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交流-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经验汇报材料

经验交流-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经验汇报材料内容摘要：

社会各项教育 投资是 5800 多亿元，其中用在占人口不到 40 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为 77，而占总人口 60 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了 23的教育投资，城乡受教育者之间， 80 的人占有 20 的资源， 20 的人享受 80 的资源。 如：位于陕北延安寨子峁村小学，校舍由一口三孔窑洞构成：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另一间已经废弃。 教室里只有一个讲台，十来张桌子。 村子里聘请了唯一一个代课教师，前几年的时候，村里的二三十个孩子依年龄大小编成学前班和一、二、三这四个年级，都挤在一口窑洞里进行复式教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几个年级的孩子就做作业或者自习。 随着原来的孩子们升学，加上村子里的很多住户搬走，寨子峁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 学校的全部开支，来源于每个学生每学期 35 元的杂费。 与寨子峁村小学的简陋寒酸相比，北京市中心一所小学的现代豪华让人感到震惊，可以说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在这所投资上亿元的小学，有高标准的游泳馆、科技馆、图书馆、报告厅、地下车库、塑胶操场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学校并无二致，每个教室都配有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学生衣柜、桌椅都是适合儿童特点的一流设施；有专门的劳技教室、书法教室、计算机房，可以供几个班的学生同时上专业课；教学楼、办公楼全部是 高档装修，走廊里配有饮水设备，连学生厕所都像星级宾馆一样。 这里一间教室的投入就超过部分农村小学一年的开支。 由于师资力量强、硬件设施好，吸引了众多家长趋之若鹜。 正如“城市学校像欧洲，农村学校像非洲”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使教育的不公平现象相当严重。 其直接结果是，分属於两种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的实现程度截然不同，他们必须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 2）“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划分，造成新的教育机会不公平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批重点中学，目的是在我国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 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 在这种教育模式指导下，上至宏观下至微观，无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各种资源分配都是倾斜的，如制度上长期采用重点学校、重点班，乃至重点培养对象，师资、资金、老师指导都是有选择地进行分配。 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重点学校又分全国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区（县）重点等等。 由此逐渐形成一个精英等级化的教育体系。 通过这种逐级升学考试和重点非重点学校学生的选拔归类，一方面选拔出了精英人才（尖子学生），另一方面又逐级淘汰了其他人。 毫无疑问，教育的精英化发展方向，对于农村地 区、贫困地区以及城市贫困家庭和父母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的子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们往往成为被淘汰的对象，辍学率的上升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如大连一所省级示范高中 2020 年仅择校费收入就达 420 多万元，学校多媒体教室一应俱全，仅粉刷教学楼内外墙壁就花了几十万元，装修一个办公室七八万元。 在职老师人手一台手提电脑，一身校服千余元。 而其对口支援的一所普通高中，却连一个实验室都没有，买大屏幕的一两万元都拿不出来。 北京建一所高中示范学校，多则给两亿元，少则给 8000 万元。 教育部属院校的 6 所附属中学更新设备，每所都获得 拨款 5000 万元。 一些省市还制定政策，示范高中从学费到择校费都高于普通高中，越是级别高的示范高中收费越高。 即使在一些教育经费短缺的地方，政府仍然不惜斥巨资建示范高中。 山东省一个经济欠发达县， 2020年该县按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标准投资 5200 万元建了一所高中，内部配备一流设施，而这个县至今农村小学生均经费一分钱都没有。 一边是政府生均经费投入不足，普通学校发展乏力，一边是政府斥巨资打造精品，重点学校“肥得流油”，这样下去只能进一步扩大差距，造成新的教育机会不公平。 3．高招制度存在的缺陷 （ 1） 高考录取分数线严重倾斜 ,带来的各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 连续几年北京、上海的重点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比大部分省低几十分甚至上百分，即使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录取线都比北京、上海高。 如 2020年山东的文、理科重点线分别为 580、607，而北京的分别是 45 488，分别相差 126 和 119。 2020 年北大在河南的文、理科录取线均为 648，而在北京的文、理科录取线分别为 590 和 600，比河南低 58 和 48 分。 分数线向大城市、文化发达地区等倾斜，是一种极不合理的“逆倾斜”，由此带来各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 （ 2）重点高校录取名额分配不公平，破坏了考选制度的公平性 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各重点大学可以自行决定在各省的招生名额，这样做本有利于调动高校积极性，然而带来的弊端是各高校择优性指标投放的过度，破坏了考选制度固有的公平性，造成了城乡差距拉大、东西悬殊加剧的局面。 在以地区为单位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上，主管部门一贯地采取在全国范围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一省之内向省会城市倾斜的政策。 例如， 2020 年河南的总人口数为 9717 万是北京总人口数 1159 万的 倍，河 南的考生总数 72 万是北京考生总数 万的 倍，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录取人数分别为313 人和 320 人，分别是河南录取人数 78 人和 57人的 4 倍和 ； 2020 年山东的总人口数 9180 万是上海总人口数 1344 万的 倍， 2020 年山东考生总数 72 万是上海 万的 倍，而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录取名额投放数 1259 人却是山东 57 人的 22 倍多。 在近二十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于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四省的总和， 2020 年则到其招生总数的 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只有全国总量的。 重点大学名额投放严重向大城市和重点高校所在地倾斜，其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悬殊。 同时省内的差异也同样明显，就山东省 2020 年非重点院校的录取线而言，省城济南高考录取分数线为全省各地市最低，其文科和理科类都低于最高地区 63 分。 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全国一流重点大学在各地的录取名额分配极不平衡，使一些地区的考生上重点大学的机率远远低于有重点大学的省市。 同时处于劣势的地区往往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也就意味着农民子女将被更多地淘汰，这些做法严重违背了考选的公平原则。 由此会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不公平，容易导 致经济文化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出现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受教育机会机会不公平程度越大，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会扩大，继而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就会恶化。 经济的差距促成了教育的差距，教育的差距又会反过来拉大经济的差距。 三、国外的经验 （一）教育充分体现平等 —— 新加坡的和谐之源 新加坡自 1965 年宣告独立后，仅二三十年时间，经济飞速发展，已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让受教育者的教育机会公平。 新加坡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及制度，是融汇东西方教育成功的典范。 2020 年 2 月公布的新加坡 2020 年预算中，教育开支达 亿新元（ 1 新元约合 5 元人民币），占政府总开支的 ，仅次于国防，这恰恰反映了新加坡人常说的一句话：“教育和国防一样重要。 ”作为一个面积只有 600 多平方公里的岛国，新加坡自然资源很贫乏。 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将人才作为国家的第一资源，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4 投入教育，人均教育经费每年高达 1800 新元。 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教育都享受政府补贴。 1990年，新加坡启动《教育储蓄计划》，由政府拨款 10亿新 元作为启动基金，将基金收益分配给适龄儿童用以支付教育费用。 正是这样的投入，提高了公民的素质，也培养了公民深厚的爱国精神。 教育充分体现平等，是新加坡的和谐之源。 新加坡教育实行分流制度，即通过考核，将一部分学生从普通教育转入职业教育。 学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都面临分流，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学生开发潜能、找到平衡点。 新加坡人认为，“精英教育”的含义是因材施教，他们不以多少人读过大学来定义人才，而是行行出状元，即创造机遇，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干。 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虽然起薪较低，但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也可以获得较高的收 入。 人们将教育理解为让每个人发挥自身才能，而不是制造学历歧视。 他们所理解的平等并非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上的平等。 此外，政府还推出《重新改造职业计划》，努力帮助国民物色新的工作机会。 目前，约有 2020人在此计划中受益。 政府还计划在未来 12 至 18 个月帮助 1 万名工人，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使他们有机会赚取更高的薪金。 1991 年，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资讯公司发展的调查报告认为：新加坡和瑞士的工人素质并列世界第一。 新加坡人都坚信，只要自己肯努力，能正视自己，就一定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新加坡国民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了诚信、融合、平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也正因如此，新加坡能够持续发展，经受了金融风暴的考验。 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新加坡没有连绵的矿山，没有茂密的胶林，没有一望无际的稻田，几条小河也没有多少小鱼可以捕捞，但是我们有受了教育训练，适应性强和富有纪律的人民，这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 （二）教育成果的均质性和平等型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