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清：社会学与人类学田野工作

谢燕清：社会学与人类学田野工作内容摘要：

险、更孤独。 这些地方被称为城市的自然地区”。 他特别指出，“从方法论来看，人类学家博厄斯和罗维（ Lowei）考察北美印第安人生活方式时所使用的细致方法，若应用于现代人的研究定会更有成果”。 （帕克等， 1987）于是犹太人社区、意大利人上去、波兰 人、德国人、中国城等大城市中的小社区、亚文化地区和社团都成了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小城市、乡村、郊区等“民俗社会”的研究也得到推动。 [8] 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密切的联系，社会学家和国内的人类学家、英国的人类学家都保持密切的学术互动关系。 林德夫妇在去调查之前，先向人类学家威斯勒（ ）请教，而后者提供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表格最为参考。 因此在中镇 (Middletown)研究里，已经渗透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 以后， R．林德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几代社会学学生。 怀特在波士顿北区进行的研究（ 19371938）是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交融的另一个例子。 怀特解释说，在进行实地研究时，他是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工作的，社会人类学家阿伦斯伯格（ ）指导他读了很多人类学著作。 怀特是带着《街角社会》的初稿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并继续在社会人类学家沃纳（ ）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可以说怀特是带着人类学的经验进入芝加哥学派。 而芝加哥大学 1929年建立人类学系，对这个系产生重要影响的有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法里斯（ ）。 而芝加哥学派大佬帕 克的女婿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 ()在 1928 年发表了他的关于墨西哥研究的学位论文，他提出的小社区的“民俗文化”的概念，可以说是芝加哥学派与人类学混合的产物，也是两者共享的。 人类学的海外田野工作在二战后受到极大冲击，殖民体系崩溃，反帝反殖的国际风潮使得公开宣扬人类学与殖民当局亲密关系的人类学家尴尬不已，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不信任人类学家，进入田野变得很困难。 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规划以及所谓全球化的浪潮正深刻改变人类学家的田野面貌，“原始”的提法既不被接受，而且与现实也越来越不符合。 [9]如果 一味地坚持“原始”的标准，人类学家势必将被赶到博物馆去。 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人类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田野工作造成极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也采取了相应的适应性对策。 一方面，（西方）人类学家拼命洗刷自己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鼓吹文化相对论和多元主义，树立自己保护弱小民族文化的形象；另一方面坚持田野工作。 由于西方国家仍然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其经济和政治的霸权依然存在，因此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摆脱西方国家，大多数国家仍然和西方国家保持合作、依附的关系，人类学家仍有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非西方国家， 如美国人战后仍可以到东南亚进行田野工作，英国人和非洲的联系也保持着。 对于关上大门的国家，如中国，人类学家采取了迂回的策略，研究美国的唐人街、新加坡、东南亚的华人社区，而香港、台湾则成了了解大陆的窗口和替代品。 当然，这也造成对中国的研究萎缩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研究。 坚持海外的田野工作的同时，人类学家也开始重视国内的田野工作。 曾经在剑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