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充电-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中国人劣根性(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理。 ”我坚持不为所动,心想自己就是太讲人性,所以酿成如此大错。 一个考勤制度执行都如此艰难,其它的制度就不用多说了。 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 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 真是比杜娥还冤。 企业从 40 人变到 200 人,管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可是我们的经理们凭感觉管理惯了,用制度管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我妈妈最小的一个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外面混,经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内被警察抓了 9 次,平均一年三次,然后我妈妈次次都把他成功地营救出来了。 只要他一出事,我妈妈就会到处找关系(我认为她在那个城市简直有一个关系宝库),比如哪个的爱人是刑警队的,哪个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备好 礼送过去,我那个混江湖的小舅就得意洋洋地出来了。 所以我很小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有关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 7 年,出来后 40 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 我想就是他因为以前在我 ***包屁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 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我在公司跟员工谈话,结尾通常会说:“今天我跟你谈话的意思只是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听起来有点绕口。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他们非常敏感。 你说他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他会联想到公司是 否想炒他;你问他们部门的工作量是否饱和,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最近有没有继续进修的打算,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 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谈话的内容,而是花很长时间来琢磨为什么要炒他。 中国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 大家喜欢猜来猜 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 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 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 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 造成了。 有个故事说,一个人去找邻居借斧头,可是他觉得邻居与他有些矛盾,不知道会不会借给他,所以边走边想,越想越气,最后跑到邻居的门口说:“你不用借斧头给我了。 我才不会求你。 ”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含蓄”的人,有事爱闷在心里不直接说,自以为这是顾及别人情绪,是一种修养,其实很误事。 我曾经不喜欢我的一个下属到了极点,有段时间我每天都想炒掉他,而且这个想法象条毒蛇一样越缠越紧。 但我强迫自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有什么问题;第二是坦诚地跟他交换意见。 结果两人一摊开说,就那么点事,大家还有继续合作 的机会,结果我们又共事到今天。 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会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 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 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 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 就事论事就完了。 谈恋爱可以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一点,千转百回都行,办企业也这样,就会影响效率。 中国人在企业里面,怕着怕那,提防心太强,往往把 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其实说穿了, 人都很简单,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了,哪有那么可怕。 都是你怕我,我怕你,相互间怕出来的。 一个企业里面的政治气味太浓,跟老板也有关系。 如果老板的控制欲太强,且以支配比他学历高的职业经理人为乐,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 中国的民营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 没有一个环境是完全纯净的,发生政治行为也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但要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 政治行为太泛滥了,就会损害诚信。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 但中国人很喜欢把“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 公司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公司为什么要炒掉他。 ” 拜托,如果只有“坏人”才能被炒,请告诉我“坏人”在哪里。 我从不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公司的价值。 如果对公司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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