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金融风险管理案例集

doc金融风险管理案例集内容摘要：

中航油 (新加坡 )的风险管理系统从表面上看确实非常科学，可事实并非如此，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的虚设导致对陈久霖的权利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4． 监管 机构监管不力。 中国航油集团公司归国资委管理，中航油造成的损失在 亿至 亿美元之间，其开展的石油指数期货业务属违规越权炒作行为。 该业务严重违反决策执行程序， 这监管漏洞无疑为后事埋下伏笔。 三、 启示 1． 管理层风险意识淡薄。 企业没有建立起防火墙机制，即在遇到巨大的金融投资风险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对冲交易来规避风险，而是在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采用挪盘的形式，继续坐等购买人行使买权，使风险敞口无限量扩大直至被逼仓。 2．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 此次惨痛损失 “ 归功 ” 于一人，那就是中航油总裁， 曾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 “ 亚洲经济新领袖 ” 的陈久霖，原因在于手中权力过大，绕过交易员私自操盘，发生损失也不向上级报告，长期投机违规操作酿成苦果。 而在 “ 一人集权 ” 的表象下也同时反映了公司内部监管存在重大缺陷。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有内部风险管理委员会，其风险控制的基本结构是：实施交易员 风险控制委员会 审计部 CEO董事会，层层上报，交叉控制，每名交易员亏损 20 万美元时，要向风险控制委员会汇报，亏损 万美元时，要向 CEO 汇报，亏损达 50 万美元时，必须平仓，抽身退出。 从上述架构中可以看出，中航油 (新加坡 )的 风险管理系统从表面上看确实非常科学，可事实并非如此，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的虚设导致对陈久霖的权利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3． 外部监管失 效。 至 04 年 10 月 10 号，中航油已经纸包不住火，不得不向集团开口之前，它所从事的巨额赔本交易都从未公开向投资者披露过，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已然成为了可有可无的粉饰手段，使得外部监管层面的风险控制体系也成为一种摆设。 中国证监会作为金融期货业的业务监管部门对国企的境外期货交易负有监管责任，那么，在内控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外部监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中航油连续数月进 行的投机业务竟然没有任何监管和警示，也暴露出当时国内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监管的空白。 案例五： 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事件 一、案情 2020 年 10 月 20 日 香港恒指成分股中信泰富突然惊爆，因投资杠杆式外汇产品而巨亏 155 亿港元。 其中包括约 亿港元的已实现亏损，和 147 亿港元的估计亏损，而且亏损有可能继续扩大。 中信泰富两名高层即时辞职，包括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和集团财务总监周至贤。 莫伟龙获任集团财务董事，负责集团财务及内部监控。 2020 年 10 月 21 日 中信泰富股价开盘即暴跌 38%，盘中更一度跌至 港元 ，跌幅超过 %，当日收报于 港元，跌幅达 %，远远超过业界预计的 20%左右的跌幅。 2020 年 10 月 22 日 香港证监会确认，已经对中信泰富的业务展开调查，而由于中信泰富的股价在两天内已经跌了近 80%，联交所公布的公告显示，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及母公司中信集团，于场内分别增持 100 万股及 200 万股，来维持股价稳定。 2020 年 11 月 香港中信泰富在炒外汇衍生工具录得巨额亏损后，终于获母公司北京中信集团出手相助。 中信集团向中信泰富授出 116 亿港元的备用信贷、认购中信泰富发行的可换股债券，以及承 担中信泰富在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的损失。 2020 年 3 月 26 日 中信泰富公布 08 年全年业绩，大亏 亿港元，董事会主席荣智健强调集团财政状况仍稳健，暂时无供股需要。 2020 年 4 月 3 日 中信泰富继早前被香港证监会调查后， 3 日再度接受警方调查。 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前往中信泰富总部调查，在逗留一小时之后运走大批文件。 2020 年 4 月 8 日 中信泰富在港交所网站发布公告称，荣智健卸任中信泰富主席，北京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接任。 二、原因 由于参与澳元期权的对赌，荣智健主政的中信泰富发生了 155 亿港元的巨 额亏损。 这位以斐然经营业绩颠覆了“富不过三代”商业定律的“红色资本家”后代不仅因此丢失了中信泰富的最高管理权杖，而且可能面临着长达 14 年的牢狱之灾。 从 30 余年商战风雨中走过来的荣智健为何如此惨败，扼腕叹息之余，人们更多的是诘问与思索。 1． 加框效应：高估收益头寸。 加框效应是指在投资决策时，对低概率事件作出过高的期望，从而使得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加框效应的实质是没有看到真正的输赢概率，降低对损失可能性的估计，而提高了对赢利可能性的估计，因此选择了与市场方向完全相反的决策。 由于特种钢生产业务的需要，中信 泰富两年前动用 亿美元收购了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 10 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公司的全部股权。 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 而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中信泰富在市场上购买了数十份外汇合约，即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澳元多头上。 在荣智健看来，澳元在最近几年的持续升值趋势还将保持，做多澳元肯定会赢利。 然而，一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让澳元飞流直下。 对澳元价值前景的误判导致了荣智健决策的失误，并最终让中信泰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 投入升级：误判市场风险。 投入升级主要是指投资决策者为了证明自己最初选择的 正确性，进一步向已经存在较大风险或者证明可能失败的地方继续追加新的投资，希望能够弥补过去的损失，并最终获得赢利。 投入升级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未来获取高额收益的期望，和即使在低概率条件下运气也会改变的信念相结合的产物。 中信泰富买入澳元期权合约共 90 亿澳元，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 4 倍多，并且其买入行为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采取分批买入的方式。 应当说，中信泰富在投资澳大利亚磁铁矿时世界经济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话，此时做多澳元完全可以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荣智健密集买入澳元的时段为 2020 年 8 月到 2020年 8 月，而此时，全 球经济已显危险征兆，特别是到了去年，所有不同经济体衰退的趋势非常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信泰富已经发生明显亏损却仍在一味做多澳元。 之所以如此，就是荣智健认为澳元跌势已经见底，并试图通过追加投资挽回前面的损失，结果窟窿越填越大。 低估世界经济尤其是澳洲经济下行的风险，甚至某种程度上对澳大利亚经济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期，使中信泰富最终尝到了刀刃上舔血之苦。 3． 少数人统治：群体决策缺陷。 由于现代投资市场的高风险以及决策规范化和民主化的要求，国际上许多大型金融企业都实行群体决策制度，如董事会制、委员会制等。 但是，对于 一个组织而言，如果高层管理者中存在一个特殊人物，群体决策就会陷入少数人统治的境地。 对中信泰富的组织成员构架和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具有明显的“少数人统治”的特征：一方面，荣智健对中信泰富有着非同常人的“钳控力”，如其身上有着一个极具分量的标签 —— 即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同时还是中信泰富的缔造者，这种特殊的背景造就了荣智健在公司重大投资决策中的特殊话语权，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和支配决策集团中其他决策成员的思想与态度；另一方面，中信泰富高层存在着明显的“内聚力”现象，即主要决策者之间相互吸引或者彼此 喜欢的程度很强。 其中以公司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公司副董事总经理荣明杰、公司董事兼财务部部长荣明方三人与荣智健的关系最具代表性。 范鸿龄与荣智健一起打下了中信泰富的江山，并追随荣智健 20 多年，形成了对荣“铭感于心”的特殊情感，而后者分别作为荣智健的长子与爱女更是对父亲遵从有三。 显然，无论是“钳控力”还是“内聚力”，两种力量都最终可能导致对荣智健个人决策权监督的失控。 4． 英雄不败：胜利思维变异。 依据组织行为学有关理论，组织中核心成员和决策者往往持有这样的假设：自己就是因为过去的能力和业绩突出，才能进入组织管理层， 所以今后仍然不会作出错误的决定，甚至整个组织都认为该核心成员和决策者都不会犯错。 观察荣智健的经商过程，人们发现其不仅顺风顺水，而且业绩持续显赫。 1978年荣智健只身南下香港，创办爱卡电子，仅仅经营了 4 年之后，就净赚 5600 多万港元。 紧接着，荣智健东进美国加州创办了另一家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自动设计公司，一年之后，该公司成功上市，两年后，荣智健卖掉公司的六成股权，而此时，他的财富已膨胀到了 亿多港元。 1986 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公司，并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接下来五年不到的时间内展开了一系列不凡的资本并购：以 23 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 %股份；出资 3 亿多港元收购了泰富发展 49%的股权，不久又通过资产注入将其在泰富集团的股权扩至 85%；出资 亿港元吞下恒昌 36%的股权等。 如果从 1987 年开始运作并购国泰航空开始计算，短短 5 年内中信泰富市值暴涨了 10 倍，达到 87 亿港元。 几乎从来没有失败记录的荣智健既在众人眼中形成了英雄不败的高大形象，也在自己头脑中培养了出手必胜的惯性思维，乃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澳币兑美元汇率为 ，达到顶峰之际也敢接盘做多。 5． 官方兜底：忧患意识 淡漠。 产权经济学认为，国家控股企业由于事实上割裂了产权所有者和产权经营者的利益链条，不仅淡化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意识，而且也放松了经营者对市场的风险意识。 因为，在国有化的制度安排中，风险最大承接者是政府。 扫描荣智健经营中信泰富的历史，笔者也发现了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对其构成生存性危机的事实。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但最后来自中信集团 (中信泰富控股者 )的10 亿港元贷款支持让荣智健转危为安。 也正是基于这一次中信集团的慷慨态度，当荣智健跌倒在“澳元门”事 件上时，又再一次向其伸出了求救之手。 笔者并不否认中信集团在每一次危机之时伸手援救中信泰富的必要性，毕竟后者是前者在香港的一个重要资本运作平台，然而，也许正是背靠着官方这棵不倒的大树，以为政府具备了超级的风险分解能力，荣智健才敢于大胆压赌，孤注一掷。 三、 启示 1． 控制境外衍生品的交易风险，政府相关部门除了加强监管，应同时出台相应的规定文件，对于那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的企业负责人极其相关责任人要严厉处罚。 如果不处罚，就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冒风险去违规。 2． 香港警方之所以对中信泰富大动干戈，是因为怀疑公司董事作出虚 假陈述，董事之间可能存在串谋欺诈。 这就会因为信息的发布不及时而侵害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利益，香港证监部门介入调查中信泰富事件同样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切入点，由此可见，信息披露机制的严格执行，对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来说至关重要。 3． 由于央企的特殊身份，在海外成熟市场可以接受比较严格地监管，在国内主板市场同样需要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对其进行监管。 尤其涉及到央企的重大经营和重组事件时，监管部门和国资委要及时监督相关上市公司按要求及时发布公开信息。 一旦发现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时，要像香港市场一样对央企一查到底，不留情面，维护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金融市场的逐步国际化，衍生金融工具也必将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 因而，我国必须完善法规制度，使企业在投资衍生金融产品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能够对高风险的投机业务实施必要的风险控制，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案例六：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破产 一、案情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迫于近年连续亏损、市场需求萎缩、债务负担沉重等多方压力，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正式按照《美国破产法》第 11 章的有关规定向美国曼哈顿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CEO 瓦格纳被换掉了，其次公司的业务将 会萎缩，其中一些品牌将会出售（悍马 霍顿 欧宝）至于这些车的售后服务就只有叫别个公司代理了。 这样以优化公司的资源，整合力量。 GM 破产保护阶段业务照样进行，而且将会在两个月之内成立一家新 GM，这家新公司将会继承旧 GM 的一些主要品牌（凯迪拉克 别克 雪弗兰），而其余的工厂都卖了用来换一些债务，而且新 GM 重新经营时将会把主要精力转向小排量汽车环保汽车上面来。 二、原因。 昂贵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成本，高出对手 70%的劳务成本以及庞大的退休员工包袱日益不堪重负，让其财务丧失灵活性。 次贷危机冲击了各大经营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公司、各大投行和 “ 两房 ” 、各大保险公司和银行之后就是美国的实体经济方面。 美国次贷危机给美国汽车工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汽车行业成为了次贷风暴的重灾区， 2020年以来，美国的汽车销量也像住房市场一样， 开始以两位数的幅度下滑，最新数据显示，美国 9 月份汽车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27%，创 1991 年以来最大月度跌幅，也是美国市场 15 年来首次月度跌破百万辆。 底特律第一巨头 —— 通用汽车公司，尽管其汽车销量仍居世界之首，但 09 年 4 月底以来通用的市场规模急剧缩小了 56％，从原本的 130 多亿美元降至不到 60 亿美元。 销量下跌、原材料成本上涨导致盈利大幅减少。 同时，通用公司的股价已降至 54 年来最低水平。 始料不及的金融海啸，让押宝华尔街，从资本市场获得投资以度过难关的企望成为泡影。 2020 年来处在连续亏损状态，通用 ceo 瓦格纳没能扭转这一局面。 通用汽车公司除了对其他汽车生产厂家的一系列并购和重组并不成功外，以及在小型车研发方面落后于亚洲、欧洲同行外，其麾下的通用汽车金融公司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了刺激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