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xx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

巴金1904-20xx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内容摘要：

“ 输多少西西的血。 该怎么办。 ” 我安慰她： “ 你只管放心。 没有问题，治病要紧。 ” 她不止一次地说： “ 你辛苦了。 ” 我有什么苦呢。 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 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 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 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 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 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 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 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 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 眼睛很大，很美，很亮。 我望着。 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 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 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 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 邪书 ” 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在第四部分，作者的情感又一次转向现在，梦魇般的日子结束了，巴金恢复了自由，又能重新拿起笔了，但斯人已去。 作者的记忆又转向更遥远的过去，和萧珊初识的日子，他们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岁月。 在呼应开头的同 时，他充满深情地评价自己亲密的爱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情感显得深沉而真诚。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 在我那两册 《 旅途通讯 》 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 „„ 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耳边说： “ 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的确，只有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 “ 我们要分别了。 ” 她不是 “ 作协分会 ” 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 “ 勒令 ” 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 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 …… 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 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 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 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巴金的这篇作品文字质朴，以情取胜，是当代散文史上的悼亡名篇，堪与朱自清的 《 悼亡妻 》 相媲美。 但这又不是一篇纯粹的悼亡之作，全篇在情思婉转之中有沉痛的叩问，直指文革的荒谬与黑暗。 《 怀念萧珊 》 与《 随想录 》 的其他怀人系列相比，虽然在自我批判上不是特别突出，但仍然可见作者的自省意识。 他痛苦地看到自己为妻子和家人所带来的厄运，情感真挚沉痛，摈弃虚饰，以质朴的记录风格见长。 这种无技巧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巴金 “ 讲真话 ” 理念的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