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减值会计与企业盈余管理文献综述内容摘要:

年间,共发生 365 次资产减值的 277 家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金额与非正常回报间的关系。 样本公司在计提减值以前的资产回报和市场调整后的股票回报都显著低于其同行业公司的平均值。 市场对减值的反应显著为负。 作者采用 Dechow 等人( 1995)的 修正 Jones( 1991)模型估计正常回报,发现减值公司在减值当年有显著的负的非正常应计量,而且,这些应计量并未在以后的会计年度进行回转。 作者认为:“„„减值和操控性经营应计变量都是管理层应对公司经济环境变化时的适当反应”,而不是管理层管理盈余的机会主义。 Riedl( 2020) 对 SFAS 121 发布前后资产减值报告动机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与准则发布之前相比,准则发布之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经济因素的关联度更低,而与大清洗行为的关联度更高,而且大清洗行为多是机会主义报告,而不是提 供与公司业绩相关的信息。 在 SFAS 121 发布后,资产的冲销没有反映公司的基本经济状况,资产冲销报告的质量下降了。 在关于公司在什么情况下会进行大清洗的研究上,不同的研究者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Walsh 等 (1991)用澳大利亚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公司对异常项目的调整数额越大,大清洗的程度就越高。 Yoon 等 (2020)对韩国工业企业进行的研究却发现:在经营业绩不好时企业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而且,当经营业绩非常不好时,一些公司倾向于进行大清洗。 Kirschenheiter 和 Melumad (2020)的观点与 Yoon 等 (2020)一致。 他们认为如果遇到“坏”消息,经理人会进行大清洗,以便在将来期间提高盈余水平;而如果遇到“好”消息,经理人会平滑利润,平滑的数额取决于观察到的现金流量水平。 二、国内的文献综述 国内对资产减值的研究起步较晚,初期是理论研究,分析资产减值的理论基础和存在的问题。 随着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开始对我国资产减值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实证检验。 孙铮、王跃堂( 1999)认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股票上市的审批制度,造成上市公司壳资源的稀缺性,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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