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因此自从人类

第五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因此自从人类内容摘要：

差别。 苗蛮（九黎）部落集团分布在今湖北、湖南的长江中游地区，又称三苗，传说他们长期与黄河流域的部落不和，经常发生征战。 他们应是蛮夷各族的先祖。 经过多次文化撞击，他们各自间形成了更为明晰的文化差异，随之孕育出了分异的民族。 应该说，夏、商、周是中国境内民族形成最频繁、最活跃的时期，华夏族形成于此时，作为许多后代少数民族前身的古代民族也形成于此时，即所谓“蛮、荆、戎、狄”。 在此之后，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还有一段继续分异的过程，如东南沿海的越族，后有“百越”之称，逐渐演进成近代南方各民族；又如北方的戎狄，后来逐渐演变为东胡、匈奴等各胡族。 在春秋时期，一方面，周边各族正处在十分活跃的形成过程中，所以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之说（《公 羊传》僖公 4 年），而“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正反映了华夏族维护自身完整的努力，也体现出强烈的民族分异所引起的心理震颤。 另一方面，齐、晋、楚、秦等诸侯国分别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兼并融合了山东北部、山西中部、淮河流域和陕甘一带的少数民族，楚和秦也开始以华夏自居。 至战国时，本来就与周王室相距较远的民族，或未被兼并融合的民族，逐渐退到周边地区，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分布格局。 总的来说，从秦以后，华夏 — 汉民族，作为主体民族形成以后，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其影响日益从中原向四方扩展。 周边少数民族或内附融合于主体 民族，成为其新鲜血液；或日益僻处边陲，在环境隔绝因素突出的地域内，尽量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 比如说，自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北方和西北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多次与中原汉族发生文化碰撞，一部分内迁，与汉族融合在一起，如南匈奴和“五胡”；另一部分则停留原地，或外迁寻找新居地，如北匈奴西迁，引起滚雪球似地民族大迁徙，如羌人大部留居青藏甘地区，成为日后藏族的先祖。 此时期汉人大量南迁，融合了居于长江流域的僚、蛮、越各支，由于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与汉族的情况类似，所以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民族融合或 “汉化”的速度较快。 隋唐时期是统一多民族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南北文化之求同存异，已完全成为主流，在黄河、长江流域这一广大区域里成熟起来的伟大文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长安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 在发达文明的吸引力和与周边民族交流增多的前提下，唐王朝对周边的政治控制增强了。 在西域，设立了若干都护府和都督府；在东北，渤海政权与中央政权形成臣属的相对独立关系；在西南，南诏成为唐最为亲密的兄弟之邦；而以前历代联系较少的西藏地区的吐蕃也开始了与中原的往来。 这个时期以后，虽然中原王朝与周边各 族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民族文化区的格局却基本上确定下来，汉族没有继续大规模地向外扩展，周边的主要民族也没有整体内附，形成更大程度上的民族融合。 相反，随着各族文化的发展，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内，在与汉族农耕文化具有明显区别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南诏、大理（云南）、吐蕃（西藏）、突厥、回纥（新疆）、西夏（宁夏）、渤海、辽、金、蒙古（蒙古—— 东北）等若干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由政治组织强化了这些民族的民族性。 显然，今天中国的民族文化区的主要分布格局，或者说民族自治区的分布格局，在那时就已基本形成。 但是，这些民族几乎都曾进入中原腹地，有些民族还在中原的部分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建立过自己的统治，他们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深。 尽管除建立清朝的满族以外，他们大多退回自己的原居地区，但与汉族文化、与中央政权的关系都大大加强。 特别是经过元朝和清朝的统治，由于他们是来自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所建的正统王朝，成为汉文化圈的代表，东北、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向心于汉文化中心地区，对中央政府形成较为牢固的行政统属关系才有了可能，上述地区，特别是西藏、青海和天山南北诸地，才成为统一的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因此，到清代前期，今天中国版图内统一多民族的格局终于正式形成。 二、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空间差异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统一多民族的格局到清代基本形成。 在东部的大片地区，基本上是以汉族为主体，可以概括为汉族文化区，只有东北的一部分，生活着满、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在东南的台湾省，有高山族等原住民。 而主要的少数民族生活地区，分布在中国的北部（蒙古族等）和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即今甘、宁、青、藏、新、滇、黔、桂等省区，在四川、湖南以及海南等省的少部分地区，也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 在民族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应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杂居状态。 且不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杂居，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族和东晋南朝时期东南、中南各族的混杂状态，就是晚至宋、辽、夏、金、元时期，北方各地也是民族杂处，因此要想画出一幅区域界限鲜明的历代民族分布图是十分困难的。 只是到了清前期以后，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固定，我们才能大体确定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文化区，那就是东北北部的渔猎民族文化区、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化区和甘、宁、新农牧交错民族文化区、青藏游牧民族文化区、西南农耕及渔猎民族文化区等。 历史上民族文化区 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换句话说，一个或更多的民族形成于、聚居于和活动于此地区而非彼地区，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是自然的因素。 由于人类起源的地区不同，不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不同区域居民的不同经济生活、不同的风俗习惯，如北部和西北长期形成的干燥多风的荒漠条件、大面积的草原，促使这一地区的居民多实行游牧经济，形成游牧民族，从而“逐水草而居”，食牛羊肉，饮奶茶，居帐篷，善骑射，耐寒冷，性格刚毅而剽悍，音乐高亢而苍凉，这些成为高原地区居民的共同特征。 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以及甘、宁、新疆等地区的游牧民族，无论是蒙古族、藏族， 还是哈萨克族等，都有这些共同特征。 但在这一大的区域内，还有一些民族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或是绿洲农业民族，比如维吾尔族等，他们处在定居状态，文化与前者就有明显区别，主食以农产品为主，文学艺术风格活泼而诙谐。 还有一些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比如回族，女真 —— 满族等，后来逐渐从事定居农业，居住区与汉族接近甚至相混，生活方式上也向汉族趋近，民族特点主要靠特定的宗教信仰来保持。 其次是人种的因素。 在中国人中，以蒙古人种居多，古代的华夏族、羌、狄、夷及其后裔都是居于北方的蒙古人种。 虽然后来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大量南迁，分 布较广，但其他属蒙古人种的民族大都留居北方。 南方及西南各族为古代羌、苗及百越的后代，亦多为蒙古人种，但也有部分为马来人种。 在西北地区，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属突厥人种。 当然，也有认为后面的这些人种属于亚洲地理人种，即蒙古人种中的不同亚种。 由于人种的区别，造成各民族不同的体貌特征、语言等等的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 此外，还有人为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的因素等）。 比如长城的修筑，虽出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却也成为民族文化区的阻隔标志；又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倡导“夷夏之防”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往往 导致“打出去”，而非“请进来”的策略，迫使一些少数民族长期退居于某一文化落后，或相对隔绝的地区，更容易形成聚居。 有人说，少数民族是独立聚居还是与他族杂居，取决于多数人社会或主体民族对其歧视的程度，历史时期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也正是迫使少数民族聚居一隅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民族文化区，也即民族文化空间差异的形成和保持来说，自然的因素（包括地理的和人种的因素）无疑十分重要，但人为的或文化的因素却是强化或弱化这种差异的后天因素。 以藏族来说，本是羌人的后裔，由于其逐渐定居在青藏高原上，基本是生活在一个相对 独立的地理单元之内，在过去交通等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民族之间的交往较不频繁，特别是自隋唐以来，藏族发展起了一套较完整的文化系统，因此强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而同样是羌人一支的党项族，后来逐渐东迁，到了与中原文明接近的陕、甘、宁地区，虽然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夏，但逐渐与汉族融合，原来的民族特性便逐渐淡化了。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众多，在云、贵等地，越是地处偏僻、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的民族，其文化传统与汉族差别就越大，民族特性就越能得到保留。 而在整个西南大区之中，广西壮族等与汉族生活地域接近，民族文化差别就要小 得多；即使是在云南的边疆地区，生活在平原上、从事农业的民族（比如傣族），就比生活在高山上的民族（如基诺）更容易与汉族或其他民族交流。 由于西南地区自秦汉时期就有大量汉族人口移入，长期以来又是通往南亚地区的另一条商路，再加上共同的农耕文化，使这一地区民族间的和平交往多于民族间的隔阂和战争。 蒙古族和满族的情况也颇能说明问题。 这两个民族都曾在中原建立过统一的王朝。 但蒙古族在消灭南宋，建立元朝之前，“汉化”的程度较低，建元之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原有的、适合游牧民族文化的各种制度，因此与中原汉族文化发生较大碰 撞，立朝 90 余年之后灭亡，并依然退居蒙古大草原，恢复其游牧生活。 在其后的明、清两朝，双方多次发生碰撞，但蒙古戈壁依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政府不可能把那里变成农耕之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别依旧，因此蒙古族的民族特性也容易保存下来。 相反，满族在入关前“汉化”程度就较高，而且绝大部分满族人口进入关内，与汉族杂居，这一方面使清在统治全国时较为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也使满族的民族特性淡化了。 少数民族文化的空间差异，在自然地理条件差异的基础上，最为明显的是语言的差异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 关于民族语言的差异 ，是民族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这里无法一一叙述。 总的来说，中国境内的语言分布主要属五大语系，其中除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之外，其他四语系（阿尔泰、南亚、印欧和马来 玻利尼西亚）和汉藏语系的其他语族，均为少数民族语言，它们的使用人数不多，但占据面积较大，如果划分语言文化区的话，它们将与民族文化区完全一致。 关于经济文化类型，渔猎采集类型局限于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山林及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交汇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的经济文化属此类型；畜牧经济类型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的内蒙古草原、新疆、青藏高原大部，蒙古 族、藏族、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等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属此类型。 农耕经济类型除广大汉族地区采用之外，维吾尔、回、东乡等族为绿洲耕牧亚型；云贵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苗、彝、高山、黎、侗、憧、瑶等族，分别为山林刀耕火种亚型、山地耕牧亚型和山地耕猎亚型等，还有朝鲜、壮、白等族与汉族一样，为水田稻作亚型。 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不同。 比如处在渔猎采集类型和农耕类型之山林刀耕火种亚型的民族，往往保留着氏族制末期的社会组织形式。 北方游牧民族多食牛羊肉，着长袍、风帽、长靴， 住帐篷毡房；南方民族的衣着则少有皮毛制品，女子着裙较为普遍（如傣族和景颇的筒裙、彝族的百褶裙、佤族和黎族的短裙等，湘西土家族在清中期以前男女皆着八幅罗裙），住房则以上下两层的干栏式建筑为主，以适应炎热而潮湿多雨的环境。 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十分丰富而又各有特点。 文明程度较高、文化传统较长的民族，往往有长篇的英雄史诗，较为原始的民族则保留着古老的神话故事；北方的音乐舞蹈热烈奔放，南方则多细腻婉转，西北则苍凉诙谐；北方及西北民族的聚会中，往往有赛马、摔跤等力量型表演，而西南民族的对歌则是其节庆聚会的特征。 但是 ，某些文化因子在一些民族那里具有普遍性，某些则具特殊性，有的民族文化区具备几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有几个民族文化区同属一个宗教文化区。 文化的空间定位与民族的空间定位并不见得完全一致，这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三、中国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文化区 宗教信仰是文化的重要方面。 从人类产生并且创造文化开始，宗教信仰的萌芽就出现了。 而且由于它具有哲学上的意义，使其对某一文化结构的整体具有超乎其他文化因子的影响；它能够左右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从而影响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和创造物。 宗教在其产生的时候，首先是对自然界，其 后是对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理解的产物，是对现实世界的扭曲的、虚幻的反映；在其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更多地是通过一种有意识的营造，以适合于人们的精神需求，从而变为人们的一种精神支柱。 因此，它一方面具有反科学性、非理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可以说，宗教信仰在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支配性的位置。 世界上最基本的宗教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印度教、道教等。 前三者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后三者起源于南亚和中国。 从世界范围看，基督教主要盛行于欧洲、大洋洲和美洲，非洲和亚洲也各有信众；伊斯兰教主要盛 行在西南亚和北非，中亚和东南亚也有信徒；印度教主要局限于南亚诸国，而佛教则在日本、东南亚，中国和蒙古也有部分信徒。 至于犹太教和萨满教流行地区较广泛而零星。 而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上述宗教（可能印度教除外）都有信奉者。 在几千年中，中国宗教信仰的空间分布是频繁变动的。 比如“万物有灵”观念，原是很多原始部落所共有的信仰，其中包括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化，这种信仰的分布范围日益退缩，现多分布在我国东北和西南地区的高山密林地区。 如信奉萨满教的鄂伦春、鄂温克人， 云贵地区的普米、水、哈尼、布朗、布依、克木、羌、苦聪、基诺等族，还保留着“万物有灵”的信仰。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宗教信仰分布的变动结果往往与民族文化特性的保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众甚多，但从北朝经唐至五代，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