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关系”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关系”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内容摘要：

所谓自主知识产权其实主要是指国内权利人所掌握的基础专利以及基础型计算机软件等。 [23]核心专利或者说基础专利是经济安全、尤其是企业经济安全的基础。 缺乏基础专利或者基础型计算机软件等知识财产，会给企业、进而给国家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失。 例如，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就重要专利比较，美国有 104， 541项，而日本只有 76， 984项，因此，在许多专利诉讼中，日本企业受挫，在贸易中损失惨重。 [24]再例如，微软控制了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市场，不仅在经济损害了各国国家利益，也威 胁到国家的信息和技术安全。 按照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科技创新决策，在新技术领域集中精力，不间断地在各国获得一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性手段。 通过技术分析，集中力量，在发达国家编织严密的知识产权权利网络中不断打开缺口，才能打破它们的技术垄断、市场垄断和竞争优势，维护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技术安全和正常的市场秩序。 （四）、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团结世界上与我国利益一致的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充分保护我国的利益的必要手段。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是客观的，斗争也是客观的。 在一揽子协议的诱惑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行了重大妥协。 但是，随着 TRIPS协议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有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问题不断出现，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下的损失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有了客观基础。 《多哈宣言》所反映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健康问题上的一致性就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壮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完全有条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上施加积极影响，使国际知识产 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利益的方向上发展。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正在从 “零和博弈 ”的模式发展到共存共荣的新型关系模式。 我国的技术、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市场上也存在知识产权利益。 按照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既团结发展中国家，又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保护我国在知识产权上的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三、维护国家安全的知产权对策 （二）、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建立知识产权安全制度 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安全例外条款，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安全制度。 TRIPs协议第 73条规定了安全例外条款。 主要内容为协议不得阻止成员采取认为对保护其根本安全利益所必须的任何行动以及协议不得要求披露违背其根本安全利益的信息。 [25]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序言中也宣称 “各成员认识到不应阻止任何国家采取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措施。 ”这些条款实质上是为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封锁技术而设 [26]，其中存在很大的滥用可能，甚至有人认为该条款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干涉的工具、经济侵略的机制和殖民主义的一个新变种。 ”[27]但是，从实践中看， “安全 ”和 “基本安全利益 ”往往被进行宽泛的解释， “安全 ”和 “基本安全 ”的概念仍然可以作为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保护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基于 WTO的例外条款，建立知识产权安全制度，在WTO框架内解决一定时期特定知识产权问题是可行的。 目前我国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具体落实例外条款的有关法律规定，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国家利益。 仿照美国的制度， [28]我国可以在 WTO执行的框架下建立自己的安全机构，负责审核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技术进出口对我国的影响，转变原来安全限于军事斗争安全，技术安全限于军 事技术的观念，使安全与贸易挂钩，通过国际贸易的手段充分保护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 利用 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促进技术和信息的流入，保护技术和信息安全。 TRIPs协议第 7条规定， “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互相利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根据这个宗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 “创造者 ”和知识财产的 “使用者 ”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应该是相对平等的。 充分利用这个条款，在保证 “对专有权作出的 ”“限制或例外仅限于某 些特殊情况，且与作品的正常使用不相冲突， ”“不无理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的界限内，在制度上进行有关安全的安排是可行的。 例如，完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的有关规定，使之上升到法律的层次，把强制许可当作技术转移壁垒的强大威慑力量，是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允许的、有利的技术安全武器。 目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并没有明确《专利法》所称的“ 紧急状态 ”、 “非常情况 ”以及 “公共利益 ”，在留下的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使该《办法》操作性大打折扣。 再例如，要求著作权人在我国国内在合理的期 限内以合理的价格出版或者许可其作品、进而保证信息安全也是可行的。 避免再次出现美国 EST诉新东方学校的情况。 [29] （三）、利用我国在知识财产中的若干优势，加速建立保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有关法律。 在知识产权领域，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技术进口国，是知识产权的 “使用者 ”。 但是，在遗传资源、民间文艺、传统知识等方面，我国却占据一定优势。 而从目前的知识产权发展趋势看，发展中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传统资源、传统知识等客体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国家已经或者正在建立关于生物多样性和其他遗传资源的法律，对于这方 面的利益加以保护。 [30]在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以及医疗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今天，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获得生物多样性资源、人类基因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可以通过建立有关法律，分享使用上述资源的利益或者保护上述资源不受损害。 同时，在国际上，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对上述客体的保护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有利于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扩大到生物和基因技术，也导致生物海盗行为频频发生。 因此，在我国生物和基因资源十分丰富的国情下，尽快出台关于基 因研究的知识产权政策，坚持对于 “发现 ”不授予专利的原则，保护我国的基因资源，使专利权只授予那些将基因序列具体功能进行开发的发明人 [31]，必将有利保护我国以及其他发展国家的国家利益。 建立专利以及计算机软件的信息及时公开制度。 研究表明，在专利领域，发明人的申请是有客观规律的。 在技术发明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专利战略的实施。 专利申请既能反映技术发展的规律，也能反映市场占有趋势。 哪个领域的专利申请急剧增加，一般说明这一领域在这个时期内是技术发展的方向。 [32]哪个国家的外国申请量急剧增加，一般就反映了外 国公司对这个国家市场的重视程度。 计算机软件开发实质上是技术开发，也遵守上述规律。 跟踪技术发展方向和市场瓜分的趋势是建立安全制度的基础。 一方面，掌握新的技术发展方向可以使我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盲目投入技术研究的资源浪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科研机构和外国研究机构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另一方面，追踪市场动向也为我国企业实施其自身知识产权战略，维护经济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分行业、分技术领域，对重点企业、重点技术进行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信息公开发布制度，有利于促进企业在竞争过程中的信息对称化，可以促进充分的市场竞争。 （四）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合作促进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使之有利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在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充分合作，避免过度的制度竞争。 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有着共同的需求。 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 “以市场换技术 ”，但是，这种战略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优惠上互相竞争，最终形成的国际秩序往往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安全。 因此，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上达成较为广泛的共识，建立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战略同盟，进而确保知识产权的 国际秩序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是极为重要的。 当前，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两个阵地，特别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多数地位，影响世界知识产权制度的进程，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进而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五）、针对我国国情，在现有知识产权框架下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知识产权安全制度。 在有关国家核心安全的技术和产业领域实行特殊政策。 例如，农业和粮食安全对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我国有 13亿人口，粮食问题必须在较大程度上自主解决才能保证国家的 最终安全，另一方面，我国有近 70%的人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