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文学应用研究中的七个关键词内容摘要:

是成立的,同化也多半会发.页眉 . .页脚 生,然而正如历史学者 Sucheng Chan 所指出的, ‚ 只有当本地社会( host society)成员给外来移民以成为平等的、同居一方土地并且在根本意义上互相影响的社会成员的机会时 …… ( 不幸的是)晚近以前亚裔移民从未得到这样的机会。 ‛ [ 5] 当然,并非 Lim 女士一人坚持文化身份可变性的观点,即坚执于某种文化身份的心态是可变的。 作为 ‚ 还我美国 ‛( claim America)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者,汤亭亭在她的《中国佬》( China Men)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小说中,叙述者对她父亲无限眷恋中华传统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于是便鼓动他把他的过去统统抛弃,这时父亲迟疑地问道: ‚ 你的意思是忘了过去就能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 这个反问表明他的不情愿、不确定、不明白,因为他的过去并不是一个一文不值的老 背包,可以随意丢弃或替换。 即使他能够掏空他的过去,完全离弃他作为社会人的文化源头,就像他的前辈把妻子情人抛在身后那样,只要主流话语依然倾情于 ‚ 美国主要是白人的美国 ‛ 的观念,他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 ‚ 真正的美国人 ‛。 妻子情人固然是被留弃在中国老家了,但她们不会被真的忘记。 说到他们身上的文化承传,道理是一样的。 借用荣格的观点,人的文化基因的惯性与力量,或者说绝对统治力,有时是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因为人之为人正是在这种文化中成型的并反过来作用于这种文化。 脐带.页眉 . .页脚 只要剪断才可以开始新的、真正的人生,然而文化的承传却完全不是这 样。 再说,做一个美国人也并不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过去与文化。 相反,按帕特里克 • 墨菲的话说,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坚持自己的文化习惯当是更好的选择,那样才会使人类的多样性得以形成并获得保持。 而且,为了有个更好的未来,弱势族群也许确实需要尽可能地抵制同化、保持自身文化传统,以便维持生存意义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并在不无敌意的本地社会里保持某种平和的心态。 当生存被文化地错置或重置之时,人生难免适无所之,而此时,存留生命深处的文化遗产则可以使生存获得某种方向感。 移民海外的人即使能够成功地抛弃他们的文化传统 ‚ 包袱 ‛ ,在 日后某个时候的某种情况下,为了生活,他们还是会再度回到当初离弃的传统。 当代美国第三代日裔作家David Mura 详细描述了他由日本人而美国人再回到日本人这一心理 /身份转换的充满伤痛的经验过程。 在他的那部描写以最终归向日本文化之根为结局的流浪心史的小说《左右摇摆的日本人》( Turning Japanese)里,他坦白道: 直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多数情况下仍是尽量避免正视我作为第三代日裔美国人这样一种身份,我情愿把自己看作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一分子。 结果是自我憎恨甚至自我凌辱 …… 若不是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本族 文化身份,我也许已经自杀了。 .页眉 . .页脚 张敬珏( King_kok Cheung)在《重新审读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一文中也说到, ‚ 即便是美国出生的亚裔 —— 他们曾一度尽量拉大他们与自己母体文化之间的距离 —— 也对自身的亚洲文化传统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第 7 页)。 在谭恩美的《喜福会》里,体现在妇女们身上的本族文化传统的自觉与回归 —— 这使其文化人格显得更加完整,证明了张敬珏观察的精到之处。 Lim 指出,移民之所以不能够接受盎格鲁 — 美利坚身份认定是因为他们是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到美国的,并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文化背景是可以 被取代的。 她似乎在暗示人们,所谓身份来源于某种文化基底。 换个说法,不同的文化铸就不同的身份。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的承传并不是构成身份的唯一因素;它比所谓文化基底拥有更多意蕴。 生活中的许多情形均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一个种族主义社会里,肤色在告白一个人的身份时有时比别的什么都更为关键。 林英敏( Amy Ling)注意到,由于两种文化构成的张力,华裔妇女常常陷入被两个世界所挤压的尴尬状态。 在《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中,她无可辩驳地指出, ‚ 美国华裔妇女的面部特征表白了她们身上的亚洲文化背景, ——这是一种事实 ,然而就其所受教育、出生地以及生活选择而言,她们是美国人 ‛ (第 20页)。 尽管美国华人成长于美国文化,尽管他们 —— 由于教育乃至一切文化习得过程 —— 也.页眉 . .页脚 许愿意被动地或无意识地与盎格鲁 — 美利坚身份保持一致或保持某种默契,但他们身上的中华文化背景还是无情地告诉人们:他们是 ‚ 外邦人 ‛。 显然,不管是 Mura 的向日本文化之根的归依,还是 Ling 所看到的华人在本族文化传统与当前美国文化教育之间处于两难境地的现实生存,都无不表明,少数族裔正不得不面对一场文化身份危机。 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他们的美国教育背景,他们持有的美国证件,所有这些都不能使他们按照某种实际有效的方式在美国如其所愿地生活。 这种尴尬处境通常会唤醒他们关于其本族文化传统的明确的自觉意识(林英敏评述了许多华裔女作家这方面的作品, Mura 也的确因此经历了一场身份转变的磨难)。 按照小圣胡安的说法,这是因为, ‚ 当共同面临的危机意识被诸如 ‘ 异化 ’ 、 ‘ 无家可归 ’ 、 ‘ 隔离 ’ 、 ‘ 放逐 ’ 、 ‘ 孤立 ’ 等词语激活的时候,便会发生本族文化传统意识的自觉 ‛ (《霸权主义》,第 166 页)。 Lim 以为华人移民并不是作为一块可以任意涂画的白板来到美国的,这是对的。 然而她所设想的只要移民在当前的新环境里呆的时间够长,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就可以刻入并嵌定在这块白板上,则是过于简单化了。 通常情况下,移民从本族传统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化因子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削弱。 在这种过程里,不同的文化观念交相混合,移民也会最终 —— 即便不是完全地也至少是一定程度地 —— 与主流文.页眉 . .页脚 化协调起来,并在新的文化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 但这只是就通常情况而言的,并非具有必然性。 比如,大多数华裔美国人仍然使用中国名字:作为第五代美国华人,赵健秀有的时候更愿意使用他的中国名字(参考杜维明的《常青的文化之树》)。 当然,就华裔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 这是因为,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重建的历史诉求是从特殊的历史境遇中衍生出来的,有着特定的时空因素,并与一系列内部、外部事件相纠结。 能够说明这种观点之可靠性的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例证是 ‚ 金山客 ‛ ( 19 世纪侨居旧金山的华人)的生活经历。 在 19 世纪中期劳动力贸易中,大约有 14万华人被卖作苦力建设跨越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一旦不被需要,这些人便被作为 ‘ 黄色瘟疫 ’ 驱逐,并通过 1882年排华法案将他们从美国大陆打扫干净。 排华浪潮以所谓的‚ 君子协定 ‛ 、名目各异的法律援助行动、暴力清除法案等方式得以加强。 当我们重习历史并给华 人在美国的遭遇赋予历史意义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盲目的经验主义并不能缩小主观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因而也就无法使那段不幸的经历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 —— 而这正是一些作家比如任璧莲 (Gish Jen)、 Gus Lee 以及早期的汤亭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时间并不能医治一切伤痛,再说,大部分华裔美国人也不是刚刚移民美国的新移民,而是历经沧桑的 ‚ 老移民 ‛。 不管.页眉 . .页脚 他们在美国居住多久都一样会被偏见紧紧困扰,不管他们取得多少成就、对社会有多大贡献都不会完全被承认。 对于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他们为主流社会所排斥。 正如S• E• 索尔伯格在为黄忠雄的《家园》( Homebase)一书所写的《编后话》中所说,华裔美国人面对的现实是: 华人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远远早于我们挪威人来到这片土地上定居。 然而,没有人质疑我身上的美国身份、我在这里生活的权利,而华裔美国人却一直以来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 美国对于他们是陌生的。 美国的法律不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此起彼伏的种族主义仇恨不断打击这个绝大多数是男性的族群,华人的长相也成了辱骂的理由,他们始终不被接受。 (第 99 页 ) 索尔伯格所说的泛种族主义社会现实、无所不在的人种歧 视以及华人的醒悟,说明了为什么作家们会那般坚决地投身于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书写,为什么他们会走进是非分明的历史寻找华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最终的生存根据以便向世人宣告:还我美国。 尽管华裔文学写作已有一个世纪之久(根据黄秀玲在《淡化民族主义》一文中所说[ 6],早在华文诗歌被刻在旧金山湾天使岛上禁闭华人的木板墙上的时候,华裔文学事实上就已经出现了),然而被普遍赞许的具有明确意识的寻根写作的出现却是晚近的事。 具体地说,应当是从1974 年出版的由赵健秀、 Jeffery Paul Chan、 Lawson Fusao .页眉 . .页脚 Inada、黄忠雄等人编辑的《哎呀。 美国亚裔文学选集》开始的。 就其所体现的开创性而言,这部选集在美国亚裔 /华裔文学史上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作为论定亚裔美国人 —— 主要是华裔及日裔 —— 文化身份的重要一环,它是美国亚裔 /华裔文学建设中的一件具有创生意义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黄秀玲在同一篇文章中特别指出: ‚ 没有赵健秀先生以及他的同仁们就不会有这部选集,正是他们,开风气之先,精治于论述,基于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将界定美国华人文学根本属性的大部分重要观念推给了学术界。 ‛ 此外,他们还就华人文学的 ‚ 纯真性 ‛ 作了界定。 为此,他们从一个 全新的角度就亚裔美国人过去以及现在是什么、是谁的问题作了认真的理析。 他们从华裔的经验、理智、对种族歧视、社会不公以及对东方主义文化实践的挑战程度来定义华裔美国人。 他们以对东方主义文化实践的态度来界定华裔身份,因为东方主义是一直维持着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实践。 在 ‚ 哎呀 ‛ 选集的前言里,他们表达了定义这一特殊少数族裔的紧迫性,而这种紧迫性则来自于他们这样的苦涩的醒悟: ‚ 在连续七代人的时间跨度里,由于种族主义司法过程的压迫和变相的白人种族社会偏向,使得今天的亚裔美国人生活在自我蔑视、自我否定和人格缺残之中。 ‛ 说白 了,这种情况等于亚裔美国人一直以来都在经历着文化变形( cultural metamorphosis)的文化生存体验。 由社会、文化现实引起.页眉 . .页脚 的自我摈弃的心态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 —— 按照赵健秀以及他的同事们的说法,一些亚裔美国人完全不自觉地陷入这样一种错误观念: ‚ 作为华裔或日裔美国人,他们的存在不具有文化的完整性,他们既不是亚洲人(华人或日本人),也不是美国人(白人),甚至也不是两者的模糊性混合 ‛ (第8 页)。 他们接着说道: ‚ 这个 ‘ 既不是 …… 也不是 ’ 的神话以及二者混合、双重人格的愚蠢构想盘踞在我们心里挥之不去。 ‛ [ 7]关于亚裔美国人文化处境的这种价值评判势必引发争论。 例如,林英敏就曾写了一本书辩论 ‚ 双重人格 ‛的问题。 她认为,双重人格最好地反映并捕捉到了华裔美国人的当下的文化间际性现实。 另外,华裔女作家被困在两种世界之间并成为这种困境的牺牲品。 由于在文化归属上缺乏明确指向,她们在寻求自身主体性时感到困惑、迷茫,这种情况反映在她们的创作中形成了华裔美国人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而双重人格的观念最好地概括了文学创作的这一面貌。 ‚ 哎呀 ‛ 选集的出版使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成了一个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关于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和热烈争论终 于促成了 1990 年的夏威夷学术研讨会。 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会议论文于 1991 年作为 Daedalus特刊编辑出版。 后来,作为 ‚ 哎呀 ‛ 选集的扩展版, 1991年又出版了《大哎呀。 美国华裔和日裔文学选集》。 ‚ 大哎.页眉 . .页脚 呀 ‛ 的出版又引发了关于文化身份问题另一次探讨热潮。 编辑们所作的选集的引言和收在书中的赵健秀的文章《华裔作家:真的假的一起来吧》为身份问题的争论又增加了新的活力。 一时间,来自各个方面的人,只要他们谈论李扬立的诗歌、汤亭亭和谭恩美的小说或者赵健秀和 Henry Huang 的戏剧,他们就有兴趣 表白一下他们认同什么(文化)以及自己是谁这一简单而又错综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Li, David Leiwei.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tradition: displacing American orientalist discourse[ A] . in Shirley Geok_lin Lim and Amy Ling (eds),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 [ C ] .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2. [ 2 ] Cheung, King_kok. Review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A] . in King_Kok Cheung (eds), An interethnic 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 C] .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7. [ 3] Wong, Cynthia Sau_li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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