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2创业资料-hpway(惠普之道)(编辑修改稿)

862创业资料-hpway(惠普之道)(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弗洛拉的婚礼。 他们五个子女中的三个子女以及我和我妻子的所有四个孩子都是由他主持洗礼的。 在特曼的毕业班中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巴尼奥利弗。 他是作为三年级生从加州技校转学到斯坦福的。 他已经学过了必修的大部分工程学课程。 特曼准许他到毕业班学习，但有一个条件：如果巴尼未能通过第一次期中考试的话，他必 须退学。 事实上，不仅在期中考试，而且在那一年的所有考试中，他得分最高。 形成一个核心 由于共同上特曼的课，休利特、波特、奥利弗和我 4个人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一些年以后，我们这批人成为惠普公司的经理班子，这决非巧合。 波特于 1976年逝世。 他作为生产经理在公司度过了 30个年头。 奥利弗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应用科学家之一。 他于 1981年退休，曾担任惠普公司的研究开发部主任，现在致力于外星智力研究项目。 比尔休利特和我都爱好大自然，这在大学低年级时就表现出来。 当时我们的一位教授组织了一次对内华达山脉的考察旅行，参观了南加 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经营的水力发电厂。 比尔和我利用这个机会去钓鱼，玩得好开心呀。 有了这个开头，以后我们又多次到山区旅行，包括 1934年我们毕业后不久到科罗拉多进行的历时两周的徒步旅行。 那次旅行，我们还租了一匹马，租费一天一美元；我们徒步游历了圣胡安山脉。 毫无疑问，对大自然的共同爱好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助于我们互相理解，彼此尊重。 这是我们在事业上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的核心，这种关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弗雷德特曼对无线电工程的浓厚兴趣促使他认识了几乎所有在这个行业进行开拓工作的人，其 惠普之道 Max Chen 11 中许多人居住在帕洛阿尔托地 区。 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西里尔 F埃尔韦尔进行的早期无线电工作，于本世纪初组织成为联邦电报公司。 李德福雷斯特于 1908年在帕洛阿尔托发明了真空管。 弗里茨科尔斯特在本世纪 20年代研制成功无线电测向仪。 在 20年代初期，加利福尼亚湾地区的许多地区迁移到芝加哥。 芝加哥成了无线电工业的中心。 1932年，联邦电报公司向东迁移到新泽西。 但许多人不想迁移。 他们宁愿留在原地，创办自己的技术公司。 在 30年代，特曼的毕业课程无线电工程学包括参观这样一些公司。 我记得，我们参观了设在帕洛阿尔托的卡尔工程公司、设在伯林盖姆的艾 特尔 — 麦卡洛公司、查利利顿工厂（它后来发展成为设在雷德伍德城的利顿工业公司），还去旧金山会见了正在研制电视摄像管的菲洛法恩斯沃思。 我记得特曼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到了吧，大多数成功的无线电公司是由受教育不多的人建立起来的。 ”他又说，对那些在这个领域里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的人来说，成就事业的机会就更多了。 这使我们深思。 大学最后一年，在特曼的鼓励下，比尔休利特、埃德波特、巴尼奥利弗和我拟订了一个毕业后自己创业的试验性计划。 但我们的计划搁浅了，因为 1934年春季，我得到了通用电气公司（ GE）为我提供的一份 工作。 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中，工作很难找。 特曼鼓励我接受 GE的工作。 他说，我在那里会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们日后自己创业是有用处的。 他还认为，比尔会从研究生课程中得到好处。 于是，我们大家商定推迟我们的创业计划，不过仍然决心最终还是要创办我们谈到的那个公司。 在通用电气公司的经历 我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要等到 1935年 2月才开始。 所以我决定在 1934年秋季到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听一些课。 最好的课程是哈奇森教授讲的工程教学。 他在黑板上写五位数字，每列各 20行，然后再增加，他书写速度之快是班上任何人都赶不 上的。 我发现他的课程是我学的所有课程中最有趣味的课程之一。 1935年 1月，我开车带着母亲和妹妹到东部的匹兹堡拜访一些朋友。 接着我驱车到斯克内克塔迪，开始在通用电气公司（ GE）上班。 第一天，我见到了博林先生，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对我进行面试。 他知道我对电子技术（当时仍然叫无线电）感兴趣，但他对我说，在通用电气公司，电子技术是没有前途的。 他建议我把我的工作和兴趣集中于发电机、引擎以及公用事业设备和电力传输系统的其他重型部件上。 我常常回想起博林先生的劝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惠普公司比他当年向我提出忠告时通气 公司要大得多。 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 GE也仍然执行它的既定政策，每年雇佣一些大学毕业生，首先让他们在各种检测部门工作。 我最初的任务是在制冷产品方面，检测冰箱的泄漏和其他毛病。 我上的是中班，工作实在乏味。 惠普之道 Max Chen 12 我决定自行另找工作。 我先是在无线电发射机部找了一份工作，负责检测给军队制造的一些设备。 这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又琢磨起来，在真空管制造部找了一份工作。 它是 GE的主要研究部门，设在同一幢大楼里。 这项新工作满有趣味。 我还有机会认识了主要研究实验室的一些有很有才能的人。 我最初工作的那个科室制造可控汞汽矫正管，用 以控制斑口和缝口的焊接。 最大的管子是一个玻璃球状管，有一加仑罐那么大，上端有一个密封的阳极，水银柱跟密封的底部相连。 控制部分是一个碳化硅尖片，与管子侧面的密封垫和引线相连。 在控制周期的每个正半周产生弧光，也可以用仅几分之一的半周来控制。 如果控制部分失去控制，管子即爆炸。 检测设备安装在这个大楼的底层，那里的仓库有两个大门，检测期间都大敞开。 矫正管有密密麻麻的金属网加以保护。 如果管子爆炸，金属网可以兜住玻璃碎片，而水银柱则化作一缕气体，从敞开的大门飘出室外。 操作人员必须赶在水银蒸汽之前冲出室外，等它飘散以后再 返回室内。 矫正管成批生产，每批 20支。 最后一批产品中的所有管子都不合格，为此，给了我一份新的工作，要求下一批管子都能通过检验。 共同工作 我对失败的原因做了尽可能全面的了解。 我决定把我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车间，以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出差错。 很快就查明，设计部门下达给工人的指示不够充分，无法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正确无误。 我发现工人很想干好工作。 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进行检测，查明每一个失败的原因。 结果，那批二十个矫正管全都通过了最后检测这一关，没有一支不合格的。 对我来说，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除了书面的操作指南外，往 往还必须亲临现场指导。 后来惠普公司实行的“现场管理法”，就是由此产生的。 那时， GE的朋友和我，每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 90美元，所以，我们五六个人租一间大房子，雇一个勤杂工。 我们每天的生活只花一美元，还剩许多钱作为别的费用。 一套相当不错的服装，只需 25美元。 所以，尽管工资很低，我们每月关际上仍可节约一些钱。 我很珍视我在 GE的经历。 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我后来自己创业很有帮助。 我还同一些人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他们后来对电子技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中的一人是博比威尔逊。 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离校第一年给莱特博士的 私人飞机当无线电操作员和导航员，周游世界。 博比后来当了 GE在芝加哥的 X光分部经理。 另一个人是杰克哈钦斯，他在 1936年春天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会议上向我提交了一篇论文。 杰克后来在伊利诺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制造大功率晶体管。 在斯克内克塔迪，住在我们房间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约翰弗卢克，我们成为终生好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在华盛顿为海军上将里科弗工作。 战后，他在西北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 约翰弗卢克制造公司。 这是一家生产电子仪器的大企业。 通过约翰，我结识了里科弗海军上将。 1969年我到华 惠普之道 Max Chen 13 盛顿 就任国防部副部长时，里科弗对我的帮助极大。 约翰凯奇也是我在 GE结交的朋友，他后来在惠普公司起了重大的作用。 战后，约翰在珀杜大学当电子学教授。 如果我们要雇佣学工程的毕业生的话，我就给打他电话。 他给我们推荐了许多杰出人才。 1956年，我们聘用约翰监督一项重要的产品开发计划。 后来，他组建了我们第一个在英国的子公司 ——惠普有限公司，并担任经理。 1971年，他同巴尼奥利弗一起编著了《电子计量检测学》。 1936年，由于仍然受经济萧条的影响， GE压缩了它的一些工作计划，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在下午三点就下班了。 这使得我 们有了打高尔夫球时间，对我来说，有了打篮球的时间。 我喜欢体育比赛，终于参加了当地的职业球队。 我们在晚上练习，周末在纽约北部或新英格兰的一些小城镇进行比赛。 我们每周只挣几个美元。 数额并不很大，但是，在当时经济萧条的日子里仍然是管用的。 我们在纽约市第 34街国民警卫队操练厅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 当时比赛的情况，我记得已不多了；只记得我们队输了，还记得比赛开始时是由当时走红的歌星凯特史密斯抛的开场球。 当我回到斯克内克塔迪时，比尔休利特正忙于毕业课程。 1935年他在斯坦福读了一年，次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得了硕士学位。 在剑桥的时候，他到斯克内克塔迪访问了我几次。 我们泛舟游乐，畅叙友情。 我很喜欢呆在斯克内克塔迪的那些日子，许多周末是在北纽约、佛蒙特和新罕什尔的湖泊中垂钓度过的。 秋季，树林中异常美丽。 GE的朋友和我常到林中狩猎鹿、山鹬和其他野生鸟兽。 冬天，我的许多周末是在纽约州北克里克滑雪度过的。 当时滑雪刚刚开始流行。 北克里克人用他们的校车把滑雪者送到戈尔山顶。 有许多滑道可供初学者和滑雪专家选择。 滑雪板是用山核桃木、木岑木或者槭木做成的。 我由于错过了滑道上的转弯儿处，闯入树林中而折断了三副滑雪板。 幸而我的腿比滑雪板更坚固 些。 这些活动使在斯克内克塔迪工作的大学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1937年，我开车横跨各州到帕洛阿尔托。 我带有一条睡袋，所以不必住旅馆。 当时，在公路上任何一个方便的地方睡觉，都是绝对安全的。 那时，比尔已从东部回来。 我希望跟他聊聊。 不过，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个年轻的女子露西尔索尔特。 在斯坦福高年级，我在女生联谊会餐厅当服务员时，首次认识了她。 1934年春季的一个周末，我的一批朋友组织到旧金山旅行，约定星期六的晚上在马克饭店跳舞。 我没有什么舞伴，我的一位朋友认为他在戴尔塔加马认识的一个年轻女子也许会同意陪 我去。 而我正好在戴尔塔加马的厨房工作。 当我正在厨房忙于盆盆碗碗的时候，露西尔走过来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找我。 ” 在舞会以前，我对露西尔了解很少。 她是来自旧金山的一个聪明美丽的大学生。 我们跳了一夜舞，顿生爱慕之情，甚至在我们毕业后，两人相距 3000英里之遥时，情丝仍然不断。 毕业后的几年中，我有 惠普之道 Max Chen 14 机会认识了露西尔的双亲和她的妹妹奥德丽。 奥德就读于斯坦福。 不久，露西尔和我就开始认真地考虑结婚问题了。 在帕洛阿尔托之行中，我也同比尔休利特相聚。 当时，我们举行了我们的第一次“正式”创业会议。 1937年 8月 23日会议记 录的标题是“创业计划的初步组织规划和初步工作纲要”。 我们讨论的产品设想包括高频接收机和医疗设备。 还指出，“我们要做出一切努力，赶上新出现的电视机技术。 ”我们给我们的新公司起了个名字，叫“工程服务公司”。 1938年春天，露西尔和我决定结婚。 她辞去了斯坦福在学注册主任秘书的职务，乘快车到芝加哥，然后换乘火车抵达斯克内克塔迪。 这是 4天的路程。 当时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没有向 GE请假，冒失去这份工资较高的工作的风险。 我没有向 GE的人们流露出我不打算再回去的任何迹象。 为此，我利用星期五的下午结了婚，周末在蒙特利 尔度了“蜜月”，星期一清晨就重返工作岗位。 在那些岁月里，弗雷德特曼一直在考虑比尔和我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