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柱成捐助“新长城”项目仪式在农业大学举行(编辑修改稿)

郑柱成捐助“新长城”项目仪式在农业大学举行(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出 10%(约 亩 )的承包地 ,建立起共 200 亩公田。 公田的收入用于补贴村委会的开支，村委会对村民交出部分土地的回报是，将每人应缴的国家代金和提留款负担减少 50%。 小村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就有公田的历史 ,从 1950 年代－ 1980 年代初所有耕地都属于集体所有集体耕种。 因此建公田也是一种基于反思社区历史基础上的行动。 讨 论 以上这一段故事可以说比发生在 Sarvashakti 联盟的那一段故事更能体现出村民们（自发）的赏析性探寻是如何影响他们 的行动的。 此外小村发生的“赏析性探寻”在一般的发展游戏中是不可能做的。 如果用上述风筝的比喻来说明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刊 2020 年第 11 期 总第 28 期 13 话，这是一只断线的风筝，甚至根本就没有“发展”这根线的风筝。 首先试想一下小村的“赏析往日好时光”导致的是村级政权的改变，这在一个发展项目中能看到吗。 （当然小村的村委会选举之所以成为可能取决于很多因素，并不单单是村民马建的赏析性故事煽动的结果）。 其次，更重要的是小村人的理想图景是将公社时期的水渠修复；是将那个时期规划已就的环村公路修成。 更有甚者，是将民国时代就有的“公田”传统恢复。 这些理想计划是不是有点儿相当于前 一个例子中的给“政府出资修的旧井”装电动抽水机呢。 我想就是这样。 在那个例子中，项目官员惊恐地喊出“不，不可以。 ”在他看来那些旧井也许已经烂得不可救药，或者根本就是与发展项目的方向不合的。 总之它们是些不值得考虑给予帮助，使之变成“机井”的设施。 将此案类比于小村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小村的水渠尚属有用的东西，值得修一修。 但是修环村公路，从“发展”项目的角度则没什么道理。 这也是昆明市政府内那些制定农村发展纲要和政策的人的观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当小村的新村长揣着修环村路的项目建议书，去市政府属下的一个部门申请资助 时，他将计划的名称改成了“修建田间道路”的建议书。 这后一个名称符合昆明市当时建设菜篮子基地计划的资助标准。 于是乎小村骗到了一笔修路赠款，再加上从村民手中筹集来的钱（这部分占大多数），修成了那一条质量不错的柏油路。 我在今年初再回小村做调查时发现，这条路的建成对小村 1990 年代后期以来的社区建设的贡献相当明显。 这条路有实用性和象征性两方面的意义。 从实用的角度看，由于有了这一条环村路，社区内外的交往得到明显改善，物资运输也变得很方便。 而从路的象征意义来说，它的路基是 1970 年代初期，集体经济强大的时期就留出来的。 在从混乱的 1980 年代到修路之前的十来年间，路基上盖满了七十多间违章建筑的私人小厕所和各种堆杂物的棚子。 环村路的修建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即是村集体认同强化的一个象征。 谈到这里，我认为话题已经触及到包括赏析性探寻在内的参与式路径最为困窘的地方了。 这里正是风筝断线与不断线的那个关节点。 但是在我已经谈了很久的这本倡导赏析性探寻的书中，还完全看不到这种反思。 在书中对赏析性探寻的疑问只是以提出潜在局限性的方式谈到。 按照作者的看法，赏析性探寻的潜在局限性有以下三点： 其一、赏析性探寻的使用能否成功既取决于组织者是否具有 创造性和能量，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刊 2020 年第 11 期 总第 28 期 14 也取决于一个集体的必定成功的期望。 如果组织者缺乏这些技巧和态度，社区成员将不会为了目标挑战他们自己，因而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优势。 其二、赏析性探寻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 如果只是搞短促突击式的活动，能量和热情会在短期内积极上升，但是对优势的深刻分析和深思熟虑的理想建构和行动计划则不可能出现。 其三、如果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均衡，则可能导致集体中的成员对理想和行动发生分歧或不参与，并引致冲突的出现。 真正有效的组织技能应该能将重点引回正面的和共享的价值，保证所有参加者有机会讲出他们的故事，从而对集体的目标和 行动计划能有所贡献 18。 我想以上三种局限都不过是一些有关这种路径这里那里需要打一些小补钉的问题了。 相比这三种局限性，赏析性的内在张力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深究的方面。 例如小村故事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小村人用自己自发的赏析性探寻，去再建构的是他们梦想的生活世界。 那么“发展”和“反贫困”中流行的参与式工具能否帮助这样的一只有自己线绳的风筝飞高呢。 这样一来，问题实际上就成了：能否让这只风筝挣脱“发展”和“反贫困”之绳的控制，任由其飘落呢。 结论性评述：迈向“反－反贫困” 我通过以上对赏析性探寻的张力解决方向的分析 ,想引 出一个帮助穷人再建设生活世界的路径的设想 19。 这里不妨借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 20及“生活世 18 Enhancing Ownership and Sustainability: A Resource Book on Participation， p. 91. 19 我在写作本文时注意到沈红的“穷人主体建构与社区性制度创新”一文。 沈文的主要部分是讨论参与式带来的反贫困范式的改变。 但沈文在提出帮助穷人营造生活世界时，没有看到参与式作为一种与援助工业联系的活动在实践的场域能引起“发展项目系统“与社区生活世界的张力。 而且往往是以发展项目对社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此处不妨套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为结局。 沈文进而认为，“参与性制度安 排”能将发展话语与穷人的生活世界平滑地焊接起来。 但是除此之外，沈文是我看到的关于参与式讨论的最好的文章之一。 （沈红 , “穷人主体建构与社区性制度创新” ,社会学研究 , 2020年，第 1期，第 40－ 54页。 20 生活世界指一般指普通人经历的日常世界。 但是这一词根据不同的用法有几种含义。 在现象社会学中，生活世界是与科学家世界和社会学家的世界相反的具有不必质疑和司空见惯特征的世界。 相反在社会学家和科学家的世界中，自然物和社会互动等不是司空见惯的东西。 哈贝马斯使用“生活世界”一词是指：以践行性考量（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为特征的日常世界。 （ Abercrombie, N., S. Hill and B. Turner,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The Penguin Books, 2020， p. 201. ） 或者说是指靠日常语言进行交往及由此而进行行为调整的社会领域。 它与靠控制媒介（货币及权力）进行行为调整的系统领域相对立。 （中冈成文：《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王屏（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0，第 234页。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刊 2020 年第 11 期 总第 28 期 15 界的内在殖民化” 21的概念来理解。 反贫困首先要反的是反贫困者的“贫困话语”。 我在此指的贫困话语是那种援助工业及其产品的本土发行人和零售商一般使用的贫困话语。 这种话语体系是以僵硬教条的个体主义为价值 (“性别与发展”的话语就是一例 )。 以工具理性作为“穷人”达到幸福的行为准则。 以伪装的或直白的现代性直线发展观为脱贫的目标。 它将“贫困群体”设想为一个“第三世界”的“他者”。 它的所谓针对目标群体的反贫困实际上是一种管制穷人的战略 22。 因此“反贫困”需要做的正是将所谓“贫困群体”从目前的殖民化的贫困话语中解脱。 在以上反思的基础上，“反贫困”应该为人们再建设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提供一些帮助。 这种帮助是为他们提供一个使其更能表征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化以及关注等的语境，从而将决定建构生活世界的权力归还他们自己。 23 这样谈反贫困的前提是：其一，以工具理性的现代化和“发展”为语境的战略框架不能消除贫困（在此指相对贫困）。 因为“贫困”就是这种话语内生的一个部分；而且它本身也在不断制造着其声称所要消除的东西。 其二、在对“反贫困”祛魅之后，能使我们虚心地 了解一下所谓“贫穷者”的生活世界是什么。 例如，在小村那样的乡村，对那个社区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世界的重要的价值不是什么“个体”解放和某几个家庭不顾社区利益的发财，相反他们希望的是社区共同体的重建，是社区性的互惠关系的保持；是以社区共同体将穷人整合进社区。 因此在那样的地方，一个有效的反贫困战略应当一方面能为社区内的穷人提供其他成员能得到的“基本需求满足”；另一方面不以其干预去破坏符合地方公正的规则和秩序。 这种秩序包括社区的具生态合理性的互惠关系。 在现代化线性发展观崩坏之后，反贫困进入的是一个价值和选择多样 性的 21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受到现代社会里的系统（ 以工具理性为价值）的损害。 “人们错误地将工具理性的标准运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运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育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 ”这一过程即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 见尼格尔－多德，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 , 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第 136 页。 22 有关这一战略见朱，“皇帝的新战略”。 自立 .， 2020 年第 6 期。 23 Jonannsen, ., 说过意思类似的一段话。 他说运用人类学应当提供“被研究的人民一个持续自我反思的基础。 这一基础将最终带来一个自我评价的过程。 其目的是通过提供给 他们一个使其更能表征他们本身和他们的文化以及关注等的语境，从而将权力赋予他们。 ”见Jonannsen,“ Applied anthropology and postmodernist ethnography” , Human Organization vol. 51, no. 1, (cited in Gardner, K. and Lewis, D.,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刊 2020 年第 11 期 总第 28 期 16 时代。 这个时代的反贫困要改变的是以各式各样的伪装出现的殖民主义话语及相应的干预战略框架的继续统治。 因此这个时期的反贫困首先是以超越“反贫困”和“发展”的边限为特征。 所谓“超越”是指将地方社区人民自己的理想生活世界作为目标。 反贫困和发展这样的词汇甚至应该被抛弃。 随之被抛弃的是发展工业和外来发展专家的关于贫困、发展等等的观念。 这些发展策划者和干预者应该学会明白，他们必须将地方社区对于生活世界的看法变为“发展”（如果还想将就使用这个词汇的话）的目标。 这种超越将导致发展操作者向他们以前的救助目标学习什么是“好时 光”，聆听这些人对集体记忆中的“发展”目标的描绘，帮助实现他们集体梦想的图景。 因此这是一个与目前的反贫困－发展范式相颠倒的范式（如果说“反－反贫困”也算一种范式的话）。 在目前的发展语境下，虽然 PRA 为主的参与式已经成为反贫困的主流。 但是参与式的运用在一般情况下是： 1〕为发展项目寻找合法性而做； 2〕达到的效果是动员群众参加自上而下的项目； 3〕以伪装成中立立场的教条个体主义去引导“穷人”“集中表达”他 /她的利益；这种教条的另一预设是穷人的利益与社区利益存在冲突；并进而否定任何社区性利益表达的合法性。 4〕以发现 社区的难堪面，或“问题”为基本关注，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十之八九是以预设在先的发展项目的介入为结果。 这样的参与式的“贫困”范畴，是以伪装起来的现代化线性发展观和工具理性价值及相应的干预措施为内容。 这种“参与”的结果说到底仍然是对被援助的人们的生活世界采取无视的态度的。 这种“参与”的结果最后是以回到援助工业的统治性发展框架为起点的。 正是从上述意义的角度，我透过分析“赏析性寻求”路径这种参与式工具的内在困境或张力，看出它是可以导向一种对“反贫困”话语的建设性颠覆的结果的。 当然这不是针对那些“膨胀”的脑袋而发 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刊 2020 年第 11 期 总第 28 期 17 参加爱德基金会农村发展项目 管理研讨会的报告 办公室 战美华 11 月初，我代表基金会，赴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参加爱德基金会农村发展项目管理研讨会。 会议介绍了爱德农村发展项目管理经验，讨论了项目资金管理问题，举办了展示和交流活动。 通过学习爱德基金会项目管理经验，介绍我会扶贫项目，实现了互相交流和了解。 会议主要活动如下： 一、 “中国农村扶贫现状、挑战与出路”主题演讲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国宝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使大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扶贫现状、挑战与出路。 他从覆盖率、有效性、经 济效率、效果持续性四个方面讲述了扶贫状况评价方法，指导大家更全面地对自己所做的扶贫项目进行评估。 报告总结了农村扶贫开发战略三项措施，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如：采取有利于穷人受益的经济增长战略、鼓励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扶贫开发、采取适当的保护政策、鼓励发达地区和大中型企业按照自愿与互利合作的原则参与扶贫开发等等，开阔了大家的思路。 二、 参与式研讨会和互动性展示 在爱德基金会推出的项目培训、重返校园、林业类、水利类、校舍建设及项目资金管理规定讨论稿基础上，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集思广义，让基层项目官员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 第一天的分组是按 4 报数，第二天按春、夏、秋、冬报数，随机将大家分为 4 组，各进行了 7次讨论。 每次讨论都选出一个组长和一个记录员，不许重复，这样总共有 28人当过组长，使大部分基层项目官员得到了锻炼。 讨论形式的变化，使大家感到自己就是项目管理规定的制订者。 由于大家多来自基层，所以讨论最多的就是项目管理规定是否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