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中国社会学年会“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论坛论文集

20xx年中国社会学年会“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论坛论文集内容摘要：

国农民感情上的生育动力，这种生育动力一般不单独构成中国农民的生育动力，尤其是在传统社会中较少构成单独的动力。 欧美国家“天伦之乐”的生育动力相对较强，中国城市因图享受“天伦之乐”而生育的情况也远较农村普遍。 “随大流”则是中国农民普遍的行为。 李银河称之为“生育的村落文化”。 “随大流”有两种，一种是文化不自觉，在缺少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勿需反思生育行为，生育是 一种文化本能。 另一种是跟随村民的大多数，别人生了我也得生，人人都要生儿子，我不生儿子，就会被人骂“断子绝孙”。 这里的“断子绝孙”与宗教意义上的“断子绝孙”不同，因为这里只是一种区隔，是自己因为与众不同，而被人拿着“把柄”嘲弄。 第二种意义上的“随大流”，尤其是宗教性的及功能性的生育动力减弱，就为计划生育提供了可能。 简言之，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制性，使不是一户村民，而是很多户村民不能生育儿子后，“断子绝孙”就不再是一种骂名，生两个女儿，或只生一个女儿就变得正常起来。 除养儿防老以外，还有一种强烈的功能性生育行为，就 是因为宗族“人多拳头众”而可以在村庄竞争中居于优势的生育动力。 尤其表现在存在激烈的公开暴力竞争的村庄，同一集团的家族成员总是希望本家族成员多生儿子，以在与村中其他集团的竞争中占居优势。 这样一种功能性的生育行为，因为不仅有个人的动力，而且有家族的动力，就往往十分地强劲。 在现实中，以上四种原因并非截然分开，而是混合在一起起作用的，但在不同地区，主导原因所起作用的排序有很大差异。 总体来讲，宗族性村庄因为有浓厚的社区记忆，传统保存较好，而使生育中宗教性的传宗接代因素仍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内部存在激烈竞争的村庄， 农民生育中功能性的动力最强。 11 就我们调查的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农民的生育行为最容易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湖北荆门和辽宁大古都在 1990 年前后，因为国家强力计划生育措施，而彻底地改变了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 目前这两个地区即使政策允许头胎生女孩后还可以再生一胎，农民也往往放弃生育二胎，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生二胎养育成本太高，与其生两个却不能精心培养，不如生一个但作精心培养。 在生一个还是生两个，是否必须生儿子的选择上，浙江武义后陈村与湖北荆门和辽宁大古村十分类似，安徽小井村次之。 北方农村的差异最大。 北方农村的 关中新庄村、山西董西村、河南西姜寨和河南吕村镇，农民的生育理念中都有更多传宗接代的考虑，也有一定要生一个儿子的冲动，这类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太好做，因为生了两个女儿后，政府强力控制的结果是农民超生游击队的出现。 北方农村，农民生育动力里面，既有宗教性的动力，也有功能性的考虑。 在2020 年到安徽阜阳农村调查，发现正是村庄内部激烈的小群体冲突，使农民倾向多生儿子。 申端锋调查的鲁西南农村也是如此。 本书调查地区中，晋南董西村与此最为接近。 湖南衡阳农村的情况与北方农村相似，农民生儿子的愿望十分强烈，且计划生育工作是 乡镇干部最为头痛的工作。 衡阳农村农民的生育动力中，最大的动力是宗教性动力，这正是南方农村的特点。 在江西宗族性村庄，不生一个儿子，就无法传宗接代和不能延续香火，这是极其严重的事件。 江西宗族农村，老年人去逝，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能否进祠堂办丧事。 罗兴佐讲在他家乡江西吉安，一个90 多岁老太太的儿子是省人民医院院长，当老太太感到身体不适，就立即要求儿子将自己从省城送回农村老家，因为只有在老家去逝的人，才有资格在到祠堂办丧事。 罗兴佐讲的例子在宗族农村有相当普遍性。 通过比较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可以为理解农村计划生育 工作的难易及其地区差异，为理解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农民的生活理念，提供帮助。 在后面的讨论中还会回到农民生育这个话题上来。 五、农民的闲暇时间及其社会交往 改革开放以来，以前隐性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现出来，农民闲暇时间大量增多。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由两种不同的原因形成的，一是绝对剩余劳动力，就是说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农村劳动力。 二是相对剩余劳动力， 12 就是农业本身季节性特点所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的季节性剩余。 在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强有力的社队组织，国家将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修建大型工程，改良农田。 在缺少 资本的情况下，正是通过有效使用劳动力，新中国才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获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并在不长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分田到户以后，单家独户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因为社队组织解体，单家独户的小农无法将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建设（大型水利建设、村庄环境建设、基本农田建设等），这就使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剩余。 农民一年中可能只需要二个月从事农业生产，十个月时间却无事可干。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大量脱离农业从事第二、三产业。 1980 年代乡镇企业容纳了大量农民就业，“离土不离乡”被期待成为消化农村 剩余劳动力和中国工业化的主导方式。 到 1990 年代，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升反降，离土又离乡的工业化模式成为主导，大量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和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 理解当前农民的闲暇，离不开农民流动的背景。 从农业生产方式来讲，种植旱作物和种植水稻作物，对农业劳动强度的要求很不相同，而同样是种植水稻，又有双季稻、三季稻和单季稻的差异。 其中，种植单季水稻的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强度及所需时间最少，但对水利的要求较高，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湖北荆门、安徽徽州、浙江武义、 安徽肥西，都是种单季水稻，再加一季油菜或小麦。 辽宁大古村则只种一季水稻，湖南衡阳种两季水稻。 种单季水稻再加一季油菜（或小麦），一年的农业劳动时间，累计不会超过三个月，且其中农业劳动强度最高的插秧、收割环节，多有节省劳力的办法发明出来。 北方农村的河南安阳、开封，陕西关中，山西董西村，则均为旱作物种植，主要是小麦、棉花和大豆。 旱作物尤其是棉花种植耗时较长，劳动强度较高，机械化也较为困难。 所有案例地区，都有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占到当地农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其中较为特殊的是浙江武义县后陈 村近年成为县经济开发区，村里开始办起工业，农村劳动力可以就近就业。 后陈村的外出务工主要是繁育珍珠蚌，是较多技术含量的务工，与一般出卖体力的外出务工有所不同。 从农村留守人员的闲暇时间安排来看，湖北荆门农闲时间相当地多，其中大多数农闲时间都是在打麻将，而没有被组织起来进行公共或个人生产。 与荆门农 13 村农闲时间到处串门打麻将形成对照的是辽宁大古村。 大古村种单季水稻，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特别是漫长的冬季更是无事可做，但大古村民的串门却远不如荆门农村频繁，打麻将在大古村也很常见，却往往是公私分开的，即大古村村民更喜欢在 公共场所，比如村中小商店打麻将聊天，而荆门农村虽然老年人越来越愿意到村中公共的茶馆打麻将，一般村民却是在自家屋内摆开麻将场。 山西董西村人也喜欢打麻将，也多相互串门。 与荆门农村不同的是，董西村老年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机会众多，以至到了很晚的晚上，还会有若干老年人聚在某一家的门口闲聊。 老年人公开地频繁地聚在一户村民门口聊天，说明老年人在村庄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辽宁大古村老年人则是聚在村中一块公共场地上晒太阳。 真正可以说明老年人地位的，是河南安阳吕村镇李寨村 70 岁老人到县上为集体的事情上访。 老年人为集体的事情到县上 上访，说明老年人不是自顾不暇，而是可以关心公共事务的，他们希望将闲暇时间过得有价值。 若没有儿子媳妇的理解，老年人为集体的上访是不可能的。 与吕村镇情况相类似，湖南衡阳农村，老年人为农民负担上访甚至十分普遍，这也可以说明湖南衡阳农村老年人的地位是不低的。 因为农民闲暇时间很多，农民如何使用闲暇时间，就值得研究。 与农民闲暇有关的是农民能否利用剩余劳动时间来合作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来创造高质量的文艺生活。 农民相互之间的大量闲暇时间，正是可以进行合作医疗和民办教育的基础。 如果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他们将闲暇时间用于创造性 的文化活动和生产活动，则农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将会有大的提高。 而如果农民仅仅是将闲暇时间用于打麻将、买六合彩，则农民的闲暇时间会降低其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 六、电视、庙会和地方戏曲 农民闲暇时间的安排，大部分要从事文化活动，其中电视、庙会和地方戏曲是当前农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几种文化活动。 电视进入农村，是 1980 年代后期的事情，到 1990 年代中后期，电视即在全国农村普及，调查地区也全都已经普及电视，且电视均已对农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择要来说，在湖南文光村，电视机进入农民生活中，以前村民在夏夜聚在禾场 上聊天的机会变少了，而在家里看电视的时间多了。 电视一方面扩大了村民的视野，一方面又切割了村庄的生活。 因为电视进入到村庄，而使村庄进一步半 14 熟人社会化了。 电视还给农村带来了消费主义文化，带来了一个主导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与农民的村庄生活相差甚远，农民是这个世界的边缘人。 或者说，电视中的主流生活使农民进一步丧失了主体性。 与电视有相当差异的农村文化活动是庙会和地方戏曲。 庙会是北方农村常见的景象。 河南安阳吕村镇，庙会是农闲时间最为常见的活动，农民利用庙会来相互走动交流。 庙会上有各种文艺表演，也有商业促销，最重要的是 庙会往往是由农民轮流举办的，庙会因此成为农民生活中值得期待的一项活动，成为创造意义的活动。 关中新庄村的庙会也与农民自己的组织有关，正是农民组织起来修庙、庆典，才重续了建国前的庙会传统。 与北方庙会不同，在南方和中部地区，农村更为常见的是地方戏曲。 湖北荆门农村，常见地方花鼓戏表演，这些民间剧团表演一场只要几百元，农村中的老年人特别爱看。 老年人之所以爱看地方戏曲，是因为地方戏曲中有他们可以理解也为他们所期待的人生经验和人生理想。 电视剧则大多只是农村中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少年的偶像剧。 除电视、庙会和地方戏曲以外， 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提供有益的文化生活，十分重要。 沈阳市在大古村修建了一个水泥广场，这个广场就成为了大古村民夏天的好去处。 浙江武义县后陈村在 1990 年代成立了老年人协会，有一个简陋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村中老年人就有了一个好的活动场所，他们可以相互关照，老有所乐。 我们在湖北荆门和洪湖四个村建立了四个老年人协会，老年人便自己组织起来为丰富自己的闲暇生活和提高闲暇质量而努力。 在四个老年人协会的活动中，最为经常的活动，是观看影碟机播放的地方戏曲。 在江西和福建的宗族型村庄，农民还会将大量时间用于宗族性的 活动中，如编修族谱，维修祠堂，组织公共性的祭祀等等。 在安徽徽州的宅坦村，村民组织编写《村志》，而在另一些地区的农村，则有龙舟比赛，舞狮比赛等。 怪异的是，当前农村中，最为广泛隆重且影响深远的文化活动，也许是举办丧事的仪式。 后面我们会进一步讨论丧事仪式及其在当前不同地区的差异。 七、人情往来 人情往来是一种互惠行为，也是建立交往，界定亲友的手段。 人民公社时期，经济收入比较平等，且农村经济条件较差，农村人情往来多送实物和少量现金。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收入差距拉大，现金收入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条件 下，农村的物质匮乏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可 15 以用钱来购买。 农村的人情往来因此越来越以送钱代替了送物，礼物质的含义消失了，而量的含义凸显出来。 一旦礼物由实物变成现金，人情往来就容易变成赤裸裸的收入与支出的计算，变成投入与回报的计算，变成办酒席是否划算和“人情债”该如何偿还的计算。 人情本身的含义反而下降了。 在有些地区，办酒席是一件收入较多（送来的人情钱）和投入较少（办酒席的开支）的事情，人们因此会想方设法多办酒席，以收取更多人情钱，这样一来，到了农闲时节，农村家家办酒席，户户收人情，村民天天送人 情吃酒宴。 从外在的角度来看，村庄中因为办酒席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密集，村庄的社会资本增加了。 从实际的后果来看，因为酒席的赢利性质和村民人人惧于酒席，农村人情徒具形式而无内容，农村密集的人情往来深刻地消耗掉了村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村庄团结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 依据分田到户以来农村人情数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可以将调查农村分为两类，一类农村的人情越来越密集，村民被人情债搞的疲于奔命。 典型如湖北荆门农村。 尤其是进入 1990 年代以来，农村人情之多，酒席之密，到了农闲季节，几乎家家办酒席，天天送人情，一般 农户每年用于送人情的支出，占到一年现金收入的 1/3 以上。 办酒席的事由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繁，如建房、考学当兵，婚丧嫁娶，小孩出生、周岁及以上的所有整数的生日，等等。 送礼的金额越来越高，从每次 2 元、 5元，到 10元、 20元，到现在每次 50、 100元。 酒席的人数越来越多，从一般 10多桌，到最多 50多桌甚至上百桌，等等。 仅次于荆门农村人情频度的，可能是安徽徽州宅坦村和湖南衡阳文光村。 北方农村酒席的特点是频度不高，但规模很大，动辄办一百多桌酒席。 不过，北方农村酒席不丰盛，且送礼的金额一般不高，办酒席是亏本的事情。 本 书调查四个北方农村，都是酒席规模越大越亏本，且北方农村至今仍然存在送实物的习惯，以至于河南西姜寨乡杨岗村规定，农户送礼不得送实物，以免送得太多造成浪费。 安徽小井村也是办酒席特别少的地区，农民除婚丧事以外，一般不办酒席，即使办酒席，也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 浙江武义后陈村的情况与小井村相类似。 这种未将酒席规模办得很大，且酒席频次不高的村庄，却可能有良好的村庄内部认同与合作。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构成以上不同地区人情往来差异的（此处不讨论年节的人情往来），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