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主阶级述论

清代地主阶级述论内容摘要：

他的话，迁回乡村 ⑩。 苏 ① 康熙《无锡县志》卷 10《风俗》。 ② 同治《雩都县志》卷 13《艺文》。 ③ 《闽中政要》卷中《风俗》。 ④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 1。 ⑤ 《皇朝经世文编》卷 33《徭役议》。 ⑥ 嘉庆《芜湖县志》卷 1《风俗》。 ⑦ 顾禄：《清嘉录》卷 10《收租完粮》。 ⑧ 《古今图书集成》卷 715《常州府风俗 》。 ⑨ 张英：《恒产琐言》，见《皇朝经世文编》卷 36。 ⑩ 《宜兴篠里任氏家谱》卷九之六《显妣唐太安人行述》。 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述论 8 苏州顾长源家“本素封，城居后家渐中落”，遂移徙故里 ①。 看来是素封者才徙城居。 像方苞，苞，在江苏高淳有田二百亩，在原籍也有同样数目的田地 ②。 像钱宾 日，秀才，“饶有家业，居于城西，夏秋往乡课耕，冬春入城应酬” ③。 又像武进胡浚，“家故饶于资”，居城内，有时厌城市之繁杂，到农庄上走走 ④。 城居地主，应如方苞所说，绅衿商贾为多，他们多是大、中地主，有的且是官僚，或有功名。 城居地主属于地主阶级的上层。 城居不易，而地主何以乐于定居呢。 无锡县有个郑姓地主总结治家之道，提出“五要”、“五戒”的经验，他的第五戒就是不要在乡村居住，理由是：“谚日：‘乡间柴火贱，只怕子孙愚。 ’居住乡村所见所闻，无非种田事业，袒褐课程，习惯自然，城中街坊大道，衣冠束带，不失斯文之体。 ” ⑤ 在“城郭则贵贵而尚智，乡村则贵富而尚力” ⑥ 的社会风气下，地主而要城居，是谋求政治上的发迹，或巩固已有的地位，这主要是绅衿的思想和追求。 城居地主离开他的土地，自己不管业，交由家人经理。 像仅有几十亩田的小地主甘宏裕，住在江宁城内，令仆人孙祥办理田务 ⑦。 道光中包世臣说苏州大地主“姬妾管庄” ⑧。 他们或或下乡收租，或令佃户进城纳租。 苏州人石韫玉诗云：“催租人来廪无票，城中歌舞村中哭。 ”⑨ 吴蔚光《东乡谣》：“业主下乡来催租，我子无袴妻无襦。 无襦无袴更无米，还有邻家卖妻子。 ” ⑩ 均较生动地反映了城中地主下乡收 租的事实和罪恶。 城居地主的经营方式，尽管与乡居地主同是采取租佃制，但与后者又有所差异。 他们完全不管农业生产，连所谓“课耕”也极少进行，而派出的管庄到乡间唯知鱼肉佃户，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即如华亭县有个小地主秀才陈贤，有六亩田交佃农潘五十耕种，每年收租米三石，后托吴世昌带管，吴却非要收米三石五斗，以便他从中渔利五斗 11。 所以这种租佃制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城居地主身在闹市，易于追求享乐，不仅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也不能像在农村，种植蔬菜、豢养家畜家禽，一切靠购买，具有更大的寄生性。 从生产与消费来讲，城居地主 是地主中最腐朽、寄生性最强的阶层。 当然，如果他们兼营商业和手工业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二）雇工经营 清代的经营地主有多种方式，有的是雇佣工人来生产，所雇有长工、季节工、日工等各种类型。 有的是包工制，雇主令雇工包种一定面积的土地，给予工钱，不管饭食。 如四川荣经地主刘王氏于嘉庆十五年将一片山地给赵月才、赵月灿、赵贵包锄，工价银九两。 次年又把水田给罗发包种 ①。 这种包含租佃制的成分，不是经营地主的典型形态，因此雇工经营才是应当注意的重点。 为叙述方便，先制《地主雇工经营简况示例表》。 本表资料全部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清代内阁题本档案，事情均发生在乾嘉时代，表中不再注出时间；表中雇工皆系长工，该雇主同时还有短工的，则在备注中说明： 地主雇工经营简况示例表 ① 沈德潜：《归愚文钞余集》卷 5《谢贞女传》。 ② 方苞：《方望溪全集》卷 17《甲辰示道希兄弟》；《集外文》卷 5 《与刘言洁书》。 ③ 戴束：《熙怡录》，见《虞阳说苑》乙编。 ④ 《毗陵胡氏宗谱》卷 3《曾祖绍南公暨曾祖母陈孺人传》。 ⑤ 《荥阳郑氏大统宗谱》卷 3《四琏子格言》。 ⑥ 光绪《常昭合志稿》卷 6《风俗》。 ⑦ 甘熙：《白下琐言》卷 5。 ⑧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 32《齐民四术吴谐》。 ⑨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诗卷 1《云留旧草布谷》。 ⑩ 张应昌编：《清诗铎》卷 7，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204 页。 11 档案，嘉庆三年，第 70 包。 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述论 9 检阅上表，我们得出如下印象： 第一，地主雇工经营，具有一定普遍性。 当时各直省以及奉天、吉林处处都有雇工生产，偏僻州县、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概莫能外。 地主雇佣农工，在中国早就发生了，不过清代出现的更多一些。 第二，地主经营规模不大。 表中地主所雇工人，多的四、五人，一般只有一、二人， 再加上一、二短工。 当然，他们或许还另有工人，不过资料不全，不能肯定。 如果以二、三个工人计算，加上地主家的一些劳力或辅助劳力，他们能耕种的土地不会太多，所以大多数经营地主是小规模的生产，经济力量不会雄厚，只有贺世花、觉罗亮山等人可能是中等以上的 ① 档案，嘉庆十七年， 51 包。 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述论 10 经营地主了。 第三，经营地主的身份不高。 他们中有功名的人如王淑贤、俞平一等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平民，与雇工尔我相称、同生共食，处于共同的法律地位，他们之间的纠纷，除了觉罗亮山与杨三一案，都是依凡论断。 所以经营地主来自平民，有的人可能是农民发家升上来的。 第 四，他们管理生产。 有的经营地主家属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大多组织生产，有几则档案以外的资料尽可说明这个问题。 江苏昆山人张士仁“治田尤有法度，当昧爽督佣保，趋田中力作，莳艺芸蓐” ①。 武进高士荣是所谓“业农以勤俭起家”的人，“早起督家人桔槔” ②。 俞绾“督家僮治田甚勤，盛夏日卓午，辄戴一笠，巡行畔间，呼咤指挥，汗如雨不倦” ③。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按季节组织生产，尽量驱使工人干活。 第五，关于工价的分析：各地工价有所不同，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有所接近。 东北工价高，达五六十千文，这里劳动力相对少些，可能就是劳动力价格 高的原因。 江南、山东邻界，有三例在五六千文之间，一例二十千文，五六千文应是一般价格。 广西工价低，二千多文或二石多谷。 遗憾的是提供这些工价的资料，都没有交待雇主的耕种面积，产量以及当时粮价的情况，使我们无法了解劳动生产率及剥削率，更无从了解经营地主所获得的利润。 经营地主的经济能否发展，就是要看雇工剩余价值的多寡及其比地租量的大小。 明朝末年，浙江沈某曾为地主经营生产算过一笔帐。 他以雇长工一人的生产计算：年工价银三两，吃米五石五斗，合价银六两五钱，盘费一两，农具折旧费三钱，柴酒一两二钱，通计十二两开支。 一工人管 地四亩，生产价值四两，种田八亩，除赋粮外，剩米八石，值银十两。 此外有田壅、短工之费，以春花稻草抵之，基本相当。 按他的说法：“毫无赢息，落得许多早起宴眠，费心劳力” ④。 他对收入方面的计算有遗漏，如副业的收益并未计入，显然没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地主经营的实况。 到清朝后期，苏州人陶煦的核算方法比沈某有了进步，他按一工治田十亩计算： 支出部分： 佣工食米 5． 5 石 每石 1， 800 文 共 9， 900 文 佣工其他食用费 12， 500 文 佣工工钱 合米 6 石，合钱 10， 800 文 农具折旧费 800 文 肥料费 5， 000 文 共计 39， 000 文 收入部分： 春熟 9， 000 文 秋熟 43， 200 文 稻桿等 8， 800 文 共计 61， 000 文 ⑤ 由此可知； 工价 33， 200 文 占收入的 54． 4％ 生产费用 5， 800 文 占收入的 9． 6％ 盈余 22， 000 文 占收入的 36％ ① 钱仪吉辑：《碑传集》卷 144，沈德潜《张孝子士仁传》。 ② 《毗陵高氏宗谱》卷 15《永业公传》。 ③ 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商务印书馆版，第 17 册 8 页。 ④ 《沈氏农书》，见《学海类编余集》六。 ⑤ 陶煦：《租覈减租琐议》。 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述论 11 陶煦与沈某计算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 沈某是无利可图，依陶煦算法，工价尽管仍占到收益的一半以上，但盈余也不少，为收益的三点六成。 沈、陶计算的差异，在工价上并无大差别。 陶煦把食用部分计算得多，而地主尚有不少盈余，收益总量增加了，这可能是清代地主加大了雇工的劳动量，创造了较前为多的价值。 从沈、陶计算结果的不同，我们理解为清代经营地主比明末有利可图，这也是这种经济在清代有所发展的原因。 出租地主的剥削一般为收成的一半，经营地主的三点六成比它要小一些。 前者是安坐而得，后者要劳精费神；前者不论年景好坏而稳获收益，后者则要靠天吃饭，经营有风险，两相比较，还是前一种方式比后一种对地主有利，这就大大限制了地主向经营方向发展，从而墨守出租旧制，所以当时就有人反对经营，自称对“农工之事了如指掌”的钱泳说：“„„若雇工种田，不如不种，即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 盖农之一事，算尽锱铢，每田一亩，丰收年岁不过收米一二石不等，试思佣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钱漕差徭诸费，计每亩所值已去其大半，余者无几；或遇凶岁偏灾，则全功尽弃。 然漕银岂可欠耶。 差役岂可免耶。 总而计之，亏本折利，不数年间，家资荡尽，是种田者求富而反贫矣” ①。 出租、经营两相比较，出租方式总在吸引着地主， 有的人就以经营不及出租而改变方式。 所以地主采取经营方式的虽在逐渐增加，但速度极其缓慢，它始终处于次要地位，而不能同出租方式并驾齐驱，更不要说超越了。 地主雇工经营，生产能力比一般农民要高，劳动力强壮，畜力足，肥料多，较易合理经营，掌握农时，因而能够提高生产量。 经营地主生产较多，产粮除自身及佣工食用外，尚有富裕，而它比一般农户需要购买的东西多，支出工钱也要用货币，为此必须及时地把剩余的粮食卖出去，这就是说这种经营既提供了商品，又要购买商品，它活跃了贸易，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地租形式的多样化及其向货 币地租发展的趋势 清代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大多采取历久相沿的生产物地租形态，这种地租，“是以自然经济为前提”，是在“产品的自然形式上得到”的 ② ，在商品经济和其他条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其他形态来取代它。 清代，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苏松两府，实物租仍占统治地位。 前述清朝政府在苏州征收漕粮的“先乡后城”事例，直接反映政府收取一部分粮食，与本问题无关，不去管它。 然而“先乡后城”事例的出现是以地主收实物租为前提的，是在允许城里的地主收到租粮之后，再交税粮，这就表明苏州城居地主基本上是采用的实物 地租制。 城居者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尚且征收实物，处在乡间的地主收粮食就不必说了。 道光十三年（ 1833 年），在江苏做巡抚的林则徐上了一个请求缓征钱粮的报告，他的理由是该省连日阴雨，稻子不好收割，即使收了的，也是霉烂碾不出米来，所以地主尚“未得收租”，故而交不了钱粮 ③。 他是在当地实行生产物地租的前提下，谈赋与租的征收关系问题。 不待言，直至鸦片战争前夕，江南还是生产物地租占主导地位。 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江南尚且如此，全国更是这样了。 中国实物租的传统办法是分成制，大多又取对分法，如董仲舒所说：“或耕豪民之四，见税什五” ④。 清代，“贫民无业，贷田于富人，获之时，计其入，而以半为租” ⑤ 的记载，层出不穷；乾隆中福建上杭农民在罗日光领导下要求四六分租，无一不表明分成制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但是定额租制在清代有很大发展。 我们在关于租佃纠纷的档案资料中所见到的，在实物租中，比较多的是定额制，而不是分成制。 分成制下，农民增加生产，地主随即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