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际遇与其词风之间的关系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xx01班(编辑修改稿)

苏轼的人生际遇与其词风之间的关系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xx01班(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反叛皇帝和朝廷。 有些人更在苏轼的上书中断章取义，明言他反对新法；甚至连当时人们喜欢苏轼的作品也成为罪名之一，何正臣说：“轼所为文学，传于人者众”；李定说：“（苏轼）滥得时名”，舒亶说：“（苏轼）传布中外，自以为能”。 他们还选取苏轼的诗文集，举册以进神宗，神宗下旨送御史台根劾。 这一罗织罪名的文字狱便付诸实施了。 可见“乌台诗案”是以诗文为定罪的借口，实际上是由于苏轼在性格上的坦荡，政治上的光明磊落、不说假话，真实地反映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某些弊病，因而不为当时主持新法的人们所容，他们必然要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苏轼从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历时 130 天，他在狱中过着“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的日子。 而在这惊悸惶恐的牢狱生活中，苏轼的思想也进行了一次新的进化。 这场浩劫使他跨入了人生的另一个更高的境界。 他的人生观更加趋于完美和成熟。 牢狱生活使他更加理解了生活的真谛。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 中写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他晚年出海南归的途中对自己的一生所做的总结。 所谓功业，则更多的是指他自己在文学上的思考和成就，并因此跨入的新境界。 在黄州、惠州、儋州，由于身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苏轼不能签署公事，等同于软禁。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对政治完全失去了希望，逐渐转向对坎坷的命运进行思考。 在思考的过程中，他的心情是“旷达”的。 他在给李端叔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涂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处，往往 为醉人所推骂，自喜渐不为人识” [3]。 《与王定国》中则说：“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感恩念旧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 所云出入，盖往村屋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娱耳。 ”他在黄州东破躬耕，让妻子养残织布，每天倾壶吟诗，游山玩水，与村夫野老交朋友，闲适自若，悠然自在。 流放的痛苦好象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贫寒的生活更加锻炼他的意志，过去的少年豪气，政治上的锋芒毕露，这时候好象在安国寺的焚香默坐之间脱胎换骨了。 他的人生态度更加趋于自然。 如其《东坡诗》所写： “雨洗东破月色清，士人行尽野人行。 莫闲荦确坡头路，自 受铿然曳杖声。 ” 在黄州，苏轼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的文学创作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指出：“（苏轼）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膛然不能及也。 ”正如苏辙所言，苏轼在黄州时文章风格一变，由在密州的“狂放用世”之志变为“旷达超世”之态。 苏轼在《定风波》中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 兀傲态度，自我解脱的处世哲学，使他心静如水，在无官事之劳的闲暇生活中，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洞察人生。 这使他心灵深处产生了深刻的蜕变，表现在词上则是旷达的词风，不再以政治抱负为重点。 例如他的另一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虽然苏轼在词的上阕谣想古时的英雄豪 杰，凭吊他们的英雄事迹，但下阕却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给这些英雄作结：他们虽然创造了那样多的功绩，到头来还不是“灰飞烟灭”。 体现在哲学上的思考则是“人生如梦”。 这首词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苏轼词由抒写政治抱负到思考社会人生的转变。 虽然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忧愁，但总体上表现的还是旷达的词风，对人生失意的旷达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过。 正当苏轼正在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不自觉的改造的时候，苏轼又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大的灾难，那就是“元佑党祸”。 元佑八年（ 1093）九月，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惇任宰相，新派势力掌握政权。 他们把过去反对新法的官吏一一问罪惩办，苏轼也在其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佑党祸”。 于是苏轼在出知定州不久，又被加上“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的罪名，于绍圣元年（ 1094）六月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这样，惠州就成为苏轼第二个建立功业的地方。 这一年他 59 岁。 苏轼到惠州的时候，他的继室同安郡君王闰之已经逝世，苏轼携幼子苏过及侍妾朝云共赴惠州贬所。 这时候的苏轼已经是垂垂老矣，被贬南荒，九死一生，自知生还无望。 但在绝望中，他却在惠州优美的 自然景色中得到了慰藉，甚至愿意“长作岭南人”了。 他在《十二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中写道： “仿佛曾识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 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户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 岭南的春色，惠州父老在惊怪的心情下对他的热情欢迎，使他十分热爱惠州的风物，甚至愿意终老此乡。 他在《惠州一绝》中写到：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 在这里，他为惠州的美丽的风物所吸引，产生了浓重的归隐田园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的产生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 也是分不开的。 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的和陶诗和与田园生活有关的词，都是非常的精彩。 苏轼“一生凡九迁”，他的坎坷的生活遭遇使他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他的个人品格和气质也和陶潜十分地相似，加之他的揉杂儒、道、佛的复杂思想使他在政治失意之时热衷于写一些田园诗，这并不是一般的诗歌创作，而是苏轼后期思想和生活的写照。 在政治上屡屡碰壁之后，他对功名利禄感到疏懒，于是写下了许多内寓“归隐田园”之意的词章。 如他在熙宁八年乙卯（ 1075）送东武令赵晦之归海时写道： “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愠。 我独何人。 犹把虚名玷缙绅。 不如 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 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 ” （《减字木兰花》） 赵晦之被罢官归海州，苏轼送行时，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他以“三仕已之无喜愠”的历史典故来赞美赵晦之的高贵品格。 据《论语公冶长》记载：令尹子文三次在楚国做令尹（相当于后代的宰相）的官，没有喜色；三次被罢免，他也不恼怒。 每次交接职位，都把自己的政令告诉交接职位的人。 苏轼在宦海浮沉之中，他同情赵晦之，而且自己也有淡泊归隐的倾向，想到自己“犹把虚名玷缙绅”，深感惭愧；他又借用《史记苏秦转》的“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 ，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的话语，他盼望能获得“二顷良田”，但是要等到有所良田才归隐，那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这首词一方面表现了对朋友失官的劝慰之情，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他归隐田园的想法。 “乌台诗案”的打击使苏轼“致君尧舜”的抱负彻底完结。 在黄州、惠州的日子里，老庄哲学思想占了上风，苏轼看破了尘世上的功名利禄，把功名利禄视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是人们在大灾难后自然产生的思想，苏轼也不例外。 这个时候，他向往浮游五湖四海的生活，以陶渊明的田园之志为榜样，“只渊明，是前生”，退隐的愿望成为他这一时期的精神支 柱，他甚至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为《哨遍》词，谱写了对田园生活的想象，希望过着一种“忘我兼忘世”的生活，在琴书之中去体味人生的真味，词中写道： 噫。 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 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 …… 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 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 此生天命复何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