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中的个人主观主义及其在小说史上的意

老残游记中的个人主观主义及其在小说史上的意内容摘要：

n Andrew H.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s: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0952. 33 John L. Bishop, “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in Bishop, ed,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246. 34 C. T. Hsia,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8 國小說敘述模式的轉變》中也提出，傳統敘事文中的重點在於故事情節的發展鋪陳，而少在人物的心理層面的發展或分析上。 35 因此在中國傳統小說中對於人物的關切，很顯然是不著重在人之所以為人的「自我」 (self)、「個人」 (individual) 或是「主體」 (subjectivity) 上，而更重在其與他人或團體或社會的「關係」 (relationship) 或「網絡」 (working) 上。 36 也因此，中國傳統小說中的人物往往較多類似福斯特 (E. M. Forster) 《小說面面觀》中所謂的「扁平人物」 (flat character) ，而鮮少如周英雄所說的，像西方小說一般常將重點放在「人如何『脫穎』而出，表現個性」的「圓形人物」 (round character) ，因為「西方小說最常見的主題，常常圍繞年輕人如何追尋自我的 過程為主」。 37 不僅在呈現小說中的人物個性時是如此，在作者寫作小說時其實也如此。 早期的小說，由於小說的社會地位低鄙，「是以君子不為也」（《漢書藝文志》）。 從最早可被視作小說的作品一直到明代的長篇小說 (fulllength novel)，我們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也就是中國小說的作者 (authorship) 通常是無法確知的。 縱使有些作品有署名，但是這些作者的身世，性格等面向的訊息也往往付諸闕如，尤其是在白話小說的領域中。 以《三國志演義》為例，幾百年來我們通常僅從古刊本中題有「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 羅本貫中編次」等文字，來判定此書的作者是羅貫中。 但是我們對於這位羅貫中的瞭解實在相當有限，比方說他到底姓甚麼名甚麼，籍貫何處，生卒年，生平行事，作品等，似乎到今天都無法定案。 38 其實其他三部明代「四大奇書」的作者都有類似的問題。 《水滸傳》作者是否為施耐庵。 《西遊記》是否為吳承恩。 而《金瓶梅》作者到底是誰。 這些都是還沒有結論的問題，更不用提這些「作者」對於個人、人生、 Press, 1968), p. 22. 35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36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在思想史、社會學等領域有極多嚴肅的討論可參看，如金耀基〈儒家學說中的個體與群體〉《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2），頁 116；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局， 1967）； Tu Weiming （杜維明） , “Selfhood and Otherness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 ed. Anthony J. Marsekka, et al (New York: Tavistock Pub, 1985)。 Cheng Tekun (鄭德坤 ), The World of the Chinese—Struggle for Human Unit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0)。 Wilfram Eberhard, Moral and Social Values of the Chinese: Collected Essays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Arthur Wright, “Values, Roles, and Personalitie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ed. Arthur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37 周英雄〈中國現當代自我意識初探〉《文學與閱讀之間 》（台北：允晨文化， 1994），頁 72。 西方敘事傳統中，由最早荷馬史詩《奧得賽》中奧德修斯 (Odysseus) 之子 Telemachus 尋父的過程，即衍生出「流浪」及「追尋」主題 (themes of wandering and quest ) 及啟蒙故事 (story of initiation) 的原型。 有關「扁平人物」請參看福斯特 (E. M. Forster)（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 1973）。 有關中國小說中人物的典型性 (stereotype)，請參看 Robert Ruhlman, “Traditional Heroes i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ed. Arthur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41176. 38 我們對於羅貫中的瞭解有下列幾個來源：（ 1）元末明初賈仲明，《續錄鬼簿》；（ 2）明郎瑛《七修類稿》；（ 3）明高儒《百川書志》；（ 4）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遺》；（ 5）明天都外臣《水滸傳敘》；（ 6）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及《稗史匯編》；（ 7）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8）清周亮工《書影》。 這些書中的幾段話或文字即成為我們來判斷羅貫中為作者的根據。 有關羅貫中及《三國演義》，可參看陳其欣編《名家解讀〈三國演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8）頁 3111 中魯迅、胡適、鄭振鐸等文章。 9 社會、整個世界的觀感了。 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小說中作者的「主觀意識」在「史傳」的重重束縛，傳統以來於小說作者的鄙夷下，以及社會道德的箝制，使得作 者不僅不敢而且不願揭露自己的身份，更別提在小說中正面表露一己個人的思想、情感、世界觀及價值觀了。 不過普實克的研究也針對此一現象提出他的觀察，認為已逐漸有「強烈的主觀及個人痕跡洋溢在清代的小說中」。 39 以《紅樓夢》為例，我們在第一回中已然獲知，此書是作者發抒一己對於生命中曾經經歷過的一段時光的反思（或贖罪）：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 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 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 當此，則自欲將以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 之 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故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 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 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 40 因此作者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來表心意。 雖然我們原本不知作者乃曹雪芹，於雪芹一生身世行誼亦一無所知，但是我們已然 察覺到一種強有力的作者主觀成分在其中。 由於在《紅樓夢》中這種作者與作品之間密切的關係的表露，加上脂硯齋等人的評語，於是作者個人的色彩就逐漸明晰地浮現出來。 這部小說不是一部「風月小說」，也不是娛樂消遣之書，而是作者用來表達其個人及其圈內人最親密、最深摯的經驗及感情的作品。 普實克認為以整部小說而言，作者與其圈內人形成一個有機體。 雖然《紅樓》並非純然的「自傳體小說」，但是小說中個別的人物係作者以其圈內人為模子，將他 /她們或是以擬人化 (personification)，或是以重製 (doubles)、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方式在小說中表達出來。 這種作者主觀意識在小說中的呈顯，在脂硯齋的評語中尤其可以明顯看出。 脂評雖短，不能構成論述來充分闡明作者的全盤意圖，但已足夠顯示《紅樓》不僅如先前的明代小說僅僅是「小說」，甚且更是「一部用來表達作者及其圈內親友最親密的經驗及內在情感的作品。 」 41 普實克認為不僅在《紅樓》中有此傾向，事實上如夏敬渠（ c. 1750）的《野叟曝言》、李汝珍（ 17631830）的《鏡花緣》， 甚至到了晚清，在劉鶚的《老 39 Prus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p. 11. 40 曹雪芹著、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 1984），頁 1。 41 Prus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pp. 1112. 10 殘遊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李伯元的《官場現形 記》中都有此種將作者主觀思想或感情寫入小說中的傾向。 普實克雖然在此沒有進一步詳細論證，但是我們確實在《野叟曝言》及《鏡花緣》二書中看到普實克塑指出的這些特點。 42 我們知道這兩本小說與《紅樓》一樣都有作者主觀層面的表達，但是後者重的是一種情感及經驗的傳達，而前者二書則大致上是作者在現實生活上一些無法實現的理想、職志，借小說以作更具體的發抒。 比方說李豐楙先生在其《鏡花緣》的研究中引孫吉昌為《鏡花緣》所做的〈題詞〉，來說明李汝珍因窮愁而借小說抒懷、炫學的情形： 而乃不得意，形骸將就衰。 耕無負郭田，老大仍驅飢。 可 憐十數載，筆碩空相隨。 頻年甘兀兀，終日惟孳孳。 弖血用幾竭，此身忘困疲。 聊以耗壯弖，休言作者痴。 窮愁始著書，其志良足悲。 43 因此，「在不得意的窮愁情境下」，李汝珍「孳孳於創作一項名山事業」， 將自己對於儒家經典、音韻、琴棋書畫、卜算、醫方、草木以及遊歷海域的見聞，皆具現在作品中。 44 正如普實克所說的，這是 作者視其小說為真實生活中未能功成名立的一種補償，以小說為工具來滿足他們對於聲名及不朽的追求。 在小說中他們將其學問、知識、他們在人生中的企求、他們的夢想及思索過的種種，傾注於其中。 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新的，個 人色彩的文學觀，以及對於文學類型及文學傳統的一番全盤重估。 45 42 有關《野叟曝言》中的「文人氣質」、「才學」部分請參看 Martin W. Huang, 〔黃衛總〕 ,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5)，頁 109142 中的討論。 43 李豐楙〈罪罰與解救：《鏡花緣》的謫仙結構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七期（ ）：107156。 在本論文頁 110113 中李先生討論了李汝珍的身世、其才學、其遊歷，以及李汝珍如何在小說中「炫學」，在鬱鬱不得志的情況下發抒其「才學」。 44 同上注，頁 111。 45 Prus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p. 12: “the authors looked upon their novels as a kind of pensation for their lack of success in life, as a means of satisfying their longing for fame and immortality. Into them they put all their learning, all their knowledge, all they wanted to achieve, all they had dreamed and meditated upon. What we see then is a quite new, individualistic conception of litera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a plete reevaluation of literary genres and traditions.” 這些小說家通常都被稱為「文人小說家」，意思說其作為「文人」的身份 (identity) 及小說中所呈現的質性 (characteristics) 與先前作者不明 (anonymity) 的小說是不一樣的。 於「文人小說」的討論可參看 C. T. Hsia, “The ScholarN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