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管理-交易成本理论与合同法的经济分析(编辑修改稿)

成本管理-交易成本理论与合同法的经济分析(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6 月 28 日《法制日报》报导，我国企业间签订的合同有 50％不规范，全国一年有 500 亿元金额的合同违法；全国每年约有 3000 ～ 4000 亿元的合同金额得不到履行，无效经济合同约占全部经济合同总量的 10％～ 15％。 对此，一种实证的研究结论认为，违约率（合同纠纷数和合同总份数之间的比例）与履行率是对应概念，履约率越高，则违约率越低，反之亦然。 违约率还与契约市场发育成反比。 在初期市场的情况下，由于市场风险的作用暴利机会的刺 激，致使大量的交易行为短期化，呈现出高违约率和高履约成本的局面。 这也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况。 而随着初级市场向现代市场转变的完成，市场相对稳定，暴利机会相应减少，可预期交易得到发展，将呈现低违约率和低履约成本的契约 (大量管理资料下载 ) 良性运行的局面。 [11] 在看到这种趋势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合理消解合同过程中的风险：一方面可以通过合同法规定的对当事人损失进行补救的措施，如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损害赔偿等进行处理。 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合同法监督机制（如合同公证、鉴证及合同担保等制度），通过制裁机会主义行为，将一定的风 险（违约的经济损害）承担转移到违约者。 经验证明，合同监督越健全，违约率相应会下降。 但是，并非所有的违约行为都会因加强合同监督而销声匿迹。 无论契约法规有怎样的救济机制，它毕竟只等同于市场价格机制，并在本质上是以个人利益的实现为存在基础的。 这种个人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秩序产生某种破坏作用。 例如有些个人和企业为实现其私利最大化，会采取拖赖合同义务后短期行为的手法，从而使合同法律制裁难以被执行。 另外，在合同监督部门存在内部动力障碍和信息障碍时，会很难进行有效监督，监督成本比违约成本更高，造成经济资源的双重损失。 （三）救济成本 所谓救济成本，即人们依法请求恢复自己原有合同利益或获得赔偿所支付的金钱、时间、精力和精神负担。 广义上的救济成本具体包括各种方式的合同解纷成本，如当事人协商成本、调解成本、公证成本、仲裁成本和诉讼成本等。 这些解纷方式并不是完全排斥和相互对 (大量管理资料下载 ) 立的，实践中，当事人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之任一种救济方式。 这就意味着救济成本具有复合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受损总要寻求救济。 但救济成本的支出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尽快恢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尽早结束资源被冻结、难以 发挥效用的状态。 以我国的合同纠纷的审判实践为例：（ 1）缺乏灵活、简便、能够适应各种经济冲突解决的程序手段，程序措施不够经济，诉讼中的人力、财力的耗费始终居高不下。 （ 2）合同审判的适用程序选择不尽恰当，如前所述，合同法本应以鼓励交易为其主要目标。 然而， 1985 年《经济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标准却过于宽泛，法官经常宣告一些本应有效的合同为无效，消灭了许多本来不应被消灭的交易。 过多地宣告合同无效，不仅将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而且也不符合当事人订约的目的。 （ 3）合同裁决的执行率低，相当多的裁决不能执行或不能完全执行，从 而造成当事人无谓的诉讼成本支出。 我国目前每年有效合同约 20 亿份，如果违约率为 10％，则违约合同数应达到 2 亿份之多， 但表现为合同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或向仲裁机构申请解纷的申请解份的合同纠纷只有 100 万份，只占违约合同总数的 5％。 究其原因，与合同裁决的执行率低不无关系。 对于降低救济成本，我们有如下忠告：（ 1）给合同当事人提供多种合法解纷办法，允许其选择救济，而不是只准走行政干预和司法解纷一途；（ 2）鼓励合同当事人充分协商，尽可能将违约成本“内部化”， (大量管理资料下载 ) 即损失由双方分摊，但双方交易地位显著不平等者不适用协 商办法；（ 3）在很大程度上，合同纠纷“私了”优于“公断”，合同当事人彼此之间的谈判优于司法审判。 三、合同形式的宽松化设计与不完全合同 合同法的经济实质是提供各种交易规范和标准术语，以便当事人在合同过程中有法可依，从而减少他们为达成交易规范和反复推敲合同条款需的成本，降低在市场变化条件下的交易风险。 前述对合同交易成本的分析，对优化合同法原则和诸条款有很重要的启发。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合同形式的要式原则和不要式原则的选择问题、合同欠缺条款即不完全合同问题作一点分析。 （一）合同形式的要式原则和不要式 原则之选择 从合同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总体而论，古代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 princi。