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背景故事综述(编辑修改稿)

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背景故事综述(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因为他的言行会对社会、对公众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 作为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做人的品质的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都没有基本德行，连偷鸡摸狗的事他都能干的出，他怎么会成为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心的人。 张维迎认为，记者讲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媒体放大的东西。 如果不是网络的话，放大效应不会那么大。 媒体有的时候是正面也放大，反面也放大。 他个人很乐观。 况且中国经济学家是个群体，如果连这点风雨都经受不住的话，那成什么了。 难道一个无赖一个疯子往你脸上扔块泥巴，你就一辈子都不美了么。 “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学术界，需要净化学术空气，不能让江湖郎中乱搅和。 ” 张维迎感觉中国的某些媒体缺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缺乏责任心。 美国有新闻自由，但有那家媒体会为本拉登做宣传。 现在太多的媒体也喜欢哗众取宠，因为没有名气所以只能靠这个来炒做，但这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这是最大的泡沫，很快就会破灭。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作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回应。 李健认为，读罢周其仁教授的采访稿，一个感觉是，不当的攻击情绪和表述方面的瑕疵，掩盖了周教授不少真知灼见。 关于周其仁教授所说的“说话资格”问题。 李健认为，对于国有资产而言，中国每一位公民也都应当有监督、 置疑和言论表述的权利。 国资不是唐僧肉。 国有资产绝对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 —— “谁也没有”、“追来追去一股烟”。 按照张维迎教授“向后看”、“要善待‘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的逻辑，那些为国有企业作出过贡献的“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和“广大农民”也应当被善待。 而在一个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护的环境中，也根本无须谈什么产权改革，因为那里只有强盗逻辑、骗子逻辑和盗贼逻辑。 “偷、抢、骗”者并不一定就都是自然人。 在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社会中，强盗、骗子和小偷必然盛行。 强盗、骗子和小偷盛行，也就自然决定了那个社会的财富的主导性分 配方式和分配规则。 在一个道德沦丧、法治缺失的社会中，强人们大多会沉醉于直接或间接的“偷、抢、骗”，而不是努力去创造新的财富，因为辛辛苦苦费劲创造的财富也很容易被他人“偷、抢、骗”，所以还不如直接或间接地去“偷、抢、骗”，并且费劲地防范他人的“偷、抢、骗”。 这样的社会，经济如何能够有高效率。 李健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保护合法权益应当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底线和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底线。 一个连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底线和社会规则底线都不设防的社会，它的经济增长能够有多少增长潜力呢。 它能够有多高的效率呢。 随着论辩各方的不断发难和回应，争论的影响所及，投入论战的已不限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纷纷介入，海外学者也各显所能，竞相亮出了自己观点。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徐滇庆认为，郎教授有许多观点是正确的，譬如，需要坚决防止借国企改革之名盗窃国有资产。 从揭发出来的事实可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确实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在所谓产权清晰化的旗号下，有些国有资产被非法转移到了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名下。 这个问题在俄罗斯的改革中尤为严重。 前车之鉴，不得不防。 徐滇庆 认为，在经济改革中，产权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并不是说，产权确定一切，一股就灵。 产权不清晰会导致许多毛病，但是并不是说产权清晰了，企业就一定会有竞争力，更不能说产权清晰的企业一定对国民经济和对民众利益有什么好处。 世界上，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许多民营企业的表现实在不敢奉承。 同样，世界上也有一些办得相当不错的国有企业。 中国也是这样。 国有企业当中也有好的，民营企业当中也有不好的。 因此，笼统地谈什么加速非国有化并没有太大的意思。 应当根据中国的国情分别对待。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如果在某些领域市场竞争已经比较充分了，那么我们讨论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提高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上。 如果在某些领域市场竞争环境还没有形成，那么就要研究如何促使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完善。 显然，如果让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那么就很难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在这样的领域中首要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清晰产权，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在垄断体制下也许能够达成短期增长，但是却破坏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 绝对垄断意味着僵化和腐败，意味着无效率。 股份制改革引进了多种所有制产权主体，引进了在董事会中的竞争和监督，最重要的是打破了政府官员的 垄断，有机会实现政企分开。 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开创出各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局面才能“褒优汰劣”，提高金融整体效率。 因此，目前推进金融改革，在金融机构中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推动产权多元化，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产权经济学大家张五常以其惯有的风格撰文《国企十点》，为产权改革鸣锣开道，同济大学胡景北教授撰文呼吁尽快制订《国有企业出售法》。 胡景北认为朗咸平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大陆国有企业非国有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的案例研究，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私有化 过程中严重的不规范现象。 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国有企业大规模非国有化的状态，但由于缺乏规范，目前的非国有化状况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无名、无法、无序。 所以，中国制定《国有企业出售法》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胡景北殷切地希望中国政府尽快着手，建立专家委员会，征集社会意见，尽快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以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通过《国有企业出售法》。 李健在 8 月底即撰文指出，学界冲突背后是国退民进立法空白。 胡景北与李健的文章视角独特，触及这次讨论的深层次问题。 李健认为虽然 “国退民进 ”也十分重要，但有比 “国退民进 ”更加重要的东西。 社会公正和现代法治建设应当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一个重大而急迫的问题，这就是国企改革以至 “国退民进 ”过程中的立法和执法。 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及时的解决。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该问题久拖不决。 一切都在朦朦胧胧中进行。 我们有理由怀疑立法机构的立法能力、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和有关当事人的利益立场。 胡景北教授等学者一直呼吁的 “公开私有化 ”、 “尽快对私有化立法 ”的主张，即一切必须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网络媒体的介入、发起、推动、造势和组织是这次大讨论的一大特色。 论战一方的朗咸平本人就是 sohu 的财经顾问， sohu、 sina 以及诸多网络媒体各显神通，各领风骚，多次组织学者论谈，为数万网民参与讨论提供了平台。 学术与社会互动的效应迅速得以彰显。 言论自由、学术民主与学术批评的程度空前提升。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记录下那些网络无名氏的精彩言论，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的智慧与良知，更不能否认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 搜狐财经“国企改革中产权变革的方向、路径和原则”主题沙龙主持人认为这场大讨论目前之所以能够波及到整个中国理论界和传媒界，足可以表明中国国企改革又一次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无论是以新自 由主义一派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以郎咸平为代表的独立经济学家，以至以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学派，海派经济学，甚至被传媒界冠以新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这场国企改革产权大讨论过程中，学术观点和立场明显的分歧之中，客观上存在非自觉的共识。 我们同意 sohu 财经对参与这场讨论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梳理和归纳：国企产权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绕不过的一道弯，可以说产权改革已成大势所趋，当前需要做的无论如何需要重视摒弃改革中的错误印象，制止一些地方国企改革一卖了之的做法，理清国企改革国退民进的范畴和标 准，必须为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建立法治规范，使其步入法治化轨道，必须正视改革巨变的效率，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最终找到国企改革的大智慧。 韩志国、姚洋、刘小玄三位学者做客搜狐，参加搜狐财经“国企改革中产权变革的方向、路径和原则”主题沙龙。 刘小玄认为如果我们把改制理解为契约重新调整的过程，政府通过改变原先的契约，把权益逐步放权于民，还权于民的过程，可能我们理解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一点。 按改制以前计划经济的概念，不管企业创造多少财富都是国家的，毫无疑问全部归国家，还是适当地考虑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老百 姓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权益的契约关系怎么样重新再配置，按照比较合理的方式，按照市场的价格来重新配置，正是改制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理解改制，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看法，不至于把这个改制看成是漆黑一团，一无是处。 即使有些不规范的东西，也是当初没有办法，后来可以完善。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而且通过这个博弈创造了新的财富。 刘小玄说，自己的核心思想就是改制的本质就是通过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边谈判重新订立一个契约，使企业的权益能够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合理 分配，达到使资产增值的目的。 韩志国认为，因为中国的城市改革已经 20 年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积累已经越来越显性化了。 这场讨论可以使我们反思很多问题，最重要的反思有四个方面，即改革的方向由谁来把握，改革的进程由谁来推动，改革的成本由谁来负担，改革的成果由谁来分享。 全面反思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将可以使我们的改革进行得更好一些，走得更顺畅一些，支付的成本更少一些。 改革的进程怎么能够有序和有效地向前推进，改革的方向怎么能够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基本吻合，改革的成果怎么能够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同分享，这确实是改革尤其是产 权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反思与讨论中得到推进和厘清，那么无论对于中国的改革还是中国未来发展都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姚洋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个是社会公正问题。 为什么发达国家里有些国营企业搞那么好。 姚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的经理市场比我们发达，有一个很完善的经理市场，你一旦在这儿做得不好，可能你一辈子就完蛋了。 另外他们的政治体制和法律环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如果国营企业搞不好，可能总理最后就要受到弹劾，要下台，我们这里根本不可能到那一级。 我们 这里的代理链条太长，实际根本就没有代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所谓补偿，姚洋说现在很多城市都要求国有资产必须上产权交易市场，这是一个好势头，如果都做到这步，把人员剥离掉，专卖资产，这会很大程度上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这也是公平的，谁都可以买，可以竞标。 说到补偿，姚洋认为毫无道理，买断身份，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国企在 1986 年就搞合同制，你是雇员，你不是这个企业的主人。 谁也没有说，你在这个企业工作，你就是企业的主人。 大多数人还在这个企业里工作，他没有失去他的工作，因此不应该得到补偿。 如果他失去工作，就应该补偿。 国有企业经理也是这样，他做经理，虽然说工资可能很低，但是可能有其它的收入，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种体制下，谁和谁都一样，但是有些特例，那就另外说。 而且，可能经理买的股份多一些，一般人买的股份少一些，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但是要说补偿，这个没有什么道理。 姚洋认为现在的讨论有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好像只要谁站出来为老百姓说话，谁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你再说我，你就在道德上矮我一等。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社会公正并不是说只要民众得到好处了，社会就公正了。 社会公正应该看长远，对整个社会来说，什么是最好的。 如果我们看长远的话 ，改制完全是我们必须走的一步。 刘小玄说姚洋这个发言讲的很好，有很多东西讲的很到位，改制实际是止血工程，把以前不断地流血止住了，而不是一个制造一次新的更大的流血，我们都应该对这达成共识，这当中有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腐败现象，我觉得这可能是社会制度，各方面法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