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以苑里地区为中心

缪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以苑里地区为中心内容摘要：

地不足，加上台灣逐漸開發，一推一拉之間，對移民形成莫大的吸引力，加上渡台禁令到後來陸續放寬，也促成移民大量進入台灣。 粵人在通霄的開拓晚於閩人，但規模較大，由於粵籍人士在朱一貴事件中，協助南澳總兵朱廷珍平亂有功，亂事底定後，清廷於 1723 年（雍正 10 年）開放對粵民之海禁，此後粵籍移民才大量湧入苗縣各地拓荒，通霄一帶在清乾隆年間（ 1736~1795）為粵籍移民來墾最盛時期，雖然沒有關於通霄當地住民原籍的統計，但苗栗 、公館、西湖有大規模原籍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的墾民進入 18。 這樣看來，繆氏祖先自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遷移至苗栗縣通霄來看，就不太可能沒有大眾遷移的行為出現。 至於分析繆氏宗族的遷徙，大致可以歸結出幾種分佈原因： 經濟因素 (1)最初從大陸來台的遷徙，據老一輩繆家人回憶，聽說是因為台灣土地肥沃，開墾容易，所以才從大陸渡台。 (2)至於通霄的地理環境也是屬於山多田少，除了梯田耕作辛苦外，取水也是一大問題，烏眉里的繆春祥先生回憶：因為作物以水稻為主，要從河流引水灌溉，但往往大雨過後，又得重新疏圳；此外也會受雇從事挖 池塘、疏圳的工作。 他也聽說苑裡的農田面積比較大，水源比較充足，耕作起來應該會比在通霄輕鬆。 繆清華先生也說因為他父親因為在通霄能開墾的土地面積有限，所以才遷至苑裡開墾。 至苑裡開墾後，由於多以佃耕維生，因此隨著租佃關係的變化而遷徙，也漸漸形成散居的狀態，大體而言，由於到苑裡的時間較晚，所以繆氏族人只能居於土地較為貧瘠的溪埔地，或是農業發展最晚的苑裡南邊的各里。 空間分布上，繆氏族人的聚落主要分布在苑裡的邊緣地帶。 (3)光復以後，自 1971～ 1987 年（民國 60～ 76 年）間，遷出與遷入人口數，淨移出每年都超過 800 人以上，以 1979 年（民國 68 年）為最高，達到 1126 人，農村人口離鄉之比率高出全台平均值，顯示農村勞動力嚴重流失，並以遷往北部為多。 繆氏宗族在此一社會環境的衝擊下，亦復如此。 據接受訪問的繆氏族人表示，已有一部分的後代遷出，近則日南（幼獅工業區）、台中，遠則台北、桃園等地皆有分佈。 婚姻關係 18 陳運棟，《客家人》，聯亞出版社，民國 69 年初版，頁 105～ 108。 轉引自潘英，《台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佈研究》，南天書局， 2020 年 3 月初版，頁 242～ 243。 81 婚姻關係也是促成氏族流動的原因之一。 由於繆氏家族的經濟條件較差，所以有時也會因為招贅而產生遷移。 例如十八世祖的繆記（ 1881~。 ）在 1900 年時，為南勢庄（今南勢里）李清秀之女李嬌（繆李嬌）招贅入籍，不久因李清秀 生下一子，所以在 1911 年分家，先後遷至土城庄、日南庄。 至其長子繆桶，與繆釵結婚，入居苑裡街山柑尾。 據通霄的繆細福先生回憶，繆氏族人因為經濟條件較差，所以會經由旁人的介紹入贅苑裡的人家。 也可以此得知婚姻關係也是繆氏族人由通霄到苑裡的原因之一。 政治因素 繆氏族人今日在台中縣和平鄉的分佈則與政治因素有關。 日治末期，繆清溪先生被徵調至南洋當軍伕，因感此去不知是否能活著返台，臨到碼頭時，就毅然跳海，後逃至台中縣和平鄉山上躲了起來，以種果樹維生。 後來政權遞嬗，繆清溪先生回到苑裡與家人團聚，四弟繆清煙後來也隨之 遷往和平鄉。 在清朝前期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下，繆氏宗族離開廣東省陸豐縣遷往台灣，進入苗栗縣通霄定居；但從通霄到苑裡，則是日治時代因為經濟因素或其他政治原因向外遷徙的結果，進入工業化社會後，繆氏族人，尤其是年輕的一輩，又因為工商業的發展向外遷移，分佈在各大城市或城市的邊陲地區。 從繆氏宗族的遷移研究，可見經濟因素是影響其遷徙分佈最主要的因素，從這樣的變化，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台灣拓墾與社會發展史的一個縮影。 三、繆氏宗族與苑裡地區經濟的發展 （一）農業經營 土地開發 (1)早期的租佃關係 在土地改革推行前，依 農村慣例而存在的租佃制度，對佃農有許多不利的規定。 佃農向業主 地種植，有的是以書面契約的方式，有的則是口頭約定；至於地租的多寡，一般以「租」稱之，耕佃一塊土地給多少租，除因面積大小不同而有所差異外，土地的良瘠亦是影響地租之要因。 但地租租率以生產收穫量的 50％為最常見，亦有高達 70％者。 通霄的繆春祥回憶過去日子的辛苦曾82 提到： 來台後最早住在高澗，那時候是佃農，我的父親繆阿讚生於民前三年(1919)，也是佃農，因為生活窮困，所以跟姓張的地主租佃土地。 田要租金，但山上的地僅用來燒木炭，也因貧瘠，所以在這種地方耕種 ，可以不要租金。 所以那時我們晚上耕自己的田，白天則去替別人耕種，米和稻穀拿去賣，自己則以地瓜裹腹，或者去替人家燒木炭、去開墾、挖池塘、疏圳 苑裡新復里的繆金永也有在過年前搬家的這種回憶。 說道：「以前的地主蓋房子給佃農住，因為佃農除了勞力以外，什麼都沒有，要是付不足應繳的地租，就趕人走，換別人做。 所以，小時候在冬天都要搬家。 」 除了地租以外，佃農還要繳納水租。 苑裡的水利灌溉設施是促使其農業能向上發展的動力。 由於通霄缺乏廣闊平原以及充裕的水源灌溉，使得部分的繆氏族人遷至苑裡發展。 由於農田灌溉的埤圳利用同一水源， 往往容易引起紛爭，日治時期成立水利組合乃是沿襲公共埤圳而來，但統率若干小埤圳於一機構之下，即負有解決用水及排解紛爭之使命，若組合與組合間之紛爭，則由官廳以解決之。 1923 年（大正 12 年）至 1935 年（昭和 10 年）的水租平均在五~九元之間； 1936 年（昭和 11 年）的水租，平均維持在八元左右 19。 居住在苑裡地區的繆氏族人認為水租的負擔並不算輕。 但在他們的回憶中卻極少有因為水產生的爭執，可見水利組合的功用有相當的發揮。 至於農作物方面，由於佃耕的土地較為肥沃，一方面也顧慮到苑裡的氣候，因為風大，在來米比較會掉穀粒， 也比較不耐風吹，所以，作物大部分以種植蓬萊米為主，間或夾雜在來米的種植。 在我們的訪談中，這些過去辛苦的種田的繆姓族人是沒有怨天尤人的，仍舊是辛勤地工作，慢慢累積起了一點積蓄，然後在日治時期就買下了土地，或者有些經由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漸漸地取得了土地所有權。 (2)溪埔地的開發 日治末期，苑裡鎮南陲地帶毗鄰大安溪與房裡溪，每逢雨季，溪水高漲， 19《苑裡鎮志‧建設 篇》，頁 590。 83 則必氾濫成災，附近村里飽受淹水之苦，而溪河氾濫之廣約數十里，無氾濫之日，河床一片乾涸，放眼望去，全是佈滿亂石的石埔地（又稱溪埔地），只能任其荒 蕪。 日治時期，官方為繁榮地方農業發展，並整治水利，特設置獎勵辦法，鼓勵農民於溪埔地墾殖為農田，凡依規定申請並完成墾殖者，除該農地所有權屬於墾荒者外，並依墾殖面積酌發補助金。 部分較有積蓄的農家（如葉氏）採取集資雇工的方式，努力墾荒以闢良田。 原居新復里、田心里，及苑裡南陲的繆氏族人多因經濟條件較差，大半是因為負擔不起佃租，所以才開始轉往溪埔地進行私人的開墾。 但是這樣的開墾過程非常艱辛，較有能力的人可以先跟台糖承租台車，鋪設鐵軌，從社苓丘陵山地一路鋪設至開墾之河床地，便於墾殖工作的進行 20。 但對繆氏族人在此地的開 墾而言，只能完全以人力來進行。 先將開墾之河床的石頭依大小而搬移整地，一面搬運河石蓋建堤防駁坎，一面將搬不動的巨石就地挖掘坑洞，將巨石埋於河床下。 整好地後，再用人力將挖掘的山土，一擔擔的覆蓋在河床上。 就這樣，墾荒的繆家人們，一鋤一鋤的挖石頭、埋石頭、搬石頭，一鋤一鋤的挖山土、運山土、覆蓋山土。 歷經重重的艱辛奮鬥，才將礫石滿布的河床，開墾成綠油油的農田。 在這樣的開墾中，一部分的繆氏族人在日治末期已經取得了土地所有權。 開墾較遲者，則要留待光復後公地放領期間，方能取得土地所有權。 至於溪埔地的水利設施，玉田里的繆阿 發先生說：當時繆厝庄的引水是用山柑圳的水，田地加上灌溉，農業就跟著發展了。 不過剛開墾完的土地，由於土質較薄，所以只能種植在來米或蕃薯，大約在光復前後，蓬萊米的種植才開始多了起來。 土地改革的經驗 光復後土地改革的第一步為三七五減租，自 1949 年（民 38 年）就開始全面推行，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則遲至 1951 年（民國 40 年） 6 月才正式公布。 三七五減租是將租率降至 ％，確定耕地租佃期間不得短於六年，同時禁止轉佃及預收地租及押租，從而使佃農收入趨於穩定並大幅增加。 因為三七五減租已經劃分了土地所有權與土地 使用權，佃農享有土地使用 20 王春風編著，《蓬山文史專輯 第一輯 苑裡篇》，苗栗縣蓬山文教協會，民國 90 年 5 月，頁 123~125。 84 權，地主不能任意撤換佃農，也不能以威脅利誘的手段強使佃農退還其承租的耕地，因此，地主出售其所擁有的土地，也只能轉讓其所有權，不能處分其使用權。 因此，在三七五減租後，台灣同一等則的耕地就有兩種價格，一種是自耕地的價格，另一是出租地的價格。 自耕地價格是自耕農自有土地的價格，它包括土地使用權，一旦發生買賣，買受人可以自耕，故價格較高。 出租地價格是佃農耕地的價格，因為佃農的土地使用權得到法律的保障，新業主買進仍不能收回自耕，所以只好壓低其賣價。 因此，出租地價格常不及自耕地價格的三分之二，有些 地主甚至樂於將土地售於佃農，以增加其售地收入，佃農無形中分享了土地價格的三分之一以上 21。 對佃租的繆氏族人而言，在土地改革前，多隨著租佃關係的變化而遷徙，也漸漸形成散居的狀態，大體而言，廣泛分佈於苑裡南邊的各里。 但歷經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之後，不少人從地主的手中買下了田地的所有權，地價負擔是繳納年收穫量的 25％，連續十年。 一方面，負擔不但比過去為輕，也使終於有屬於自己的地，為自己及家人耕種，也終於能蓋自己的房子。 但另一方面，這十年間，佃農也不能把買得的農地自由讓渡和買賣，繆氏族人也因此依其所購的農地，而散 居苑裡各主要農業區，不若通霄的繆氏家族仍有明顯的聚居現象。 而在溪埔地開發的繆氏族人，由於當初的開墾多是屬於私人的開墾，因此土地所有權屬於官有，在土地改革期間，依據公地放領的政策實施。 1948 年（民國37 年），公地放領開始小規模的試辦，後因推行三七五減租工作而暫時停辦， 1951年（民國 40 年）恢復辦理，以 1951 及 1952 年（民國 41 年）完成者居多。 放領對象以依法承租公地之自耕農為第一優先，其次為住所在放領地十里以內之雇農、承租耕地不足之佃農、耕地不足之半自耕農、需要土地耕作之原土地關係人及轉業為農民者。 放 領地價係按照土地等則全年正產物收穫量兩倍半折算實物計算，分十年償付，其數額包括田賦或土地稅，以不超過其所領土地全年正產物收穫量 ％為準。 根據當時估計，承購公地十年間的價款償付負擔尚較三七五減租地租負擔輕 10％～ 20％，故承購公地農戶享有很大的利益。 1950 年代，開發溪埔地的部分繆家族人在將開墾的農地申報後，完成放領的 21 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四十年》，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民國 80 年 5 月，頁 42。 85 手續，但是一部分屬於家屋的建地，並不在放領之列，因此只好再到國有財產局買回土地所有權。 但也有的繆氏族人，因為沒有清楚瞭解公地放領政策，而平白錯失了買得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