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 1938 年印度独立前,尼赫鲁担任国大党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时写到“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world, no country can be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eve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unless it is highly industrialized and has developed its power resources to the utmost. Nor can it achieve or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liquidate poverty without the aid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almost every sphere of life” (Nehru 1946, p. 413)。 引文出自 Srinivasan (1994, pp. 1556). 12 社会不稳定等( Krueger, 1974。 林毅夫 2020)。 18 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也存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国台湾省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我国的台湾省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 19在1998 年的这场东亚金融危机中,台湾的汇率只贬值了 15%,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帐户没有开放的大陆以外,台湾是在东亚地区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 1998 年达 %, 1999 年达 %。 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有自生能力的。 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溃了,不得不向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 在推行了 IMF 的援助条款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的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 30 家大企业集团,有 17 家已经破产了。 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根本不能生存的。 在市场 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予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 没有比较优势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于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于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和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则经济发展的速度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 前的韩国、泰国、印尼等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则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 Krueger 1992)。 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寻求援助。 IMF 在给与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 conditionality) ”,要求受援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 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企业的干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在 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的。 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的国家,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而很快恢复增长。 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18 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是典型的例子。 有关印度的情形见 Swanmy (1994), 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见 Cardoso 和 Helwege (1995)。 19 以信息产业为例,台湾的企业如台绩电和联电以帮人代工( OEM)为主,而韩国的三星电子和现代电子则以自己研发、生产 DRAM 而出名,有关台湾和韩国信息产业发展策略的比较见林毅夫( 2020)。 另外,在汽车产业方面,韩国已生产整车,而台湾则以生产汽车零部件出名。 13 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休克疗法推行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 J 曲线 —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长 ”,而可能是“ L 曲线 —急剧下滑后陷入长 期停滞而后才恢复一点增长”( Lin 1998)。 20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其实现代经济学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起来的。 现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在 1890 年阿尔费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初备雏形。 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完备的和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 经济理论是一个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 按弗里德曼( 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 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 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 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 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而成为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罗夫和麦克斯宾舍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 对称的而获奖。 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于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新景象的工具。 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划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 当我们察觉 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 20 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多寡可能说明了为何萨克斯所推荐的休克疗法在萨尔瓦多取得很大的成功,而在前苏联和东欧却给这些经济带来很大的痛苦。 斯蒂格里茨也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 Stiglitz 1998) .不够斯 蒂格里茨的质疑也未认识到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现存的许多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以及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对政策选择的限制。 14 情况来改正地图。 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 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会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 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 新定位。 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 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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