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大很失败的英雄——张謇内容摘要:

大臣,张謇发电坚辞说,时之今日,尚有何情可慰。 尚有何词可宣。 他忠告清政府:“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 ” 1912年 1月 1日 ,孙中山 在南京宣誓就 任临时大总统, 张謇被任命为 临时政府 实业部长。 与袁世凯的扑朔迷离的关系 10 武昌起义后,国内局势异常复杂,为早日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清廷和南方革命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已经“归隐”的袁世凯。 在摆足了姿态,风光无限地出山后, 1911年 11月,袁世凯接受清政府的委任并迅速的夺取了军政大权。 这使张謇非常高兴。 迅速结束战争局面,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是张謇 的心愿,他认为南方没有合适的人选,只有袁世凯才能担当此任。 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所以张謇竭力劝说袁世凯认清形势,赞成共和。 1912年 3月 10日,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虽然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是必然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张謇作为袁世凯的故交,自始至终站在袁的立场上,先是劝袁顺应共和,继之助袁当上总统。 袁世凯对此心知肚明,遂邀请张謇北上入阁。 但是张謇在仔细考虑之后,觉得还不是自己北上的时机,答应以在野的身份同袁合作。 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 张、袁关系并 非始终如一的,用“扑朔迷离”来形容张、袁的相识、相交的过程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在近代名流中,除了徐世昌外,张謇和袁世凯的结识、交往最早,有着长达 35年的历史。 张与袁的相识得从张謇的中状元之前的幕僚生涯讲起。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他自幼不爱读书,游手好闲,是一个不肯安份守己的浪荡子弟,多次科举落榜,辗转各处也没有捞到一个栖身之所,就带了父亲旧部数十人,以世侄身份投奔吴长庆。 但吴长庆对于他携带数十人冒昧投军印象并不好,但看在他爹的面子上,让他留在军中读书备考。 张謇自 1876年就被吴长庆延揽入幕,参与军中要务,起 草重要函牍,几年来深受吴的倚重。 他一边助吴料理军务,一边用心读书,以培实力,再登科场。 袁世凯的到来,引起了他的注意。 张謇奉命督促袁世凯读书,成为袁的军中老师。 张謇发现他学无根底,基础很差。 不过,虽然 袁世凯学问浅薄,但 对张謇 交办 的一些营中具体的 事 情 ,很快就 能 完成 ,而且做得很有条理,不出差错。 一天晚上,袁世凯与张謇夜谈,表露了他对国内外形势的精辟分析,使张謇进一步认识到袁将来绝非等闲之辈。 其后张謇多次在袁世凯想离开庆军时挽留住他,还借机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一步一步成就了袁世凯的前途。 所以,张謇是第一个赏识袁世凯 的人。 朝鲜“壬午兵变”发生时,吴长庆军在 出发前,准备工作繁多, 此时军中幕僚大都离军参加乡试,人手少,时务多, 张謇 便 对吴长庆建议,让袁世凯帮助 他 做些准备工作,吴同意 了。 在张謇的督促、指导下,袁世凯将东征前的准备工作布置得有条不紊,庆军得以准时出发, 吴长庆比较满意。 出发前,经吴长庆同意,张謇派 袁世凯 为前敌营务处执行,随军向朝鲜出发。 由此可见,正是依靠张謇的发现和举荐,袁世凯才一步步青云直上的。 但袁世凯这个人为人狡诈多变,未得势前既能作慷慨激昂之谈,又能谦抑自下,知礼好问,给人印象极好。 但是稍有得意,就妄自尊大 ,言行不掩,目中无人。 袁世凯与张謇交往三年,随其地位“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副营”,对张謇的态度由谦恭而变得倨 11 傲。 对袁世凯这种小人得志的妄态,张謇怒不可扼,不惜修书一封,责问他说:“謇今昔尤是一人尔,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数。 ”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吴长庆受命将所部 6营一分为二, 3营回国, 3营留驻朝鲜。 吴长庆将自己的 3营托付袁世凯,表示了对袁的极大信任,不料,袁世凯在 2月之后公然背叛吴长庆,投靠了李鸿章。 袁世凯这种忘恩负义的背叛行为,是张謇始料不及的,也是张謇不能 容忍的,他撰文对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与之绝交 10年。 张謇与袁世凯曾在甲午战争开始后有过短暂的接触。 袁世凯于 1895年 7月从朝鲜回国,回国后在京通过徐世昌等人的关系在高级官员中进行政治活动。 此时张謇刚刚状元及第,供职翰林院。 袁世凯自动摒弃十年来的恩怨,前来拜访张謇,二人作了一番长谈。 袁历数在朝鲜期间不能实行吴长庆政策的苦闷,并且说,此次甲午战事发生时,曾有密电致李鸿章数十次之多,均未得到采用,还遭到申斥。 讲到激动时,袁愤慨不已,张謇听了之后十分同情。 张、袁的这次会见,恢复了中断十年的关系。 张謇对袁的所作所 为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还利用了袁世凯提供的材料,上奏弹劾李鸿章,即著名的 《呈 翰林院掌院代奏劾 大学士李鸿章疏》。 此时正值战争时期,张、袁见面后不久,就各奔东西了,一个投入实业、教育的救国行动中去了,一个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 两人再次见面是在立宪运动中。 鉴于袁世凯在立宪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张謇摒弃前嫌,与袁世凯重修旧好。 张謇称颂袁世凯说:“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繄公是赖。 ”袁世凯也借机巧妙地将张謇逼上前台:“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 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 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当时 ,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上下呼应,共同推动了立宪运动的高涨。 1911年 6月,张謇受各省立宪分子之托进京劝说清政府实行立宪,车过河南彰德时,张謇接受同行者的劝告,顺道至洹上村去探访蛰居的袁世凯。 此时,袁世凯因受清廷权贵的排挤,于两年前被解除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等职,在老家彰德待机而动。 对袁世凯的韬光养晦之计,张謇并没有看透,他仍旧和袁世凯大谈开国会,改组内阁及商业交流之事。 袁世凯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你的意旨行事,务请你同我合作。 ”张謇回到车上,对同伴高兴地说:“慰 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 辛亥革命给了袁世凯重新上台的机会。 当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处理与南方的和谈问题时,袁世凯深知张謇在东南上层绅商中的影响,秘密嘱咐他的和谈代表唐绍仪,要他到上海时,先拜访张謇,探听他的意旨。 唐绍仪到达上海后,开始了南北议和。 议和表面上在英租界议事厅举行,但实质上的所有的条件都是唐绍仪与张謇、黄兴、汪精卫等在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达成的。 张謇是个实业家,他首先关心的是领袖人物的行政经验和能力,而将人品、信仰等要素放在次要位置。 如果要选革命党人作领袖,他宁愿选择黄兴,而对孙中 山持保留态度,觉得他太理想化。 如果在南北政治人物中作通盘考虑,他宁愿选择袁世凯,而对革命党人 12 持保留态度。 因为革命党人虽有过人之处,但有很多未知数。 更令他不能释然的是,革命党人注重理论,而缺乏政治经验。 袁世凯则不一样,他手中既有强大的北洋新军,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外交和军事阅历,熟悉省级及中央级的军政事务。 因此,他自然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 为了帮助袁世凯尽快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张謇为他物色人才、疏通关系,还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推荐给袁世凯。 为了让袁世凯尽快完成统一和恢复行政秩序,张謇建议袁世凯将一些 有影响、有号召力的革命党人尽可能网罗到北京,以减少不利因素。 他还刻意笼络黄兴,以便于袁世可以顺利遣散南方革命党人手中的军队。 张謇对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很满意,他看到革命带来的混乱很快结束了,国内政坛出现了一片升平景象,他希望袁世凯能从此带着中国走上立宪的道路,好使他的实业发展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好使他能在南通专心经营实业和教育,推广地方自治。 历史如果能这样发展的话就好了,但历史证明张謇选择袁世凯是个大大的错误。 张謇之所以选择扶持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精明强悍,能使中国尽快走向统一、稳定,因为这是实业发展的前 提条件。 他热望袁世凯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然而袁世凯并不是华盛顿。 1913年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革命党人被迫起兵反袁。 此时,张謇还没能识破袁世凯的真实面目,他不仅为袁世凯的行为辩护,而且还希望“国军”(北洋军)能早日消灭“叛军”(讨袁军)。 1913年 10月,张謇正式进入北京政府,与袁世凯进行了近两年的合作。 在北京,张謇有了就近观察袁世凯的机会。 1914年 2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并胁迫熊希龄辞去内阁总理一职,张謇开始觉察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他曾多次写信劝告、警告袁世凯,希望他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能像苏东 坡所说的那样“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利令智昏,听不进张謇的任何劝告,无奈之下,张謇只得以辞职加以抵制。 1915年 12月,袁世凯迫不及待的登上皇帝宝座,全国各地的反袁势力纷纷起兵,袁世凯被迫在 1916年 3月取消了帝制。 为了能在取消帝制后仍保留大总统的位置,袁世凯邀请张謇北上,为自己转圜。 此时已彻底识破袁世凯真面目的张謇断然拒绝,并明确要袁“激流勇退”。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和最后败亡,使张謇通过中央政权推动中国实业全面发展的幻梦破灭了。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 面,此时张謇再也无力和无心于中国政治了,他所做的只能是 在军阀混战的动荡环境中折冲尊俎,利用自己过去的声望和结识的各种关系,力图在南通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实业发展的和平安宁的局部环境。 他把自己的这种行动模式称为“村落主义。 ” 与世长辞、泽被后世 袁世凯死时,适逢欧战正紧,中国实业界充分利用了这一空隙,迅速发展起来,大生集团一时间财源滚滚而来。 大生集团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暂时弥补了张謇在政治上的失落。 13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部分地解除了束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枷锁, 1914 年,欧洲爆发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列强对华商品输出锐减,资本投资大大减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充分利用这一短暂的时机蓬勃发展起来。 据估计,1912—— 1920年,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在棉纺、面粉、缫丝、卷烟、火柴、电力、水泥、矿冶等行业的年平均发展速度分别为 %、 %、 %、 %、 %、 %、 %和 %。 棉纺织业是这一时期发展比较迅速的行业之一。 当时的棉纺织业 “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大都能获得意外的厚利。 ” 和当时国内许多民族工业一样,大生集团此时走上了它的颠峰。 截至 1921 年,大生一厂的资本增加到 2,500,000 两,历年纯利总额累增到11,619,155两;大生二厂的资本增加到 1,194,390两,历年纯利总额累增到 5,016,714两。 源源而来的大量利润,刺激了张謇等人扩张实业的热情。 1914年张謇出任农工商总长以后,就在海门常乐镇开始创建大生三厂,并且拟定了建立四厂于四杨坝、五厂于天生港、六厂于东台、七厂于如皋、八厂于南通江家桥、九厂于吴淞的庞大计划。 六厂于 1919年开始筹建,但不久流产。 八厂则于 1920 年开始筹建。 到 1924 年,大生一、二、三、八四个厂,资本总额共达 770 余万两,纱锭共 15 万枚,布机共 1500 余台,实力已经相当可观。 为了适应大生企业扩充资金的需要,他们从 1918年开始筹办淮海银行。 为了适应大生公司的运输需要,他们又陆续筹建大达轮船公司、南通大储栈等好几个项目。 其中以大达公司最有成绩,先后自置江轮 7 艘,代管大储栈驳轮 2 艘及广祥轮船 1 艘,开通沪扬、沪海两条航线。 此外,张謇等人还创办(或协助创办)了大昌纸厂、通燧火柴厂,以及许多服务性的企业单位为了适应南通实业发展的需要,张謇还积极推进南通公共交通事业,到 1927年时,南通的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406公里,占江苏 省的 %,约占全国的 %。 同一时期,张謇投资的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由于大生各厂对于棉花的需要量日益扩大,所以张謇等人从 1913 年开始掀起一个兴办盐垦公司的热潮。 到 1920 年为止,他在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泗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这片濒临黄海的 200 余英里的冲积平原上,先后投资了 70 多个盐垦公司,占有土地总面积达 455 万亩,投资总额共 2119 万元。 现今盐城的大丰、射阳两县即为当时大生资本集团的下属盐垦公司转化而来。 1920 年前后,张謇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大生资本集团在 1921 年全盛时期资本总额达2480 余万两,成为长江三角洲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在巨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下,张謇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生纺织公司董事长,通海、新南、华新、新都盐垦公司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主任,淮海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银行董事等职,成为中国实业界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被公认为“东南实业领袖”。 但随后情形急转直下。 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列强纷纷卷土重来,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接着 1921年淮河流域由于连续两月大雨,洪水泛滥, 14 江苏受灾惨重,造成棉 花价格大幅度上涨; 1922 年爆发的直奉战争,使大生主要产品 ——关庄布失去了东北市场; 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使本来已处于困境之中的大生资本集团更是雪上加霜。 从 1922年起,大生集团连年亏损。 1924 年,大生一厂由南通债权人张得记、顺康等九家钱庄组织的维持会接办; 1925 年,由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的银行团清算接办大生各厂,张謇仅保持了名义上的董事长的职位。 此时,张謇已是一位 72岁高龄的老人了,在这样的打击下,其心情之痛 苦、抑郁,可想而知。 由于体力衰退,事业受挫,张謇在 70岁以后,开始营建别墅亭榭,读书吟咏其间,领略田园风光,希望能借此摆脱烦恼。 但是,一生为家事、国事、天下事操劳的他又怎能静心享受山水田园之美与宁静呢。 1926年夏天,天气燥热异常, 73岁高龄的张謇身体消耗极大,家人劝他到狼山西边的梅垞避暑,可他仍然记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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