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20xx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内容摘要：

场浙江球迷甚至打出欢迎天津队的标语，但在一次场外捡球过程中，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天津队替补队员李 突然向浙江队球迷打出侮辱性手势，这个动作瞬间激起了浙江球迷 的怒火，赛场秩序也立刻陷入混乱之中。 赛后，大量浙江球迷对天津队队员大巴进行围攻。 CBA 联赛也经常出现类似的现象。 2020— 2020 赛季云南红河客场惨败于陕西东盛。 比赛刚结束后，云南红河队外援 22 号丹特 琼斯将篮球一脚踢飞，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陕西主场观众的不满，他们纷纷将矿泉水瓶、打火机等杂物掷向丹特 琼斯，而琼斯反而捡起矿泉水瓶，扔向看台，结果引起现场观众更大规模的 “ 反攻 ” ，出现球员与球迷 “ 互扔水瓶 ”的火爆场面，现场也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该球员只好在保安的护送下离开球场。 （ 3）动态性和延续性 球场观众 暴力风险的动态性和延续性是指球场观众暴力的风险性质、发生的时间或地点、暴力程度等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难以有稳定的形态，即球场观众暴力发生后，如果未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控制，暴力可能会由场内转移到场外、由赛中延续到赛后，暴力形式可能由刚开始的言语攻击演变为借助外物进行身体攻击。 如果两支球队从此 “ 结怨 ” ，以后只要两支球队相遇，便会将球场观众暴力延续下去。 以北京国安和天津泰达这两支中超赛场上两支恩怨颇深的球队为例。 每次两队相遇都会摩擦出很多 “ 火花 ” ，被称之为 “ 京津恩怨 ”。 例如 ， 在 20202020 赛季北京国安 主场对阵天津泰达的比赛。 赛前，天津球迷来势汹汹，组成近千人的球迷团为天津队造势，在天津球迷的大巴车上以及球迷的手中，随处可见对北京观众和球员侮辱性的标语。 然而，北京球迷似乎 “ 准备 ” 得更加充分，他们在赛前就对天津球迷大巴进行了突然袭击，到了比赛场上，北京球迷与天津球迷在场内高声对骂并相互投掷杂物，比赛结束后，北京球迷焚烧天津队队旗进行挑衅。 这次时间和地点不断转移着的球场观众暴力事件，最终造成两名天津球迷流血 9 受伤。 就在天津球迷遭遇北京球迷暴力袭击后，天津球迷就已经开始酝酿着在主场对北京球迷的 “ 复仇 ” ，使得两支球 队的恩怨不断重复和延续。 球场观众暴力的风险构成 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这主要是基于不同的制度背景、方法论工具、知识结构、出发点以及文化哲学观念的不同。 对风险的分析与理论研究也不例外。 有些学者是从 “ 客观 ” 或 “ 实体 ” 的观念出发 ， 以实证思维为主导思想，运用工程理论和技术等理论、工具与方法，通过对风险及相关范畴的分析，得出了有关风险的系列观点和方法，这一学派被称之为 “ 实体 ” 学派。 “ 实体 ” 学派对风险特征的观点主要有：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风险具有可测性。 还有一些学者分析风险及其范 畴时，是从 “ 主观 ” 或 “ 建构 ” 的观念出发，以实证思维为指导思想，运用社会、文化等理论、工具与方法，通过对风险及其范畴的分析，得出了有别与 “ 实体 ” 派的系列观点和方法，被称之为 “ 建构 ” 学派。 “ 建构 ” 学派 对风险特征的观点主要有：风险具有建构性；风险具有社会性和团体性；风险具有不确定性。 [12] “实体 ”学派思维下的球场观众暴力风险构成 在 “ 实体 ” 学派思维理念下，对风险构成的一般认识是：风险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主要指风险因素 、事故和损失。 球场观众暴力的风险构成包括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因素、球场观众暴力 事故及风险损失三个方面。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是风险发生的潜在原因，是造成损失的间接条件或隐患，它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频率以及严重性有较大的影响。 根据我国球场观众暴力的相关案例及目前国内外研究资料，通过对我国球场观众暴力风险源进行溯源分类，将我国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分为环境风险、观众自身风险、管理风险和比赛风险四方面（表 1）。 表 1 我国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因素 风险源 风 险 因 素 环境风险 社会环境、自然环境、赛场内外环境 观众自身风险 观众身体、心理以及自身素质方面 管理 风险 警戒管理、主办方管理、票务管理 10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因素球场观众暴力风险事故损失不确定性比赛风险 裁判员、运动员与教练员、比分、体育项目本身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事故与损失 风险只有通过发生事故才能导致损失。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以球场观众暴力事故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现场观众与观众之间、观众与裁判或球员之间以及观众与警察等安保人员之间的言语、肢体冲突；球场观众对球员、裁判、球迷的大巴车或者警车以及场内外设施等进行蓄意破坏等。 球场观众暴力造成的损失主要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直接损失为直接的或实质的损失，包括人员伤亡、财产等经济损失；球场观众暴力引 起的间接损失通常包括门票、媒体转播、赞助等收入受损、额外的费用损失以及俱乐部声誉受损等。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足球职业联赛发生的球场观众暴力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我国球场观众暴力损失主要为球员、教练员、球迷及观众等人员受伤，财务受损主要表现为球员大巴、球迷大巴和场地设施等财务受损。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构成要素间的关系 全面认识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必须对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因素、风险事故与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风险是风险因素、风险事故与损失的统一体（图 1）。 图 1 球场观众 暴力风险构成要素间的关系 首先，风险与损失之间密切相关。 从风险的概念上来看，风险是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因此，风险的存在决定了损失的可能性。 一方面，风险与损失并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并非所有的风险都必然造成损失，也并非所有的损失都来自于风险；另一方面，风险程度与损失机会成正相关。 风险程度越大，损失机会就越大，风险程度越小，损失机会就越小。 其次，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因素与球场观众暴力风险事故具有一定关联性。 风险事故中存在风险源， 风险源是潜在的威胁整个事件发生风险的主体， 但风险源只有在风险因素的激发下才能导致球 场观众 暴力风险事故 的发生。 在 球场观众暴力事故中，将环境、赛场和管理等方面称之为球场观众暴力风险源。 因此，风险因素是导致球 场观众暴力风险事故的直接 原因。 最后，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系。 “ 实体 ” 学派认为， 风险是客观的不确定 11 性，可以测量；不确定性是主观的不确定性，可以构建。 风险与不确定性两者相互交织，难以严格划分。 风险充满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里蕴含风险。 从 “ 建构 ” 学派思维角度看待球场观众暴力风险构成 与 “ 实体 ” 学派所不同， “ 建构 ” 学派认为严格意义上没有独立的和分别论述风险的构成是风险因素、风险事故 和损失，而是认为它们三者本来就是风险建构过程的一部分，在风险建构过程中很难将他们之间的联系严格区分。 在球场观众暴力风险构成中，无论是风险因素还是风险事故，可能在形式上可以说出风险因素究竟是环境因素还是管理因素，但是由于文化、社会、人类力量等因素的价值和动机，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很难清晰分开，比如社会经济压力可能会导致裁判球员出现假球、黑哨等。 在 “ 建构 ” 学派来看，对风险的构成进行严格区分是特别困难的，因此，没有必要对他们的界限和区别严格划分。 哲学视野下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属性与趋势分析 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中认识球场观众暴力风险的属性 黄家瑶 （ 2020） [13]从哲学视野对风险事件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风险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偶然性，但同时强调任何风险事件的偶然性都存在必然性。 因为必然性代表了事物发展确定性、规律性，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决定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表现为事物发展过程中并非确定发生的，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发展中居于从属地位，对发展的必然过程只起促进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 无论从发生时间、地点 还是发生过程来看，球场观众暴力似乎总是 不期而至、突如其来、不可感知、不知缘由、不可控制、不可预测，总是 具有突发性、偶然性，但实际上却隐含有一定的必然性。 当引发球场观众暴力的各种因素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或者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只要某些诱发性因素的产生，球场观众暴力就不可避免。 从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上认识球场观众暴力风险的趋势 在哲学范畴中，可能性和现实性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可能性是指包含在事物中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现实性是指现实存在的、合乎必然性的客观实在，是相互联 12 系、变化发展着的客观事 物和现象的综合的存在。 可能性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会转化为现实。 首先，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具有客观现实性。 风险是一种独特的客观的现实状态，表示社会不再安全。 球场中的不安全状态存在于各个方面，以环境风险、管理风险和比赛风险等表现出来。 其次，风险是一种表述可能性和潜在性的概念。 风险是潜在、蕴含于事物发展中，预示着一定危险但又没有成为现实 （ 已发生损害 ） 的趋势。 潜在性、可能性是风险的重要特点之一 [14]。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可能发生在双方球迷之间，也可能发生在球迷与队员或球迷与警察之间等等。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的潜在性是指引发球 场观众暴力的风险源与风险因素之间的传递与运动经常是潜在的、内在的。 例如裁判的错判、漏判可能会导致球员心理失衡，球员心理失衡导致球员动作过大或消极比赛，这些因素又可能会影响到观众的心理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球场观众暴力的发生。 既然球场观众暴力风险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具有一个长期潜藏和孕育的时期，那么 就必须及时发现可能导致球场观众暴力的因素，并予以消除。 因此，提前对球场观众暴力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 3 球场观众暴力的风险发生模型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事件链 对于任何一件风险事件来说，从风险 源的存在到最后发生事故，都是系统变化的过程，即从安全状态转移到不安全状态的过程。 这一过程构成了一个事件链 [15]。 在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发生过程中，球场观众暴力风险源是球场观众暴力风险发生的主体。 但 是，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源只有在风险因素的激发下才能导致风险事件的发生（图 2）。 例如 ， 在 一些 比较激烈的比赛中，裁判的判罚很容易引起球员与现场观众的不满情绪，球场观众 暴力风险源 风险源 被激发 球场观众 暴力发生 损 失 传 播 时 间 图 2 球场观众暴力风险事件链 13 现场观众的暴力倾向态度现场观众的主观规范现场观众暴力行为控制认知现场观众暴力行为意向现场观众暴力行为球员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导致动作幅度过大，此时观众开始起哄，在少数激进球迷的带领下开始向场内或对方球迷看台投掷杂物，最终导致球场观众暴力的发生。 上述球场观众暴力案例的显性风险因素包括比赛的激烈程度、裁判误判、比分、球员的非理智行为以及观众的心理失衡等；隐形风险因素可能包括社会经济背景、球队历史恩怨、现场警戒与主办方管理工作失误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球场观众风险的发生。 然而，从裁判的误判开始到球场观众暴力最终发生，有一个时间传播的过程，风险分析理论将这一传播时间定性地划分为三种：没有可用的时间、很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时间而且足够充分 [15]。 如果在一定的传播时间内，没有时间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些风险的发生，那么就可能会发生球场观众暴力。 相反，在这 段时间内，如果能检测到风险征兆信息，能够采取措施来进行制止风险源被激发，或者在风险源被激发的同时及时采取相关的风险应对措施，就可以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 基于 TPB 的球场观众 “ 暴力意向 —暴力行为 ” 过程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由 Fishbein和 Ajzen提出。 该理论 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研究人类行为意向广为接受的理论。 TPB构建了一个研究个体态度和行为关系的理论框架，具体地讲，人们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通过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引导和 控制行为 [16]。 TPB从三个阶段来分析行为的形成过程：行为决定于个人的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受行为的倾向态度、行为的主观规范或行为控制认知三者或其中部分的影响；行为的倾向态度、主观规范及行为控制认知决定于人格特质和外部环境等变量。 本研究着重对引发球场观众暴力的环境、管理、比赛等因素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估。 球场观 众暴力的行为主体是球场观众，观众的暴力行为决定于观众的暴力意向。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内容，球场观众暴力的行为意向受观众对暴力行为的倾向态度、观众暴力行为的主观规范或观众对暴力的行为控制认知三者或其中部 分的影响（图 3）。 观众对暴力行为的倾向态度、主观规范及行为控制认知决定于观众自身的人格特质和外部环境等变量。 14 图 3 基于 TPB的球场观众心理变化过程 （ 1）球场观众的暴力倾向态度 观众对球场观众暴力行为的倾向态度是指观众对球场观众暴力行为所持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 研究表明，人们行为的倾向态度依据他们对行为所产生结果的期望程度而定 [17]。 若观众认为暴力行为有助于本方球迷的团结、能够体现对所支持球队的热爱，则说明其对球场观众暴力的态度为正面。 反之，若观众认为发生暴力是不理智的行为，会对社会或 他人造成伤害，则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